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2年4月8日】我是爱尔兰三圣学院电脑科学系的硕士生，同时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1999年12月底我回中国过圣诞节。在国内期间，我曾到过北京的信访局为法轮功呼吁，在信访局被警察抓起来，并把我和其他的一些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押送回我的家乡长春市公安局。尽管他们后来让我的家人带我回家，但他们没收了我的护照，这样我就不能及时返回爱尔兰继续我的学业。2000年5月13日我去看望一个北京同学时在他的宿舍被捕。这次我被拘留了一个多月，之后被遣送到团河劳教所，一直关到2002年3月12日。其间我被非法拘禁长达22个月之久。团河劳教所的劳教人员宿舍中有鱼缸，有电视，有书桌，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组成的所谓大队里有图书室，劳教所的院子里有草坪、篮球场，养着鹿、兔子、孔雀、鸡，看上去象是个宁静的动物园。但暗地里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从没停止过。所谓的“春风化雨”是在你接受了他的强制洗脑后的虚伪表演；相反，如果一个法轮功学员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么迫害临头是不可避免的。
警察明知道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很多人出去还炼，它们也要逼人表示接受洗脑，写“认罪认错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的材料，揭批法轮功的材料还要念、录像，以便拿去给更多的人洗脑。他们清楚地知道法轮功学员把对真善忍的信仰看得很珍贵，却一定要逼迫人做违背自己信仰的事，根本不在乎我们受到的精神折磨。
团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主要手段就是殴打、体罚、不让睡觉和多根电棍同时电击。在法轮功弟子对劳教所内迫害法轮功弟子真相揭露和国际社会对劳教所内人权状况的关注下，劳教所内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实质改善，而是迫害得更加熟练，做得更加隐蔽。大量的资金投入改进了表面的硬件环境，以此来蒙蔽外界，而对于迫害的内幕，参观者和媒体是不容易知道的。
就拿我自己的经历举例来说，我在该劳教所第一个月的一天里，曾经被十个犯人毒打过，他们后来告诉我是警察命令他们这样做的。他们用拳、脚和膝盖，猛击我的身体，我的大腿被打得黑紫一片，两个星期不能走路。
体罚的主要方式是“军蹲”和靠墙“飞着”。军蹲是从站立姿势一脚向前迈半步，然后蹲下。时间长了后脚会麻木直至完全失去知觉，瘫倒。“飞着”就是对着墙站立，头朝下弯向脚，背和手臂贴墙。时间长了腿会颤抖，头晕。在新安劳教所期间，我第一年劳教期结束前两周里，四大队大队长李济荣指使该队及少教队多名劳教人员不让我睡觉，每天十多小时按着我进行“军蹲”和“靠墙飞”体罚，被连续折磨了长达两星期。我被他们整天锁在椅子上。白天，几个犯人对我大吼大叫，打我的头，踢我的腿，当时我的腿直往下流血。头两天他们不允许我闭眼一分钟，他们命令一些犯人在晚上轮流值班监视我，当我的眼睛闭上时，他们马上推醒我，后来他们只允许我在每个晚上在一张小小的凳子上休息一到两个小时。他们强迫我做所谓的“军蹲”和“飞着”每天长达十个小时。记得当我向申永胜科长反映这种体罚虐待情况时，他说：“我们就是要逼着你转化。”这种体罚的结果是，直到现在我大腿中部往下一直是麻木的，脚走路站立稍多就痛，脚感觉不出穿没穿鞋。这就它们对外自诩的所谓“春风化雨”。
在团河男子劳教所我受尽了各种折磨，比如被用七、八根电棍电、被摁在脸盆里坐着再塞到床底下，然后好多人一起坐到床上去压、长达三个多月每天都蹲到凌晨三点才让睡觉，不到清晨五点又被叫起来。
2001年下半年，有一次我们所有未洗脑的和所谓“转化得不彻底”的人被集中到一个地方看录像，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有外界记者进到劳教所采访，在外面劳动和做运动的都是“转化”得符合他们要求的。有三个人接受采访，称赞了劳教所的生活条件和人权状况，后得到劳教局嘉奖提前解教。有媒体还称赞此次接待媒体的公开性，允许随意找劳教人员谈。其实他们哪知其黑暗内幕。
在2001年10月，在旧西楼成立了“攻坚班”专门对付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攻坚班”是对剩下的未转化人员，特别是快到期解除劳动教养的人组织的洗脑班。特点是环境完全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楼里，每人一屋，隔离的环境里它们迫害法轮功学员更方便、隐蔽，进行围攻的人更多。白天整天谈话，晚上睡觉也有人看着，最后的体罚和电击才是攻坚班的实质手段。由于隔离的环境，体罚和电击迫害的情况不会被泄漏出去。我被关押在“攻坚班”期间，看到同在一个走廊里的路树明突然有一天走路瘸着腿，深知这是体罚虐待所致。送到“攻坚班”的学员如果到临解除劳动教养时还不转化就会被电击。
我看到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秦尉在2000年刚到团河劳教所时，在三大队期间，整整两个星期一点不让睡觉。其间还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军蹲体罚和强制劳动，致使他多次晕倒，两腿疼了半年多。晚上不让睡觉，让他包筷子，就是把一次性木筷子包一层纸，有一次他已经完全丧失意识，下意识地把一根筷子包了一层又一层，成了一厚卷。
离团河劳教所很近的一个院里还有一个地方叫调遣处。判劳教的人先送到劳教人员调遣处，在那里过一段时间再送到团河劳教所。调遣处是一个更邪恶的地方。一送进调遣处的门，就脱光衣服，用电棍电，要求大声答话（实际是喊〕和低头，声音稍小或头稍抬一点就电击。在那里劳教人员除了睡觉整天一直都得很深地低着头，脖子非常痛，院子里整天电棍声不绝于耳。不让家属接见，每天上厕所次数是定死的而且时间很短，常有人来不及大便而拉在裤子里。
我释放前两周，先是两天没让我睡觉。我见到纪检科廖科长时汇报了不让我睡觉的情况，他没表态，说会向所长汇报。后来我见到所长，要跟所长谈，所长根本不听我说话，扬长而去。当天晚上，五个警察对我进行了电击，这五个警察是：管理科科长蒋文来，教育科科长杨某，教育科副科长姜海泉，和两名“攻坚班”警察。当时蒋科长还说：“这就是你找所长的结果。”那天他们5个警察先在地上放一床板，用好多带子把我的两腿、两脚、身体、头都绑紧在床板上，绑头的带子从牙缝勒过来，然后用六根电棍同时在全身各处电击，电压高达几万伏，使我全身电麻和剧烈地抖动，肌肉痉挛，喘着粗气，喉咙很干，一条腿痉挛。几天后，劳教局教育处警察徐某到攻坚班问我有没有警察的违纪现象，我问他：“五个警察用六根电棍电我，你认为这事怎么样？”他说：“这是严重违纪。”但紧接着又说：“你有什么证据吗？有别的劳教人员在场吗？”后来干脆直接抵赖：“攻坚班一共才三个警察，不可能有五个人啊。”最后还威胁：“你要是不怕自己解教受影响，你就说，我就给你作笔录。”
我不是唯一的被迫害者，在那里所有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处境都很艰难。我楼上的一个修炼者被打成瘫痪。它们电击有的人时，采用的方式更野蛮——多个警察用皮鞋踩着被害者的四肢和脸进行电击。团河劳教所原五中队中队长姜海泉用两根电棍集中对一法轮功学员头部进行了半小时的电击。许多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修炼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是硕士或博士，还有一些是大学教授。我的家庭也受到很大的伤害，我的母亲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每晚都很难入睡。很多遭到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子女孤身在家无人照料。因他们在迫害中被关押，很多家庭破裂了，其中很多人的家人没有生活来源。以上这些只是他们所谓“春风化雨”内幕的一部分。
顺便一提，他们即便这样残害法轮功学员，还时时图谋进一步把法轮功学员当成它们邪恶宣传的工具。中央电视台播放自焚事件的第二天，2001年正月初八，“焦点访谈”采访曾到新安劳教所对我进行所谓的“采访”。记者问我看了自焚事件的报道了吗， 我说看了。他问我：自焚的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我哪知道啊，我又不认识他们。他又问：你认为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法轮功没教人自焚，如果有谁自焚那是其个人问题，自己负责。他再次重复地问：你认为自焚的是法轮功吗？我说：我不认识，不知道。我告诉他们：“这问题不重要，就算他练过法轮功，他干什么坏事就都赖法轮功了？”还有一次是2001年11月，这次好象是很正面，从我大学的生活谈起，谈了很长时间。“焦点访谈”和一个英语节目的记者各采访了半个下午。我谈了很多正面的真相。节目都没播，看来只是演戏和寻找利用我的机会。
我重新获得自由的前一天晚，作为每个劳教人员释放之前的必做工作，监察科长和政治部主任又向我调查在所期间受体罚虐待情况。我以前提都没有用，现在提只能影响我出所，我就说：没什么想说的。在这个时间来问我也就是想让我沉默。其实劳教所里还有检察院的驻所检察室，原则上可以对劳教人员和警察的违法行为依法诉讼，但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渠道能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劳教所里对法轮功学员以违法违纪手段进行迫害，各级警察从上到下是很清楚的，他们在相互包庇掩盖，这就是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在基层得以大规模实现的内幕。
希望善良的人民看清真相，不要再受谎言宣传的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