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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小说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洗礼，蕴藏着丰富历史风貌和文化精髓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更是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它们不但丰富了人类的文明，记录着人类发展的足迹，而且滋润着人的思想，陶冶着人的道德操守。四大名著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也只有今天，在人类走向新纪元的这个临界点，回头一看，才能充份认识到这些圣贤先哲们所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不只是能够解决精神层面的需求，还在纷繁世事的迷幻中暗示着人们走向未来的途径。
人生是一台戏。其实，人间也是一台戏；整个人类的历史，潮起潮落，花开花谢，物是人非，世事更迭，朝代交替，战争和平，也都是一台戏。只是人们在戏中，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真正忘我的在“演”着。只有身在戏中、心在戏外的人的“静观”才能真切的认识到：这的确是一台戏。要达到这一步，也只有那些潜心修炼或“不修道已在道中”的人士才可。他们或远离世俗，独处修身；或历经沧桑，却心意淡泊。能达到这一步者，则必是洞察世事、看穿生死、彻悟人生的大德之士方可。同时，他们怀济世救人之大志，却不能见容于时人；能洞察天机，却不能道破，也只有把一份心意寓于属于“野史”的小说，借“假语村言”以警示处于“末法”之时的世人。 历史的连贯性不只是表现在连续不断的时间上，还表现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事物的联系上。对于人来讲，后者比前者更具有意义。一件件事物、一个个人物，象历史的链条一样连绵下来。对历史起着继承和总结、对未来起着传递和开启的作用。有些是在历史过去若干年后，其内在蕴藏的真正涵义才能呈现出来。四大名著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为什么说现在正处于“末法”之时？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包含了无尽的内涵。还是让我们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对四大名著从新作一下诠释，或许能从中找出一些答案。 一、四大名著主旨浅析 （一）、《三国演义》——一个“义”字贯千古 人是神造的。中国文化也是神传给人的。在《三国演义》里，神传文化的痕迹比比皆是。天象变化，世事变迁，奇人异事，神机妙算，都蕴藏着神的旨意。作者罗贯中学贯古今，涉猎百家，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但此书的意旨却不在此。虽然，《三国》以计谋为人称道，诸葛亮、曹操、周瑜、司马懿、陆逊、姜维等等，皆有鬼神不测之妙算。这些古人的智慧也确应算是书中的主题之一，但书中所要表达的却远不止于此。那么，是三国的历史故事吗？有道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非也，这是小说，不是历史，而历史故事只是作者借以表达的载体。作者表达的正是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感人的人所具有的特质——义。 “演义”者，演“义”也。书名已经标示出来了。当然，“演义”早已成为今人所认为的一种小说体裁，体裁而已。而它真实的本义，就是在书中利用各种人物的互动，把“义”的内涵丰满起来。“义”所表达的内涵和故事、人物紧密相联。提起“义”，人们想到的不只是一个字的表面意思，任何定义也定不了“义”的内涵，只能起一点表述作用。而通过《三国演义》人们所获得的却是永远具有生命活力和参照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三国演义》包容进了人类生存所赖以维系的崇高品质。 明白了这一点，三国的此兴彼衰、恩怨情仇已不足道；人物的喜怒哀乐、忠孝悖逆都围绕着“义”而徐徐进行。诚然，古代是有许多“演义”的小说，而能和《三国演义》相提并论者，没有。书中对“义”确有很多精到的描写。在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只发了一言却救了赵云，是对刘备的恩义；曹操哭祭袁绍，也能显出“奸雄”对义的理解和作为；孟获感“七纵”之恩以归顺，有诸葛亮“义”服的成份。而义薄云天的关羽却将“义”演绎到了极限。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赤兔、封亭侯没动他寻兄之意。面对曹操之隆恩，不报恩不离开显其义士本色。为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义”至此，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少时读《三国》至“华容道”，深怪诸葛亮为何不把关羽和赵云或张飞换一下位置，要是张飞守华容，曹操不是死定了吗？及至修炼法轮功后才明白，一切皆有定数。诸葛亮这样安排是遵天意、行人事。关释曹，更成全和丰满了关羽之“义”。罗氏著书，真是深得“义”之玄奥。 修炼者看事物，往往能看到本质。笔者能有此认识，全赖师尊李洪志先生的指教。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李洪志师尊讲到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讲了一个“义”。经过一个朝代，三个势力互相之间的较量中充份表现出“义”的内涵。而且是经过一个朝代这么长的时间表现出了这个“义”的深层文化，今天传法时人类 对“义”才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义是什么，它的表面与内涵所引申着什么关系与深层反映。人不能光知道这个字的表面，内涵中得什么都得明白。当然《三国演义》中也表现了人的智谋等内涵。” 神造了人，也给人安排了世间的一切，以及人所具备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标准，但这一切需要人自己在实践中形成。人类经过多次文明的更替走到今天，是怎样一点点完善起来的呢？李洪志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没有任何内涵，没有任何承负能力，没有任何对这个空间一切事物认识的一个完整的思维概念。那么人就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把人的思想渐渐的丰富起来，有了他的内涵和承负能力，这不是短的时间能做到的”“今天人的表现，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理智的思考，甚至于有了创造能力。人能具备这样的思想、正常的思维状态，这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神有意给人造就成的。” 人的每一步都有神在安排，所以在中国，一直到今天，人们都会说“人的命，天注定”。其实何止是人的命啊，世间的一切安排，也都有神的用意。这是在丰富人的思想。 （二）、《水浒传》——栩栩如生的强盗群像 婊子是不立“贞节牌坊”的。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对于一些强盗，民间有几百年口耳相传的传奇，民众的心理是接受的。为什么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呢？这里面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呢？难道是让后人效法这些强盗行径吗？我们还是不能笼统的作答。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人是善恶同在的，这是相生相克的理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身上的反映。相生相克制约着一切，而一切又都呈现出相生相克。从修炼的角度看，人有佛性和魔性，在人间也就是善恶好坏的表现而已。只不过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人们要各自抑恶扬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和谐，各安其事。反之，人类的败坏必会祸及每一个人，人类的罪恶会使人过早的被自己淘汰。那么，这和整个平和的自然和安静的宇宙就完全的不一致。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内涵且哲理相当玄奥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实也和人生观密不可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的成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道德观。 既然“恶”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一切都和善恶有着联系。“抑恶”是必然的，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单就“恶”来讲，并不是时刻都在道德的观照下存在或行事，社会道德也涉及不到这一步。那么，“恶”的表现就成为必然。作为有理性的人来讲，表现“恶”时，也应有所依循。“圣、勇、义、智、仁”即是战国时的强盗代表盗跖留给后代走此道的“道”。因为强盗们也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也离不开社会环境，也是环境的产物，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离开强盗之“道”，人们发起“恶”来，便无“道”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强盗们的故事流传，已经是坊间百姓内心深处对“强盗”的承认和接受，是因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讲，他们对“恶”的态度也是人根本就不可能摆脱的。所以，理性的强盗就这样在人们灵魂深处找到了广泛的生存空间。 人是理性的，也是复杂的，有时人对事物心理上的接受和实际现实的反差却是非常大的。人接受李逵的天真、坦率和至孝，但李逵杀人、抢劫和吃人肉时，已不再计较李逵的人性是如何为社会所不容了。“十字坡”张青和孙二娘的侠义也在心理上遮掩了人们对人肉作坊的厌恶。矮脚虎王英的好色，鼓上蚤时迁的偷盗，在“好汉”们的侠肝义胆下也演绎成为一种佐料。从另一个角度上是非常好理解的，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树碑立传”？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恶”也要象个人样的表现出来。 在一个大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这么多的强盗的。“官逼民反”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起起落落、兴兴衰衰。强盗产生的环境必是乱世，混乱的朝纲才是强盗滋生的温床。人们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民众从心底激起的反抗，而这种意识的表达，就是希望他们心目中的“好汉”为人民除暴安良。“好汉”们行侠仗义的方式只能是“以恶制恶”。人们对“强盗”的定义已经自然的演变成为“好汉”。施耐庵为强盗们画像的本意是用正面描写的方法对人们心中的“恶”进行规范，同时也给当政者以警戒，也使得人们在心中对强盗有了一个完整、丰满而清晰的概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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