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2年11月16日】我是湖北某市的一名大法学员，1998年3月底年仅23岁的我患上肝炎，于是和药罐子结缘。同年11月，药没治好我的病，却发展成肝腹水、肝硬化，想着我的父亲、三叔、四叔都是肝癌死的，我万念俱灰。精神上的压力，肉体病痛的折磨，使我时刻感受到死亡就在面前，即使活着，也永远地背上沉重的肝病精神枷锁。我不知活着有什么意思，看着身边的人健康地走来走去，我却在深刻地体会着钱再多也不能给我健康；亲人、朋友再好无法改变我悲惨的命运。就在我生命陷入最低谷之时，同事将一本《转法轮》送到了我的手上，我明白了人有病是生生世世做不好的事产生的业力所致，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是返本归真，返回真善忍的本性。第二天我就办了出院手续。我严格按书中的真善忍标准去做一个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不占别人的利益，不嫉恨别人，时刻记着师父讲的“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可以对别人不好”。我的身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年来，我从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康。做为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可是1999年7月，政府中的某几个人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诬陷这么一个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我无法理解这种做法。7.20我和广大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踏上了去省政府的列车，我要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法轮功教我做一个善良的人。”我希望政府能听取我们广大民众的善意申诉，收回错误的决定，可是没有人听我们的事实。在和警察谈到我曾经患过肝腹水时，我流泪了。我只是想向政府说明“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自古以来，人们都敬仰善良的人，都知道做人要讲良心，知恩图报，法轮功救了我的命，在法轮功被诬陷时，我岂能躲在家中，不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由于我的上访，单位多次逼迫我辞职。
2000年3月，看着无数的大法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地走向中央信访办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无数学员被关进监狱、被打，甚至多人被打死，看着师父被谣言攻击，我坐不住了，我要上北京，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可是我还没到信访办，就被襄樊驻北京办事处的公安带回襄樊市一看守所，后又转至保安公司，关了四个月，最后转到“法教班”(洗脑班)。在那里我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六、七个警察对我大打出手，并侮辱师父的法像，我一手护住一张像，他们为了迫使我松手，用绳子捆绑着我，让我站又不能站，蹲又不能蹲下去的那么蹲着，说是“废功”。一女恶警侮辱师父的像，我劝她不要做这种没道德的事，她对我破口大骂，隔几天就把我拉上去，四个人把我抬起来，再往硬梆梆的水泥地上一摔，再抬起来再摔，就这样反复多次逼迫我放弃修炼，然后又换几个人扇我耳光，不记得扇了多少耳光，只觉得眼冒金星，他们打一遍就问一句“炼不炼，上访对不对？”说炼就打，说上访对就打，就这样折磨了我一上午，并扬言我们在那里只能说假话，不能说真话。原来他们所谓的转化，只不过是将说真话的善良群众转化成说假话的人。我在这种高压迫害下，精神濒临崩溃，本已身体康复的我，肝病再次复发，见油就吐，吃不下饭，吐的黄水中带血。我奶奶来看我时，见我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吓得高血压复发，被送进医院。是谁让我的亲人这样跟着遭受痛苦？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谁也不能逼迫我放弃修炼！我自始至终只不过抱着善心说了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好”，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做人的最基本权利。
最后正告所有还在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们：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跟随江氏集团继续作恶，否则等待你们的将是无休止地偿还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