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统的迫害

（1）邪恶非法的“包夹”与“帮教”制度

“包夹”与“帮教”制度是最能迷惑外界也最灭绝人性的迫害制度。这种非法制度一方面可以掩盖恶警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过程中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他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摧残、精神折磨从而达到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目的。北京女监十监区、八监区、四监区、一监区都普遍采用包夹帮教制度迫害法轮功学员。

“包夹”与“帮教”是指协助干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普通犯人或被“转化”后走向邪恶的犹大。“包夹”一般由普通犯人担当，不一定会做所谓的“思想工作”，但一定是反应灵敏，多是干警的心腹、眼线，必须能保守所谓“监管秘密”，善于察言观色、打小报告。“帮教”主要由邪恶犹大担任，也有能说会道的普通犯人当“帮教”的。

监狱利用减期、节日放假回家、外出参观等利益手段收买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犯罪。因此一些犯人为了个人利益，在干警的指挥操纵下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董翠的死完全就是“包夹”、“帮教”在狱警的指挥下造成的。

“包夹”与“帮教”制度不仅对“包夹”、“帮教”有物质奖励，也有惩罚措施。如果“包夹”、“帮教”们没有完全执行干警的迫害指令，也会受惩罚——被撤销计分、集训甚至延长刑期。

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入监后，会被强制性安排一至四个“包夹”进行二十四小时非法监控。“包夹”的任务就是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具体责任包括防止法轮功学员因反迫害绝食、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禁止法轮功学员互相传递手势眼神、禁止法轮功学员传递法轮功经文、消息。对于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还非法体罚，甚至禁止法轮功学员睡觉，严禁其接近来监狱参观、来访的人，阻止其写检举揭发控告信，禁止其讲出受迫害真相。当法轮功学员不配合“包夹”时（如炼功、讲真相等），“包夹”就捂住法轮功学员的嘴，并从前、后、左、右，紧抱其躯体将法轮功学员强力压在地上。

北京女监利用“包夹”“帮教”迫害法轮功学员，却不敢让外界知道。因为包夹帮教制度严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的休息权、人身安全、检举揭发控告权及言论自由权等。另外，包夹帮教制度是用犯人管理犯人，严重违反《监狱法》。监狱有明确规定，干警必须直接管理服刑人员，不允许干警用犯人管理犯人。女监深知这一点，所以董翠事件中，尽管女监百般推脱责任，也不得不公开声称“董翠的转化工作是干警做的”。

（2）强制洗脑“转化”

“转化”就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在刚入劳教所时是不准进“班”的，在筒道里写好了“保证书”（保证不进行反迫害绝食、不炼功、不传功）；“认罪认错书”（承认自己的行为危害了社会，所谓违反了国家法律）和“决裂书”（即放弃“法轮功”信仰），才能被本班的班长领走、进班。

“转化”也是在“包夹”与“帮教”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恶人用谎言诋毁法轮功，煽动普通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然后，再利用这些被“洗脑”的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诱骗法轮功学员放弃正信；反复给法轮功学员看何祚庥、王渝生、司马南等人污蔑法轮功的光盘。另一方面，又用残酷的肉体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强迫其放弃信仰。

（3）用利益诱惑犯罪恶警、犹大、犯人共同作恶犯罪

北京女子监狱以利益奖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干警和犯人：恶警陈静在“非典”时期，残忍地虐待法轮功学员龚瑞平、袁林后受到重视火线入党；黄清华、田风清因迫害“法轮功”多次获奖立功；干警李晓娜因“转化”成绩出众，快速地由小队长升为大队长；每年女监干警的升迁、晋级、奖励都以做“转化”法轮功的恶警为主。比如2004年奖励措施为：一等功：3000元；二等功：2000元；三等功：1000元；局嘉奖：500元；统一到海南旅游（奖励人数约100余人）；每强制一名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奖励2000元，后来增加到2500元。

再比如，2006年10月，女子监狱四个监区做“转化”工作的主要干警黄清华、郑玉梅、刘迎春、李小娜、肖蕊、曹艳梅、安娜、郝小莲等统统记三等功，坐飞机到广西旅游。

同时，北京女子监狱还以“减刑”、“挣分”、“挣劳积”、“接见”等利益诱惑，将“帮教”、包夹法轮功的犯人拉下水，诱使她们献计献策参与迫害。狱政科科长高云起曾对犯人说：“你不转化，就别想减刑。”普通犯人靳红卫曾被利用多次残害法轮功学员，是直接造成董翠死亡的主犯，却得到监狱庇护，多次获得监管局的所谓“嘉奖”，获“改造积极分子”的称号，享受新年回家等等优待。女监还利用被洗脑的李小兵、李小妹、朱宝莲、吴月平、郑燕萍、黄孝红、伍丹等人，围攻、虐待、殴打法轮功学员，极尽虐待、诽谤、侮辱、造谣中伤等。

（4）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揭发权及与家人见面的权利

监狱压制打击依法控告、检举揭发女监狱警的法轮功学员，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揭发权。老女监三区狱警、杂务、包夹的任务之一就是防范法轮功学员投递检举揭发信，法轮功学员许那就因写揭发信受虐待折磨。2004年5月20日，在近千人大会上，法轮功学员袁林站起来大声揭露邪恶：“十监区恶警打人，不让睡觉！”遭受同样迫害的龚瑞平也站起来做证，当时监狱长李瑞华的脸都吓白了。副监狱长周英、齐秀山授意教育科科长刘迎春以所谓“扰乱会场秩序罪”将袁林非法集训。同时女监避实就虚、大做文章，蛮不讲理的以“服刑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主题要求犯人表态，批判袁林；并用残酷的折磨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控告。

监狱经常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接见家属的权利。曾有法轮功学员因同家属讲述受虐待事实被以“泄露监管机密”而被取消接见资格；在老女监三区，曾有人在接见家人时说到法轮功学员董翠的一点情况，结果全监区被清查、严管，两个人即使在宿舍里也不准低声聊天，如果说话不能被第三个人听见就算违纪，被怀疑有问题；甚至在老女监二区，曾有普通犯人在接见家属时无意讲了有关法轮功学员的一句话，就被取消接见资格，当年未能申报减刑。

（5）造假蒙骗外界，宣扬“人性化管理”

1、“人性化管理”的背后

北京女子监狱所谓“文明管理”“保障服刑人员的权益”是通过造假、掩盖真相以避人耳目，通过打压讲真相者以封锁消息，同时以谎言做秀来标榜自己。

在老女监，折磨法轮功学员时经常是避开监控器，在没有监控器的地方，如干警休息室、监区长休息室、心理咨询室、库房的隐蔽处、车间库房、干警洗澡间等地。即使把人关入小号，虐待施肉刑时也把被害者拖入小号中唯一没有监控器的队长休息室；折磨殴打人的时候堵住人的嘴，放音乐以掩盖喊叫声。

新女监成立后，虐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更加隐蔽。岳昌智、赵贵敏、张国兰、李丽就在新女监的电话室、咨询室被虐待殴打的。当咨询室的门口挂上床单时，大家都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2004年冬天郑玉梅曾把李丽带到远离监区的一层楼里“熬着”（不让睡觉）。

女子监狱最大的造假是对董翠被殴致死案的处理。在监狱长周英的包庇下，田风清、席学会伙同监狱医院、教育科、狱政科及检察院共同制造伪证，篡改“转化”记录，炮制假口供、假证据、假尸检，最后完成假“正常死亡”报告，狱政科长高云起用各种手段压制董翠家属上告并封锁消息。到2005年，女监仍然号称“九年监管安全无事故”。

为完成“转化率”，女监干警、攻坚队还与教育科的张国芳玩弄小手段，虚报“转化成绩”和“攻坚成果”，杜撰编造“转化”过程，欺上瞒下地邀功请赏。

北京女子监狱还打压揭发检举其恶行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消息，掩盖罪恶。2001年，法轮功学员许那写给监管局局长朱建华的揭发信被女监非法扣压，监区竟付钱给徐少奇等三个恶人来女监以暴力整治许那。董翠死后，许那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真相，被监区诬为“诬蔑干警”、“造谣”、“自心生魔”，后来经监狱长周英批准，被关进小号折磨，2004年又被转入一个没有“法轮功”的劳动队，严管隔离。2003年，袁林、龚瑞平在女监的一次会上站出来揭露十分监区的打人现象，本来是高压下抗议控告的维权行为，在监狱长周英、齐秀山的授意下，被刘迎春以“扰乱会场秩序”的罪名给予集训处理。2001年，法轮功学员董延红因在电话中向上海同修讲述自己被迫害的事实，也遭到监区打压。

一方面打压，另一方面女监又靠谎言在媒体上做秀进行自我标榜。2002年，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徐滔以法律监督员的身份来访女监，监区长田风清当众保证自己要文明执法，还安排服刑人员附和发言，而在此之前，她已虐待折磨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采访的当天，许那就被关在离会议室只有一屋之隔的房间里被虐待；这次采访的几个月后，董翠被活活殴打致死，监区干警席学会、董小庆等竟然在殴打现场门口监督执行。董翠死后，女监还发放服刑人员权益保障的调查卡，让被关押人违心填写“女监无打骂犯人”的虚假声明，再返发给其家属。2002年，当时被“洗脑”的滕春燕在媒体上讲，中国监狱如何如何好，在监狱里如同住宾馆；可与此同时，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虐待、体罚、打残、逼疯，这就是在“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监的真实写照。

2004年以来，女监还邀请国内外各界人士、监狱同行来参观、座谈、交流，大谈女监的“人性化管理”、“文明公正执法”及如何“保障服刑人员的权益”，事先安排好被采访的监区当天改善伙食，安排放风。参加座谈会的都是积极靠拢政府的普通犯人，甚至还有动手虐待“法轮功”的犯人，而真正想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却被严包严控，不能与外界接触。

2、华丽外表下的罪恶

新女监外表装修的和大学校园一般，拆除了高墙上的电网，但换上了红外探视器与摄像机，每个监舍里都有电视，甚至摆有鱼缸和盆栽植物，厨房的炊具都换成不锈钢质地，并设有红外线消毒，室外安置了健身器材。但不要以为这一切“改善”是真的对法轮功学员好了，如果伙食突然改善，一定是有外宾参观，监区从上到下都很紧张，有时会立即停工停产，让法轮功学员到外面器材上健身，但被严密包夹攻坚的法轮功坚定者却绝对不可出屋，各种活动都严禁参加。

北京女子监狱每个监区都设心理咨询室，美其名曰调整法轮功学员的身心健康，减轻服刑期间的心理压力。其实监区的心理咨询室是长年用来隔离关押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是女监的“狱中狱”。老女监的心理咨询室是行刑室，没有监控器，很多法轮功学员在那里遭受非人虐待毒打，如袁林、龚瑞平在咨询室被打残打伤，龚瑞平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董翠也是在心理咨询室受捆绑等肉刑折磨，被拉出去暴打后之后在咨询室不省人事。

新女监的咨询室有监控图像器，但不能录音，2004年在十区，恶警用床单挡住玻璃门，殴打折磨法轮功学员；2005年在八区，恶警“攻坚”法轮功学员李雪宾时，心理咨询室整日整夜传出哭喊声、谩骂声、呵斥声。在四区，刘兵、田玉华、杜鹃等法轮功学员被封闭隔离在所谓咨询室，遭强制洗脑。所谓心理咨询员有的协助、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身心迫害。

北京女子监狱每个监区都有图书室，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区的图书室照例是隔离关押坚定法轮功学员的地方，经常传出没日没夜的咒骂声。

3、所谓的“文体活动”为迫害涂脂抹粉

北京女子监狱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人性化管理”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比如经常搞些文体活动，女监四区、十区、八区都曾普及太极拳，还到处搞比赛表演，以此做秀，来掩盖“转化”的邪恶。真实的情况是，被强制“转化”后的人大多数病业重返，原来因炼功治好的病又都复发，精神不济，与刚下监、未“转化”时相比，身体差很多，练太极并没有使她们身体康健，纯粹是走形式。

四区监区长刘迎春明知邪党对法轮功的打压违反《宪法》，仍然搞“普法教育”、“法制宣传”的筒道文化。十区监区长郑玉梅，表面上也采用所谓“人性化管理”，然而她对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绝不手软，2004年冬她毫无人性的虐待法轮功学员李丽、岳昌智等人，残忍剥夺她们睡眠。在她指挥下，恶警肖蕊、犹大黄孝红等以“苦肉计”煎熬周孜。郑玉梅踩着法轮功学员的痛苦，当年获奖“立功”。2005年过年，她让每班狱警同犯人一起过年，同吃喝同玩乐；她强制法轮功学员创办监区刊物，不知情者很容易被这些外表迷惑；八区监区长黄清华也搞各种文艺活动，如读书看报、诗歌朗诵、绘画剪纸、英语讲座等等，似乎非常“人性化”，以掩盖背后的血雨腥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