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摧残　甘肃杨君被迫流离失所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杨君，家住甘肃省高台县安居区，曾在高台制鞋厂工作，修炼法轮功后，从一个体弱多病、性情孤僻的人成为一名身心健康、为他人着想的好人。然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她被非法囚禁、劳教，历经酷刑折磨和人格侮辱，身心遭受摧残，家人也屡屡遭受当局的骚扰，凄苦生存。杨君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下面是杨君自述其经历。

修炼法轮功让我身心受益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性格孤僻，结婚后由于自己性格内向，心胸狭窄，遇事不能忍让，所以经常和丈夫、婆婆、小姑子发生矛盾，以至产生怨恨。在单位里也是这样，经常为了一点名利和同事争争斗斗，把自己的身体搞得一身糟，年轻轻的就患上了多种疾病，如心脏病、偏头神经疼、眩晕症、咽喉炎、低血压、失眠、慢性肠炎、乳腺增生、子宫下垂、子宫颈炎、痔疮、肩周炎、皮肤病等。身体被各种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如偏头神经疼，眩晕症犯了的时候，连坐也不能坐。经常要打葡萄糖，喝脑心舒等药，在厂里上班都带着药罐子熬药，真成了有名的药罐子，也是邻居的负担，丈夫因工作原因经常不在家，邻居们常常照顾我。有天早晨我把门锁上出去没回来，邻居以为我又病得出危险了，几位邻居急得撬开窗子来救我，都出过这样的笑话。为了治病花了很多钱，我练过各种气功，去过多家医院也没治好。在承受不了精神、病痛折磨时也想到过自杀。

幸运的是大概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份，一次机会我得到了《转法轮》等法轮大法书籍，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以前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我在人生当中所有的不幸都是不重德造成的，我悟到我不能再和人争斗，不能再为了个人利益去伤害别人。自然我在家庭中也就知道孝敬老人，不再打骂孩子了。由于按照大法的要求重德修炼，各种疾病奇迹般都好了。更神奇的是疼了两年多的患肩周炎的右胳膊，在开始学《转法轮》一周之内就能活动自如，不疼了。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经常唉声叹气的我变得心情愉快了，家里再也不吵闹也祥和了。

在厂里，因修炼前有病不能干重活，重活都得同事干，修炼后我觉得欠了同事的，所以脏活累活抢着干，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也体谅到厂长工作不容易，再不给厂长、给单位添麻烦了。由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得到同事和邻居的赞同，大法治愈了我全身的疾病，大法从新塑造了我的人生观，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感恩李洪志师父教我做一个先他后我、完全为了他人的道德高尚的人，真正体会到法轮大法的无比美好。

遭受刑讯逼供和人格侮辱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此，做好人变得难上加难。二零零零年八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高台县公安局的秦玉，伙同城关派出所教导员、裴延斌，还有二个不知名的警察共五人喊开我家的门，未出示任何证件，把我和丈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主要参与非法审问我的有：高台国安，高会（音）女，一个姓王的男警，年龄三十多岁，一个叫李兰芳的女警，一个姓白的书记员。李兰芳和王姓警察在非法审讯时，对我酷刑逼供、辱骂、殴打，使我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和刺激，姓王的骂人嗓子都骂哑了，一次王姓警察和李兰芳让我站在刑讯房的地中间，姓王的凶狠地照我脑门打了一拳，我被打得栽倒到在墙边的暖气片上又弹了回来，李兰芳恶声对我喊到：“站好！”然后两人对我乱骂一顿，姓王的把我头发揪掉了一绺，还说：“你的头发咋这么不牢？”我的上身只穿一件短袖衫，在撕打时我衣服扣子被撕开，姓王的三次用闪着光的电棍对着我的眼睛要电击我，在我的强烈反抗下才罢休。姓白的书记员把吸到嘴里的烟吐到我的脸上。第二天，姓王的正在骂我，进来四、五个男人，其中有一个是政法委副书记周积善，这几个人一进屋就对我污言秽语，污骂大法师父，骂我，言语极其肮脏下流，骂着还哈哈狂笑。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对他们喊了一声：“不准污辱我的师父！”周积善就跳起来扑向我，嘴里骂着脏话，手就使劲地扇我的脸，打了有一、二十巴掌，其余人也一拥而上地打，有的揪头发，然后用铁铐将我的双手从背后铐起来，还用力往上拉胳膊，我的左手腕被勒得皮开肉绽，露出了白骨。当时高台水利局派去的“帮教”周看仁，就是这件惨案的目击者。

恶警们对我的迫害已无人性可言，但我还是本着善心对他们说明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场的还有一位是当时城关镇的女书记，我说我修大法前连半桶水都提不动，修炼后，我在水利局修家属楼的工地上干活，出大力气不偷懒，就连监工的都说我太能干。我家庭和睦，与人为善，这些变化水利局家属都是亲眼见证了的，你们说我炼法轮功有啥不好？女书记不但没有反省，第二天还对我嘲笑，侮辱说：“抄花子，你那么相信你的师父，咋没让你发财、享受，你咋还跑到副业队上挣钱哩？”说完女书记、李兰芳、姓王的哈哈大笑。

第三天夜里，由于几天几夜没让我睡觉、没让我吃饭，我站得脚肿了，充了血，鞋带勒到肉里，身体很难受，眼睛发黑险些栽倒，被李兰芳连喊带骂，最后我被铐到一个小沙发上，说让我睡一会儿，刚睡下就被进来的人吼起来，然后有县委副书记杨兴国对我问话 ，他对我说话的口气一直是吼叫的，他使劲拍着桌子用很肮脏下流的话骂我说：“看你那个熊样子……把你男人的工作开除了，打工都不让你打，不让你生活，看你再敢炼！”

高台县委书记张平更是对我实施人身攻击，在我的家人，亲戚和其他人中败坏我的名誉，张平从来没见过我，却能随便污辱我的人格。所有参与迫害了我的人，还对我丈夫的单位，还有我早已失业不干了的单位，和我的家人，小姑子、孩子、婆婆进行株连迫害，有的领导在这种仇恨煽动的诱骗下，也不同成度的参与了迫害。

三天后我被绑架到县看守所遭关禁闭等迫害。在这期间县公安局副局长秦玉还凶恶地威胁我说：“不老实等着看！”在高台看守所，我被迫害关押三十八天放出，出来后经常有穿警服的人到我家骚扰，水利局书记马俊琪多次逼着让我做保证，公、检、法人员经常逼我的老婆婆汇报我的情况，有时候对她很凶，老人说她逼得没办法了，找了根绳想上吊，刚要挽绳子，孙丫头回来了，看孙丫头可怜就把绳子藏起来了，我家的亲人和孩子们一直生活在中共邪党制造的红色恐怖中。

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历经身心摧残

从看守所出来两个月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家进来五、六个穿便衣的男的，自称是公安局的，其中有一个名叫阚仲毫（音），叫我跟他们走问个话，没出示任何证件，我穿着单衣裤被骗到看守所，被锁在一间又脏又冷的房间里，第二天我被用汽车送到甘肃省平安台第一劳教所七大队女队，不明不白被非法劳教一年。

我被带到劳教所二中队值班室搜身，然后指定两名吸毒人做我的“包夹”，我的行走吃、住、上厕所都有包夹看着，晚上睡觉和包夹盖一床被子，我被挤在很窄的单人床靠墙的边上，如果“包夹”不允许自己坐起来都会遭到打骂。第二天早上我就被苦役劳动，不让戴手套用手把带着冰渣子的煤泥搓成煤球，双手冻得红肿。不久我抵制“转化”被打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严管组”，一次因我不背劳教所编的诽谤法轮大法的“监规”，被七中队队长胡瑞梅，沈某指使吸毒人对我威胁逼迫，说：“劳教所有的是办法让你背，让你一下死掉太轻松了，要让你话得生不如死”。从那以后我每天被苦役劳动一天后，其他人睡觉了，胡瑞梅、沈某就指使吸毒人把我带到院子里罚站，用尽邪恶手段，胡瑞梅指使吸毒人打我。我有时被罚站到凌晨三点才让睡觉，我一直被罚站到出劳教所。

有半年时间。她们还采用不“转化”就对“包夹”延长刑期，煽动吸毒人对我的仇恨。我上到劳教所帐上的钱，她们可以给吸毒人买东西，我出劳教所时帐上还有50多块钱，被胡瑞梅赖帐不给。我的鞋穿破了，我要求用我帐上的钱买鞋，胡瑞梅野蛮地说：“不转化，不给买！”我穿着露脚趾的鞋，又要在农田地里苦役干活，造成右脚拇趾和两个小趾磨伤、化脓趾甲脱落。

有一次有个带工的女队长，姓张，说话结巴，让我码草帘子垛，我抬着捆得很大的草帘子往比房子还高的垛上码，因干得太累了，跌倒被捆子砸伤了脚，她就骂着说：脚疼也得干，你不是不转化吗，我让你干活累得自己转化。在那个人间地狱里，确实有一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超强度的苦役劳动迫害得违心转化。

二零零一年因七大队修建大门，外边有施工的外人，为掩盖罪证，她们就把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房搬到院内的菜窖里，窖顶是用粗木杆搭起的。在菜窖主要实施酷刑迫害的主要人有：大队长戴文琴（音），大队教导景雪峰（音），二中队长胡瑞梅，一中队长姓李，吸毒犯外号，敦煌，（因是敦煌人），犹大张会（音）。大概迫害使用的手段有：把法轮功学员背铐吊起，用吸毒人穿脏的袜子、抹布塞到法轮功学员的嘴里直到嗓子里，然后毒打侮骂，往墙上撞头，法轮功学员刘菊花就是受的这样的酷刑。法轮功学员冯金莲从菜窖出来时，被折磨得走路艰难，头脸青肿。以上我所知道的是在菜窖被迫害的个别例子。

二零零一年夏天，我原本修大法后变得年轻、健康，体重一百二十多斤，因长期遭受打骂、侮辱、心理刺激和超时苦役，我被迫害得体重只剩百斤，头发花白，面容苍老得连亲戚都认不出来了。修炼而好了的心脏病复发，又出现了心慌、心跳过速。我向胡瑞梅提出要求炼功恢复身体健康，胡瑞梅却骂我说：“黄脸婆，你为啥老了，是你长老的，法轮功没把你炼年轻。”一次我因炼功被胡瑞梅、戴文琴、景雪峰指使吸毒犯人将我抬起，胡瑞梅用穿皮鞋的脚狠踢我的后腰肾部，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吴玉英喊到：“不准打杨君！”被胡等威胁不许喊，我的腰被胡踢伤疼的不能走路，胡仍逼我出工，我不能干活就骂我，收工时我走不动路被胡骂着一脚从地埂上把我踢倒在田地里，晚上我要求写控告她们打伤我不给治还苦役我的材料，当晚值班的队长沈某说：“在这里由不得你，写了也不给你发。”

第二天由一位年轻李队长和吸毒犯人杨东带我到平安台劳教医院，一位中年男医生问我咋了，我指着腰部肿起部位说：打伤了，男医生按了一下伤处就进屋了，李队长神态诡秘地跟了进去，一会出来对我说：你以前害过肾脏病犯了，回去后拿出一点治跌打损伤的药，说是给我治病的，第二天中午在大队门前站队时，大队长戴文琴（音）当着二中队全体劳教人员的面恶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别装了，你的腰疼是你以前的肾脏病犯了。我质问说：既然是肾脏病，你们为啥给我治跌打损伤的药。由于我当众揭穿了戴文琴一伙为掩盖迫害我密谋编造的谎言，她们更对我的迫害加剧。

我的腰伤刚好，就被带到大门外的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窗户是挡严的，非常恐怖，是专门用来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刑房，吸毒犯人被指使到这里对法轮功学员用刑，叫作“给法轮功上莱”，这间屋子从外面看不到里面发生的事，用的刑具有的是从外面拿进来的，如迫害我时用的绳子、铐子等。我被带进去后，被戴文琴一顿恶骂后，由景雪峰、胡瑞梅等三人把我按倒在地上凶狠地毒打、揪头发、扇耳光，用拳打我脸部骨头凸出的部位，用脚踢我的肋骨、腿，衬衣都被撕打破了，打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嘴里流出血和白沫，她们又叫来吸毒犯人单桂莲、包夹我的郭晓彤，和她们一起把我双手反铐吊了起来，只有脚尖挨地，然后胡瑞梅用穿着皮鞋的脚狠踢我的小腿骨，我的双腕被吊铐勒破，全身和心脏剧烈的疼痛，撕心裂肺，疼痛成度已到极限，我的头发，衣裤被汗水浸透的象从水里捞出的一样，嘴里一直流着血，在我呼吸困难时，单桂莲被指使着来问我说：“悔过吧”，那时我已无力说话，痛苦也已到极限，我被放下来后，身体抽搐一团，身体到处是青紫色的伤痕。

家人屡遭骚扰，我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被冤判期满释放，回家后，高台公安、国安，“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德非法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城关派出所对我仍不放过，不久公安开两辆车到丈夫所在单位“六坝水管所”说让丈夫把我叫去，说我没“转化”不能放过我，丈夫求他们先别找我，说我从劳教所出来后身体已经垮了，再经受不了刺激，他们最后答应罢了再找我。在这期间我的孩子，丈夫及家人经常被高台国安等骚扰、恐吓，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在又一次国安要找我时，为了不让因为我被迫害再让家人受苦，我只好忍着内心巨大的悲伤离开了正需要我照顾的丈夫和女儿们，流离失所。

是高台“六一零”、国安恶警恶人们用尽了酷刑毒计，把我修大法后改变得祥和、幸福的家破坏得四分五裂，害得我不能孝敬老人，不能照顾孩子和丈夫，却反将他们所做的灭绝人性的罪恶强加给我，诬陷我不管孩子、不管家。以上所诉只是我遭受迫害的个别几例，在那些被迫害的日日夜夜里，对我精神的刺激、身心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说完的。

正告迫害者停止作恶

迫害我的甘肃第一劳教所平安台七大队和高台县所有迫害了我的恶警、恶人、县委官员们：我曝光你们的恶行并不是仇恨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嫉，与中共相互利用制造了这场“在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迫害”，上演诬陷、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假案，煽动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你们都是这场迫害的受蒙蔽者。你们在无知中犯罪，最终害人、害己。现在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真、善、忍”的法理得到世界善良人们普遍认同，我们的伟大师尊得到了世界人民无限尊敬和爱戴，这些真相被一贯造假的中共邪党所掩盖、封锁，中共邪党执政六十多年，搞了六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六十多年的红色恐怖，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残害了八千多万中国善良的人民，真正的最魁祸首是中共邪党，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它草菅人命，残杀无辜，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善恶必报是天理，天惩邪党已近在眼前。请你们在这场骗局中清醒吧，不要再给中共当替罪羊，脱离中共，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生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