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恩浩荡。九五年十月份，我终于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聆听师父的讲法，我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这是我从未听过的道理，对人生的认识也来了一个大转弯，我开始从新审视这个世界，同时身体很快就得到了净化。我的巨大变化，对周围的人影响很大，有人因此而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也有人开始学《转法轮》。

九六年，邪党报纸攻击师父与大法，我与其他学员一起，向相关的一些部门写信，谈自己修炼后的切身体会，证实大法。

九九年七月开始，江泽民利用中共政权疯狂迫害法轮功，为反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与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的走向了天安门；走向了社会，走向了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正法之路。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集体大上访开始，我冲破来自家庭、社会、单位、亲属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与阻碍，先后八次到北京上访、打横幅、发正念，窒息邪恶，救度世人。（因为那是邪恶集中的老巢，一切邪恶的指令与安排首先由那里发出。而维护宇宙的法是每个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是众生得救的希望。）

下面我主要谈一下近期的修炼情况：

二零零七年，当我看到退党人数只有两千多万时，只觉的这种進度与正法需要有很大距离，与师父要求的相差很远。正法的進程突飞猛進，我们如何能突破这一状态？那时我经常和孩子在一起切磋，我们也经常写一些大型的横幅，再找几个同修把它挂出去，以震慑邪恶，清除另外空间的不好物质，同时增加世人的胆气，摆脱中共邪党的思想束缚，最终得以被大法救度。二零零七年，在法轮功反迫害八周年的日子里，为揭露邪恶，救度世人，我和孩子来到了天安门。

那天，天安门广场的游人异常的多，海外的游人也非常的多，似乎这一切早有安排。我和孩子在广场上巡视了一圈，看见那人山人海的人群，一队又一队的旅游团，来来往往。这时一队外国的旅游团迎面而过，其中一个外国人向我们微微一笑，瞬间便消失在人海之中。我与孩子互相面视了一下，我说：走，我们追过去！我们快步的向旅游团追去。这时这队旅游团正好停在金水桥边的人行马路上，其中一人在讲着什么。我迅速的展开横幅，我们分别高喊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罗刘周！那宏大的声音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着弟子。我没有一丝害怕的感觉，只觉的象两颗炸弹突然间在天安门爆炸一样。

我们被绑架了。我们被带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双手被铐到背后，我们没有报姓名。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双手在腹前结印，完全没有被铐在背后的感觉。下午警察带我到医院做尿常规检查，汽车上路后，我开始发正念。车发出沉重的嗡嗡的响声，开车的警察问：“后面什么东西这么沉？这车不行了，得找领导买台新的。”

分局的警察忙乱的象热锅上的蚂蚁，又是照相；又是写材料；又是向上司汇报，材料写好了之后，被驳了回来要求从新写，也不知他们在胡编些什么，一直忙到深夜。我们被送到东城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拒绝看守所的一切要求：拒绝穿号服、拒绝值夜岗、点名时拒绝答到、坚持炼功发正念。管我们这号的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五十多岁的老警察，她对我较其他人比，宽松很多，但发现她是我進她则退，我顺应一点她则紧一点。所以我对她一点都不能放松。几天后，睡觉时梦见我们的床铺底下都是便池。我悟到，这里是最肮脏的地方，大法弟子在做救人的事，我不能就这样在这呆下去。但是下一步怎么办？我望着那一道道森严的大铁门，心里琢磨着是起诉还是绝食。

号里被送進来一个上访的人，这人因一点小事与牢头吵了起来。管教走过来说她，她说是牢头欺负她，她大吵大嚷十分厉害，并说：不行我就绝食！过后我与她探讨关于绝食的一些情况。她说绝食是反迫害的一种方式，通过绝食可以得到一些人权啊、人身自由啊。两天后这个上访的人就出去了。

几天后，我开始绝食了。管教慌了手脚，每天劝我吃饭，同时找来了其他号里的对法理有不同认识的同修来劝我，我没有动心。环境对我来说，更宽松了。我可以随意的炼功，发正念，我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在这里相对来说，我得到了很多自由的空间。

一天，一个犯了经济犯的人（邪党党员）对我说：你这样做你觉的你对得起某某吗？（指管教）绝食后给管教的压力非常大，她常说：这个老太太比我妈都操心云云；这个管教就是休息在家，也要打电话问问我的情况。那时这个管教对我几乎是百依百顺，这是其他人所得不到的待遇。几年来，由于我流离在外，生活很是艰难，受到的冷遇也很多。所以当看到有人对我好一些的时候，我就起了人心，人的情。听了这个人的话，我当时心里很难过，眼泪都流出来了，尽管我丝毫没有针对管教的意思。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情吗？是人心！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如果带着人心真是很危险。这个管教表面上看对我好，是为了她的工作，而她的工作是维持迫害的。我想起师父在（《洪吟二》〈别哀〉）中的一句法：“了却人心恶自败”。我反复默背师父的这段法，大法的超常与威力，再次在我的身上体现，我的心立刻平静下来，再也不闹腾了。果然，当情打动不了我的时候，她们又换了另一种手段：在灌食时，这个管教指使两名吸毒与偷盗的犯人把我拽到卫生所的床上，他们给我使用了最残酷的刑法——电针。他们几个人摁住我，在我小腿上针灸再通电，强大的电流使我整个身体都要弹起来，但被人死死的按住，身体在强烈震动，我拼命的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电流返回到施暴者身上去！”强大的电流涌入身体，使我喊不出完整的话，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喊什么。他们却听不清。通电三次后，突然没电了。狱警问狱医，怎么电着了，狱医连忙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灰溜溜走了。我悟到当弟子的正念足、心性达到标准时，师父就不允许邪恶再来迫害，就会显现出大法的神迹与威严。

一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东城拘留所。我继续绝食反迫害，立掌发正念。拘留所里有监控器，立刻高音扩音器里发出了震耳的喊声：“那个老太太不要炼功！把马夹穿上做好了！”扩音器里连续喊了三遍，吼声把扩音器震的嗡嗡直响，我一动不动只是发正念。邪恶退却了，说：“旁边的人把马夹给她披上。”同一室里有两个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她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其中一个学员对我说：“我几乎一夜都没有睡好觉，我太感动了，我都流泪了。”我们都共同亲身感受到了师父讲的“念一正 恶就垮”（《洪吟二》〈怕啥〉）的真实体现。我们在一起切磋，我向她们介绍了我们本地整体配合的一些情况，她们都很受启发。

十几天后，我被转送到北京调遣处这个邪恶的黑窝。一到这里，也许是她们了解我正在绝食，这个大队的四个大队长及下属的队长和一些吸毒犯人，轮番而不间断的用语言对我進行骚扰，要求我写保证，吃饭。被我拒绝。因此她们不让我上厕所，两个一对，两个一对的对我轮番“轰炸”，吵吵嚷嚷。走一拨又来一拨，这两个说累了，马上又换两个，后来我才明白她们对我搞的是疲劳战术，所以任凭她们再怎么说，我不再回话。我想发正念但发不了，一直折腾到很晚，那阵势好象把全大队的“火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这儿。她们为了达到让我写保证的目地，把我关在单独的房间里，每天都在折磨我。十几天过去了，一天一个队长过来说：“没看见你这样的，一般三天超不过，我们准搞定，最多超不过七天。现在都十几天了。”她看我一眼就出去了。晚上，大队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就把我因身体有病炼功后身体出现的巨大变化、和我修炼后心性提高方面举了几个小例子讲给她听。她一直静静的听，并时而问点什么。我告诉她说，我过去对神啊、佛呀全都不相信，我的父母都是很有知识的人，我从小受家庭、学校的这种教育，不相信有神，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她问我说：“那你现在呢？”我说：“现在我相信，非常相信。谁说什么都不能改变我的信念。这些年的修炼，亲身的感受，不得不让我相信。”我把我身体上皮肤病出现的神奇现象讲给她听，她听的很用心，我们唠到很晚。以后她再也不找我说什么了。我为她的变化而高兴，因为这是她生命得救的希望。

二十几天后，我被转送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所。这是全国最邪恶的女子劳教所。两天后，我与一名四川的大法弟子切磋。我们决不能接受大法弟子被劳教，决不能承认这种迫害。第二天，大队长让我们穿劳教服，我们不穿，大队长把我拖倒，强行给我穿上，并戴上手铐，同时叫来了十几个男子大汉助威，有一人说：“就这几个小虾，翻不了大浪！”一、二天内，我和四川的一名大法弟子分别开始绝食。

以后在教养院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主要以绝食、不出劳工、不戴劳教人员的胸卡、拒绝唱改造劳教人员的歌、拒绝背所规、不向警察起立问好、不照相、不签字等等方式反迫害，不接受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劳教。起初她们说我是抗拒改造、表现不好等，她们造其舆论，想搞臭我的名声，其实是害怕我的行为对其他人有影响。经过几番生与死的、腥风血雨的正邪较量，她们对我采取的手段与态度渐渐的缓和下来。

在马三家教养院女所里，平时禁止我们讲话，特别是坚定的学员，更是如此。但是大法弟子承担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而反迫害又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因为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所以在一些具体事情上，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因为现在人的思想都是变异的，自私的。分不清好坏，符合了自己的东西，就说你好；不符合自己的东西就说你不好。特别是在中共邪党的长期灌输下，认为邪党让干啥就应该干啥，邪党给钱。这样向她们讲清真相、讲明道理，把她们引导到做人的正常思维轨迹就显的尤为重要，也十分艰难。大法弟子的心态也非常关键。

有一次，她们把我铐起来。所长和几个警察進来谴责我说：共产党给你们钱，你们还反对共产党。我说，不是共产党给我们钱，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共产党，共产党哪有钱？是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退休金是我工作了一辈子所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是我劳动换来的。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我说，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但我不爱这个党，因为它总做坏事。然后我一一列举了中共在执政期间所搞的害人的运动。

有一个时期，因为我绝食她们罚我长时间站着。一天管教科的科长带几个人来了，一進来她就大声斥责屋里的人要站起来向她们问好，然后她说，如果你们家里来了客人，你们也不站起来说句话吗？她来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如果在马路上我可以热情和你打招呼，如果是真正犯罪的人，你的要求也不算为过，可是我们都是在做好人，我们没有罪，按“真、善、忍”做还有罪吗？抓住这个时机，我的话匣子又打开了：法轮功是千古奇冤，古代忠臣受迫害大有人在；窦娥为什么闯公堂，六月为什么下飞雪？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也不要谁手中的权力。她问我：那为什么让人退党？我说这是这个党本身不行了，而且什么都是有定数的，我列举了毛泽东8341部队番号的来历。我告诉她，这是神佛慈悲于人，中共邪党里有很多善良的人，要使她们脱离出来，不做它的一个粒子，在大淘汰中能够留下来。

我抓住有利的时机，向教养院的警察讲真相，因为这里的警察更是被救度的对象，她们在无知的造业，他们的精神被中共邪党所绑架、束缚、欺骗和诱惑，如果不能使她们清醒过来，她们就会失去未来，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于受劳教所这个邪恶环境的影响，一些警察根本不听，特别是公开的场合，也有些警察不敢听，所以我有时选择个别场合个别讲。

一次因为我不戴胸卡的事，主管队长把我找到办公室，说我不戴胸卡对她人有影响，否则要给我加期。我说我并不在意，只要你能明白过来，在人类的选择中能够留下来，我并不在意早走晚走。这个队长每天上班都要到号里来让大家向她站起来问好。如果谁不站起来问好，她就收拾谁。相对来说，对我还比较宽松一些，只是不理我。今天借这个茬，我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告诉她，我们不是不尊敬你，你这样做，对你很不好，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人们就会看清楚了，但那时一切都晚了。以后她不再让大家问好了，连号里都不怎么進了。在时间很短时，我就告诉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等。

我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地方，如果没有师父的时刻看护，就没有我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