【明慧网2004年10月29日】1999年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首先第一念想到的就是：这一定是检验大法弟子能否圆满的大考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压力有多大，我一定要坚修到底！正因为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但由于当初不懂得什么是正法修炼，所以对邪恶的无理伤害只是一味的承受，一味的向内找，却不去辩解什么，炼功也改成偷偷的炼了。就这样的过了一个星期，我感觉不对劲——师父在《证实》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做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当我悟到之后，我就开始跟周围的人讲大法是怎么回事，我炼功的亲身体会和我父母炼功以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的故事。慢慢的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当面攻击大法的人也少了。
为了進一步证实大法，我每天早上到职工宿舍门口前的大石墩上打坐炼功，这样全公司的职工都能看得到。这样做效果也很好，再也没有人反对了，以前非常反对的一个保安班长得了乙肝离开了公司。
我在上海一家台资企业打工，没有任何功友跟我接触，也看不到明慧文章，每一步怎么走全靠自己悟，但就是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我还是闯过来了。
为了向更多的人讲清真象，我利用空余时间写了一些真象文章然后拿到打字店去打印、复印，然后自己出去散发。后来我又觉得这样做收效太小，师父被谣言恶毒诽谤，做为弟子应该为师父鸣冤，于是我又决定去北京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
当我决定辞职要去北京的时候，很多同事都来劝我，叫我不要走，说去北京没有用，政府不会听你的。但我决心已定，谁也阻止不了，还是把辞职报告交上去了。我知道去北京意味着什么，为了把大法永远带在身上，我每天下班就抓紧时间背《转法轮》，终于在临走前把《转法轮》背下来了。公司经理看了我的辞职报告后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觉得去北京有用吗？”我回答说：“不管有没有用，我必须得尽我的心。”他又说：“那你就不用辞职了，我给你办停薪留职。”我答应了。临走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讲了大法真象和我去北京的原因，最后我又写了一句：“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还会来公司上班。”
2000年12月5日，我和父母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当时广场有很多的警察，还停了好几辆警车专门抓捕大法弟子。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不断的站出来高举横幅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但是只要他们一站出来，就会有一大批警察疯狂的扑过去，把学员打翻在地，抬上警车。我看见有一个学员展开了横幅，想跑过去帮他，但还没有跑到跟前就被警察截住了送上了警车。我们被关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已经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高声背《论语》，背《洪吟》，虽然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但大家的心却紧紧的熔合在一起，在这个场中，我没有一丝的害怕，心里只是想着维护大法，证实大法，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
后来我们被押送到了湖北省麻城市中驿镇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面我没有停止证实大法，我利用同修送菜接见时递進来的纸和笔继续写真象文章，然后由同修传出去。我在里面关了将近两个月，我就和父母商量：“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关在这里消极承受，应该跑出去。”父母当时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认为我跑了可以到上海去上班，而他们跑了以后没地方可去，回到家还会被抓進来受到更严重的迫害，所以只同意我跑，他们不想跑。其实当时要跑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我跑出去以后，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来到了上海，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正念走脱一个星期以后，江泽民下达了密令：“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我们中驿镇的功友全部都被抓進去了，那些恶警每天狂喊着这句口号对学员進行残酷的洗脑折磨，我爸爸被打成重伤，妈妈被判了劳教，很多功友都违心的写了“三书”。
我回到上海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刚好是我签约恢复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要我做得更好。我把我去北京的亲身经历和见证写成一篇文章，题目是：“千古奇冤，让人心寒——来自死亡线上的报告”，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广泛散发，同事们看到了以后都感到很震惊，对这场迫害有了更深的了解。
后来上海嘉定区的派出所知道了我炼功的事，他们企图迫害我，由于公司经理事先通知了我，我赶紧把大法书籍和资料全部都转移，他们什么也没有搜到再加上公司负责人说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职工，所以他们的迫害没有得逞，但从此我的麻烦就不断。
2001年7月，我被迫离开了上海，来到了江苏省昆山市，在昆山市找了一份工作。我仍旧一边工作，一边证实大法，没过多少时间，全厂的人都明白了真象。但由于我起了很强的做事心，结果被魔钻了空子。9月4日，我在昆山一家打字店大批量复印传单时，被店老板偷偷举报，我被关進昆山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犯人骂大法的时候，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结果被看守所所长听到了，他要找我谈话。我就跟他讲大法真象，他被我义正严词驳得无话可说，仍旧把我关進号子里。我在监狱里不停的背法、发正念，一个月以后我被无条件释放了。我又回到了老家麻城。但此时，我在常人中几乎是一无所有了。当地功友为了帮助我，帮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
2002年7月，我来到武汉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家具厂上班。在这里我和武汉功友取得了联系，他们帮我解决了资料来源问题。我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炼功，发正念，有时晚上独自一人提一包资料出去发。由于武汉是省政府所在地，邪恶对这里控制得比较严，但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好几次都有惊无险，顺利返回。
2002年9月21日我接到家乡功友电话，说我父亲身体不行了，要我回家照料。我连忙请假回家，但我回家第二天，父亲就去世了。我当时一片茫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不通，父亲在监狱里虽然受刑过度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但他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还是挺过来了，为什么回到家里身体还是没有好呢？不是有师父保护吗？怎么还会死呢？同年11月30日，师父发表了《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看了师父的讲法以后我才明白过来，也许父亲以前跟旧势力有约定，在正法的哪一天必须得这样走，父亲由于不能全力否定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所以就先走了。
我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仍旧回到了武汉，由于在家耽误时间太长，原来的厂進不去，我只好又重新去找了一份工作。
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我又要面对新的压力，重新开创修炼环境。刚开始的时候抵触比较大，他们都不愿听我讲，反而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没有灰心丧气，想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心里便升起了无限的慈悲，我把周围的人都当做自己的众生来看，为了救度他们我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晚上同事们睡着以后，我在宿舍里打着手电写文章，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我尽量不开电灯，电筒没电再去充电，我针对他们的提问和心理障碍写了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写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以后都说从来没有像昨天晚上睡得那样踏实。我悟到写文章的过程就是清除邪恶的过程，清除了操纵控制人的邪恶，世人才能得到救度。中午下班休息的时候，我就把昨天晚上写的文章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都抢着要看，看了以后都说很好，有两个人当时就表态，要跟我学功，还有人跟我要传单，要帮我发传单。由于我带的光盘数量很少，有两个人为了争光盘差点吵起来。我告诉他们炼功人要忍，我以后会带更多的光盘送给他们，他们就不再争了。我看到了众生对法期盼的那颗心，时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好，晚上我又教他们炼功。他们都尊称我为“大师”，我告诉他们：“师父只有一个，只有李老师才是师父，大家都是弟子。”
后来老板知道了这事，他找我谈话，对我施加压力，我就给他讲真象，讲我全家炼功受益的实情和惨遭迫害的经过，又讲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真象，他听完以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诉我以后要多加小心，我为他明白真象而感到欣慰。
五年来，我们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悟到的法理也非常的多，我所写的这些也只不过是我经历的一小小部分。在这五年当中，我们经历了数不清的魔难，亲眼见证了邪恶的疯狂迫害，也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我们也锻炼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每次的提高都是生与死的考验，每前進一步都是脱去人身，走向神的过程，在魔难中，在逆境中，我也经常感到疲劳、困苦、孤独、寂寞、凄凉与无助，身在异乡有时还觉得自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当所有这些感觉一齐向我袭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简直就快承受不住了。可是每当我想到师父的洪大慈悲，师父为我们承担和付出的一切，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这时，心里除了感恩和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片苦心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在这过程当中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是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因为只有师父才能给我们带来生的希望，师父所安排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由于我们都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所以在证实法中，在过关当中，有时候也会用旧的理去衡量一切，说简单点就是放不下人的观念，看不到法的真实展现，用人心对待法，所以才会摔跟头，给自己修炼制造障碍，给师父正法带来难度。当我们完全放下自我，真正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却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时我们能真正体会到师父所说的：“这本书是万能的，无所不能。”（《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