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奉贤区大法学员刘进，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被绑架，至今一直被关在上海奉贤区看守所，据悉，期间多次被送往位于南汇的监狱医院迫害，身心受到伤害。家属多次要人，至今未果。刘进丈夫张占杰为此在上海找到工作以等待妻子归来，近期因“六一零”系统人员的干扰，刚刚开始不久的工作失去了。邪党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也同时胁迫着公检法人员犯罪，想使他们走向不归路。奉贤区不法之徒还在行恶，前段时间有奉贤区学员朱慧芳、刘继英、庄美华等被抓被迫害。为邪党效命的公检法人员常常以他们迫害修炼者是执行命令的行为，不做不行做辩解。这是一种被正常化了的邪恶，它比没有以职责作为借口的邪恶更加可怕，因为没有借口的邪恶至少还会使罪犯在心灵深处受到谴责，可是有了职责作为借口，犯罪就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正常”、“正当”甚至“高尚”的职业。这里谈一个历史实例来回应上述辩解。
1989年2月，在柏林墙，克利斯和高定从东德逃出时遭士兵枪击，克利斯当场死亡，高定足踝中枪。1991年9月，德国统一后，柏林法庭对这起举世瞩目的柏林墙守卫案做出的判决结果是：以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两年徒刑，可以假释；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士兵，判十三年半徒刑，不得假释。法官这样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法律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对纳粹大屠杀深有研究的英国学者鲍曼（Bauman Z.）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并非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穿制服的唯命是从的人完成的；它不是源自秩序的败坏，而是源自一种完好的秩序统治。
受邪党控制的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弟子犯罪，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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