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重庆市沙坪坝井口镇居民赵家玉，女、52岁，坚持修炼法轮功，在2000年7月19日-2002年8月14日期间，被非法劳教两年。刚获得自由不久，在2002年11月4日晚上5、6点钟，恶党人员左进带着乡政府的一帮和井口派出所十几个人，强行非法将赵家玉绑架至歌乐山洗脑班，进行各种肉体、精神折磨，用燃着的烟头烫手心；用大头针刺肉体，随后将她手脚捆住绑在大木凳子上用几百瓦的大灯泡烤脸，非法关押、摧残她一年半，直到2004年6月才放回家。2005年2月25日又被左进一伙绑架、非法劳教两年。下面是她诉述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所受到的恶党人员的迫害：
我叫赵家玉，汉族、初中文化。1952年农历八月二十日生，今年56岁。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瓦竹堡77号附1-1号。城镇居民，无工作。1996年与丈夫离婚。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潘红波，在外打工；女儿叫潘雄英，也在外地打工。1997年6月以前，我是有名的老病号，几年来家里都搁着两个药罐子，轮流煎药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份。我长期患有半身（左侧）不遂，风湿麻木，上下肢都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手指伸不直，抓东西无力。作为一个女人，家里的缝补浆洗是自己的本份。可是由于我的手不能沾冷水，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全靠丈夫做，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双脚关节炎发作时，痛起来要命，无法行走，随时需要人照顾。加上痔疮，更是难以忍受。后来，经重庆及成都几家大医院确诊，说我脑中长有肿瘤，更是雪上加霜。院方要我动手术，说有生命危险，但要先缴几万块钱。由于我家庭开支不起，我没有住医院，只好在家吃药，用保守疗法治病。我又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一年四季都怕冷。特别是冬天，晚上睡觉，身上盖得再厚，都睡不暖和。脸上长了不少的黑斑，人又黑又瘦。成天熬汤喝药，吃得胃泛酸口乏味，好几次，我都不想活了。
后来，听人说炼“法轮功”可以治病，而且不花钱，我就到处打听炼功点。终于在1997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喜得“法轮大法”，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行列，我遵照李洪志师父讲的“真、善、忍”宇宙真理，努力做个好人。首先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着想，炼功，加上修心性，很快，师父就给我消业，身体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现象，吐白色悬状物，肚子拉出一些败絮似的污物，一连两三天。可把老公吓坏了，他接连劝我道：“不要坚持了，不行就上医院吧？”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又过了一天后，上吐下泻就停止了，身体一下就好了，真是不治而愈。从此，我甩掉了两个药罐子，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身强力壮，再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内心别说有多高兴啊！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只有一念：听师父的话，坚定的走修炼的路。
99年7-20，江罗流氓集团打压“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政府要取缔，我想不通。为了讨个公道，99年11月，我们三人去北京上访，还没有达到目的地，就被非法押到重庆驻京办，遭非法遣送回到重庆，被非法关进重庆沙坪坝区白鹤岭拘留所15天。2000年6月，我同其他法轮功学员上北京证实法，述说“法轮功”不该受迫害，打压“法轮功”是错误的，“法轮功”受迫害是千古奇冤。结果，被非法押送回渝，在白鹤岭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来，重庆沙坪坝区井口镇政法委副书记左进（男，40多岁，镇政府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份子）一伙，逼我交去北京接押我回渝的人员的车费，不交不准回家。我不知是它们设的诡计，以为交了钱就能回家，结果把钱交了，左进就派人把我送往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非法将我劳教两年。时间是2000年7月19日。
2001年5～6月份，我在女教所加入了大法弟子集体反迫害的活动（不穿囚服、不出工等），遭到邪恶们的毒打，罚站、吊铐、反铐、关小间等酷刑。一天，我因为不写什么，一个从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调来迫害女大法弟子的男恶警李某某，把我叫出舍房，交给值班的吸毒劳教组长沈玲（女，30岁左右），带了三四个吸毒女教犯，将我拉到晒衣坝，一顿毒打；打累了歇一阵又继续打。打了一阵，李警匪叫道：“你们走开，我来！”警匪李又是对我一顿暴打，边打边威胁说：“你一天不转化，我天天都打你！”恶警打够了，将我拉到办公室交给一个姓高的警察处理。几天后，女教所值班的杨利（女，40岁左右）叫吸毒劳教犯刘承玲（女，30岁，身高马大），用指头粗的尼龙绳，将我的双臂及手，还有双腿及脚牢牢捆住，问我：“转不转化？”我就是不答应，她就强制我跪下，我不跪，她就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打够了，就走了。几分钟后，我双臂及手的皮肤呈紫血状，我叫吸毒人员王树晓（音）和陆军（音）给我解开，她们及时松开了捆绑我的绳子，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后来，在恶党的酷刑迫害下，我的肉体坚持不住了，违心的向邪恶们妥协了。
按两年劳教时间计算，我应该在2002年7月18日解教回家，但是，劳教所听井口派出所的人说，我家有钱，于是要敲诈我。一天，一个姓张的大队长找我谈话说“现在政策放宽了，要回家可用钱买。”我没有答应。他们敲诈不成，将我拖延到2002年8月14日，才放我回家。
回家后，左进一伙安排一个姓张的（在居委会上班）监视我的起居每天上下班时间，敲门4次，看我在不在家。2002年11月24日，我外出从北碚回来，还未到家就被井口镇一个姓江的和井口镇派出所杨指导的家属喊住，不让我回家。我推脱身上来了，裤子打脏了，要回家换裤子。回到家，左进一伙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要我去井口镇，声称有事找我，我不去。等到晚上六七点钟，歹徒们强行将我绑架上车，送到沙区歌乐山大酒店内的洗脑班进行迫害。我因下身大出血，脸色蜡黄，出现病状。
洗脑班的邪党恶徒们于11月25日一早，将我送往离歌乐山镇不远的矿山坡重庆第一精神病院门诊部二楼，将我按在床上，手脚捆绑着动不了，要强行给我输液。我竭力反抗，坚决不配合，结果他们没有输成。第二天，洗脑班派出五六个人，再次将我带到精神病院内一栋房子的三楼，一个装得非常和善的男医生，要给我检查子宫，看有没有子宫肌瘤。为了检查，要我喝水。我没有看穿他的鬼把戏，就喝了他递给我的水。喝完后，我不想喝了，他劝我再喝一些，结果把他准备的水全喝了，把我肚子都喝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却将我带到头天的病房，将我按在床上，手脚绑住，强行给我输液。我抵制不让输液。只听洗脑班那个叫陈××（女，50多岁，重庆第一精神病院退休医生，家住矿山坡附近）的医生小声说：“不要紧，给她（指我）加了镇静剂的，她一会儿就好了。”我听了，很气愤，说：“哪个要害我，就要她死儿绝女！”后来，护士强行给我输液，姓陈的与护士耳语，输完液将我带回洗脑班。途中，我跑到医院大门口公路上，坐上三轮车准备逃走，可惜没有成功。
以后，邪党恶徒们把我看得很严。由于喝了加有镇静剂的水，并强行给我输了液（内有不明药物），致使我小便焦黄，肚子胀得难受，腰痛，一身发软，四肢无力，喉咙干燥；胸闷头昏，记忆力减退；眼睛发痒发痛。洗脑班的头头李凤久（男，55岁）还假惺惺的说：如何关心我，如何对我做了好事。陈医生怀恨在心，挑起身高马大的值班长岳海中（男，30多岁，刚从军队转业到区属新桥房管所的连级干部，家住沙区林园附近）想报复我，谎称我骂了岳。岳问明情况后，并没有立马惩罚我。后来，“帮教”要我抄写墙上张贴的诽谤和污蔑“法轮大法”的八张邪恶条令，我不服从，他们就罚我站，不准我睡觉，不准我洗漱，不准坐着吃饭。我坐地上吃饭，他们就把我的饭碗端走。我就是要坐下吃饭，后来，他们也就不管了。中午午睡时，邪恶们可以睡觉，李凤久之流就是不准我休息；晚上也不准我睡觉，一睡觉，他们就连拉带打，用脚踢脚踩我的手、背和身子，行恶者主要有李凤久和邓大汉（男：50多岁，重庆市（井口镇）64中学的教师）。晚上，邪恶们喝酒打麻将赌博，李凤久借着酒性，拿起啤酒瓶往我嘴里灌酒，当众调戏我。
李凤久的儿子李行（男，20多岁，洗脑班的“管教”，沙区人防办抽调的工作人员）为了不让我晚上睡觉，只要它一值班，就把我叫到它的办公室桌前，罚站，控制我，不准我休息，我熬不住了，就顺势坐在地上休息，他见我打瞌睡，就用冷水从我头顶往身上倒。一晚上要倒好几次，就是不准我休息。为了不准我坐到地上睡觉，李行还每天往我站的地方的地面上，倒许多水，剥夺我晚上休息的权利。
他们就是这样来折磨和摧残我这50多岁的老年妇女。到后来，大热天，李凤久之流不准我洗澡。有两次，我趁上厕所之机，抓紧时间洗了澡，同时把衣服也洗了。洗完澡，没有干净的衣服换，穿上湿衣服就出来了。因为洗澡没有得到所谓的“批准”，女警察罗利平（女，40岁左右，沙区某派出所抽调来恶警）骂个不停。李凤久要惩罚我，对我又是拉又是骂。我一动真念：叫他动不了我。结果，他就是拉不动我。罗见我不动，气急败坏，就跳到我面前骂，问我：“为什么要洗澡？”我大喊一声：“反迫害！”把她一下镇住，吓跑了。同时，邪恶们还在饮食上虐待我，早餐只给我一小碗稀饭，连下饭的咸菜都不给；中、晚餐就是一小碗米饭，加一点洗都没有洗的小白菜，没有放一滴油，用白水煮熟了事。我要求自己掏钱，买包榨菜下饭，他们都不准许。眼看我一天天瘦下去，身体越来越虚弱，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后来，邪恶们虽然允许我回房间住了，但是，他们不甘心，借口我甩掉了带在身上的侮辱性牌子，叫岳海中来整我。岳来看了，不忍心加害于我，给洗脑班头头反映：她（指我）人都瘦成那样了，还要整，怕不行咧。头头只好叫罗利平来给我出了三道题考我，我站在法理上回答了他。后来罗没有动手就走开了。
当洗脑班只剩下我和岳春华（女同修）两个人的时候，迫害又一次升级。一天，岳海中将我从住的房间拉到楼下空房间。罗鸽松（男，60岁左右，歌乐山派出所退休警察）用燃着的烟头烫我的手心；邓大汉用大头针刺我的肉体，随后将我手脚捆住绑在大木凳子上，用几百瓦的大灯泡，烤我的脸。我要求把电灯关掉，“看守”赵玉海（男，50岁以上，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退役飞行员，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石碾盘空军招待所小区内）说：“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整你的，你还不知道？”一烤就是一天，到吃晚饭时，才给我松绑。一上厕所解小便，像尿血一样可怕。
第二天一早，岳海中又将我拖下去，我坚决不从；邓大汉抓起我的头发，就将我的头往墙上撞，撞累了歇一会儿又狠命的撞。我顿时觉得头都要炸开了，整整摧残了我一天。我要不想到慈悲伟大的师父，可能就被它整死了。到后来，邓把我折腾够了，吩咐赵玉海向我问话：（你）“转不转化。”我只想，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情。赵看我不回答，走开了。
邓又开始摧残我。我的身子坐在地上后，他就用皮鞋踩我的手，踢我的身体，把房间的灯关掉，嘴巴凑在我耳朵边，说下流话，调戏我，他把我打得浑身是伤，脚上流血不止，脖子，身子都不能动弹了，没感觉了，头都被他撞木了。邓邪恶还不死心，边撞边骂：“这么多人都转化了，我就不怕你不转化。你要跟共产党作对，就要你死！今天把你打死了，打死了也是白死。你男人（与你）是离了婚（的），你儿女也说不起话……”“把你打死了……把你烧了就万事大吉，一点事也没有。”我被打的脚上的伤疤至今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我回到关我的房间，一个叫龚磊（音）的“包夹”，良心不忍的说：“把人家（指我）打成这样子，总要遭报应的。她（指我）做了什么吗？无非是信仰不同。”两个“包夹”给我洗了脸脚，扶我上床休息。第二天早上醒来，虽然到处伤痕累累，但哪儿也不痛，脖子也能转动了，身子也能下床活动了。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
邓大汉虽然没有把我折磨死，但他一直不放过我，经常将气往我嘴里吹，想打我就用拳头打我的头。时间一久，我怕心就出来了，一听到邓的声音就紧张得不得了。李凤久安排了一大群邪恶之徒来围攻我，我就是不妥协。几天后，他们设下了一个圈套，叫一个姓李的“女帮教”告诉我：“你儿子生病了，又吐又泻，你们修善修到哪里去了？”边说边掉眼泪，接着又说：“如果你儿子死了，看你怎么交代？”我开始动心了，“万一儿子死了，我都不管，到时候是不是破坏了大法……”我心头打鼓，没有了主张。邪党恶徒拿来一个写好的“保证书”，逼我抄。师父点化我“不能抄！”“包夹”递给我的笔，写不出墨水。他们连忙又换上一支。我抄了一页后，笔又不出墨水了，我说不写了，他们把写好的一张收去，不还给我，为了早日回家，好照顾生病的儿子，我按洗脑班邪恶们的要求，都写了。达到他们的要求后，女警罗利平替我拨通了儿子的手机，结果儿子在外地出差，好好的，啥事都没有，我顿时气得跺脚，后悔不已。
我被非法关押在歌乐山大酒店洗脑班一年半，直到2004年6月才放我回家。回家后，由井口镇政法委及安排在井口广场打扫清洁。
2005年2月25日上午11点多钟，两个老朋友来看我。好久没有见面了，到井口广场我上班的地方找到我。我们三人相约上山挑香葱（一种野菜），被左进一伙发现，强行送沙区白鹤岭拘留所，给我加上“非法聚会”的罪名，又非法将我劳教两年。
我一进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就写了申诉，声明我是冤枉的。由女子劳教所的指导员苏畅交上去，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一进劳教所，就受到军蹲，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上厕所要说诽谤大法的话等折磨。这次，我做得非常差，很快就向邪恶妥协了，我虽然所谓的“转化”了，但劳教所并没有提前释放我，将我非法关押到2007年2月24日才放回家。
2005年2月24日至2007年2月24日，参与迫害我的井口镇恶党人员有，左进，男，40多岁，镇政法委副书记；陈启军，男，40岁左右，井口镇政府的干部；女教所的有，谭清月，女，30多岁，女教所大队长，迫害我的主要负责人；苏畅，女，30多岁，女教所指导员；胡晓燕，女，20多岁，女教所队长。谭、苏、胡是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迫害学员的主要恶警。张雪连，女，30多岁，女教所分队长。王燕，女，20多岁，吸毒劳教犯；梁元卫（音），女，30多岁，吸毒劳教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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