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丈夫于二零零六年三月被绑架（当时我们刚刚登记、尚未正式结婚，我丈夫在D市，我与他不在一地）。事情刚刚发生时我感到很无助，当时自己修炼状态不好，刚刚脱险（恶警绑架我丈夫时我也在场，为保护机器跟他们僵持了一整天，他们因此也要绑架我，在师父的呵护下才脱险），不敢去面对面找警察讲真相，就在网上写点东西，希望他们当地同修能配合发发营救材料。但他们那片没有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先例，有的同修被迫害，甚至连一个上网的消息都没有。我很希望能与当地同修形成整体，象我们地区那样整体配合起来营救。结果去了D市几次也没找到当地同修，很失望。我公公虽然也修炼，但他当时被迫害的压力也很大，只顾的上自保了。这一切让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感觉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压力很大，又累又苦。心里对他们当地同修产生了怨，越怨就越委屈、越无助，我姐姐（同修）说我：“别的同修做不到，那是因为他们的修炼状态没到那，可能他们心里也很苦。你应该理解他们，用正念加持他们。而不是自己做了一点儿什么就去要求别人。”姐姐的话提醒了我，是啊，大法修出来的生命应该是纯善的。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能善意的理解别人。我还发现，我之所以感到压力那么大，也是把自己看的太重了，而忘了师父和法。整体配合不是我能求来的。压力那么大，是把这件事当成事儿来做了，而忽略了修的因素，我只要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就行了。当时的境界看起来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但正念发的远远不够，于是我和几个同修每天下午发正念，每个整点发半小时。整体发正念的那种状态给我的触动很大，不仅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连心态也逐渐平和、坚定下来了。
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没有一点我丈夫在里面反迫害的消息，婆婆那边又不断传来他“妥协”的消息，我的心又动了，如果我丈夫本人、他的家人、他们那边的同修都起不了什么正面作用，我这样一直努力下去会不会有效果啊？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小故事，讲的是竹林着火了，小燕子去河边蘸湿翅膀，然后飞回竹林上空把水滴抖落到熊熊大火中，如此循环往复，试图以此灭火。神仙看到了吃惊的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要知道，这些小水滴是不可能扑灭这么大的火的，这根本就不可能！”小燕子说：“竹林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他被烧毁而无动于衷，就算我不能扑灭，我也要不断努力，直到死去。”神仙被他感动了，于是灭了火。看到这个故事，我想就是师父在回答我了。（现在看来，当时对我丈夫是带着观念看了，认为他以前不太精進，对他没有信心。其实他做的很好，是监狱里为数很少的几个坚定大法弟子之一。）
再次坚定下来之后，几乎同时，我奇迹般的联系到了D市同修。我把近况告诉了一个网上同修，他回信说他就是D市的，他和周围的同修要来配合这件事，我现在还记的，当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有一种终于找到了整体的感觉。
那几个素不相识的D市同修当时全力以赴的来配合这件事，做的很多事几乎都突破了他们那时的修炼状态，无私的境界让我感动。有两次，我能感到同修已经从心里放下自己的一切了。同修曾回信说：“你的正念带动了我们。”事实上，D市同修的状态也不断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互相取长补短，这就是我们修炼的一个机制吧。
一段时间的配合之后，一个D市同修说我给她的信，对她有时会形成一种压力。顺着同修这句话向内找，我想起师父在《正念的作用》中讲旧势力是“表现上是正法中其不至于被落下、同时又表现参与了正法，实质上是借助正法达到它们为私的目地”。我看到我为D市同修着急的后面隐藏了为私的目地——同修们快提高上来，营救上达到别的地区那样，我丈夫就能回来了。这跟旧势力很类似，也是借助正法达到为私的目地。看到这颗心时，我吓了一跳。
我体会到同修说的每句话都是有原因的，不管是什么方式，如果真能平心静气的好好向内找，我发现同修的话提醒的都是我最需要注意、最需要归正的方面。
对我丈夫的营救中，D市同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整体配合，开庭那天，去了很多素不相识的同修，不干胶被贴到了法院里，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第一次非法开庭破产了。但之后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同修提醒我，以往我写的劝善信都是以第三人称写的，应该以第一人称写，出了这么大的事，作为家属，为什么不发出声音来？
文章很快写好了，但我却不敢上网，怕因此而遭受迫害。后来突然收到了一个同修的询问，问那篇文章想不想上网？我很奇怪，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我记的自己没发给他啊，看来是师父点化我应该投稿了。这篇文章后来被做成了小册子在当地散发，因为是当地的事，听说效果很好。
因为这件事，我写了很多劝善信，同修们觉的我的信写的很慈悲，我也自以为自己是在为众生了。但后来我看到了自己与法要求的差距。
十月份，跟外地同修一起去大北监狱营救一位同修。营救受阻，狱政科警察不跟我们见面，只跟不修炼的家属见面。针对这件事的交流中，有同修谈到：我们每个参与的人都该好好看看自己，到底是为了同修还是为众生，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如果我们一心为救他们，他们怎么会不想见我们？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觉的很新鲜。以往我没想过救度警察那么重要，只是以同修出来为最终目地。
那段时间，经常听到D市G区国保还在不断抓人，姐姐说：“虽然两个国保队长接触过很多大法弟子，但很可能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听明白真相。”我们都感觉有时我们对公检法讲真相中有怕心、有为了我们大法弟子不被迫害的心，这些都是为私的，都影响讲真相效果，因为我们不纯。我俩很想去见见这两个大队长，当我们真的一心为他们的时候，那种状态本身就是真相。
于是从沈阳回来后，一个外地同修陪我和姐姐去了D市G区国保大队。我发现周围的环境都是随自己的心态变化的，九月初我曾想去国保，但一到D市，同修就告诉我：国保正在找你呢，你别去了。当时自己怕心重，听到的都是这样紧张的消息。这一次怕心去掉很多了，再也听不到国保要对我如何如何的消息了。事实上，上次的大北之行去掉了我很多怕心，如果没有那次与警察面对面的接触，我是走不出去国保这一步的。我更深的体会到了师父的精心安排，去大北看似为别人做的，其实都是师父为我的修炼状态而安排的。
我跟同修交流：为什么我能在法理上明白，但做的时候就不敢呢？同修说是因为缺乏实践，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在这个宇宙当中任何一个生命，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证悟到了他的法、他的法理、证悟到了他的果位，都得经过一个真正的严峻的考验，确立他证悟的东西能不能在这个宇宙中立足，树立起来他的威德。”当我在实践中退却的时候，就等于自己证悟的法理没能在宇宙中立足。我明白了实践的重要，体会到了“做到是修”的又一层含义。
去国保之前，我一直有怕心，而且刚到D市，就听说G区国保又绑架大法弟子了，我心一紧：我要面对的是这样邪恶的生命，但马上否定了这种没有正念的想法。直到去之前的几个小时学法时，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对同修说：“现在我相信那个队长就是可以救的，他只是没听明白真相，谁跟我说他邪恶我都不信了。”这一念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怕的物质一下就没了。
到国保后，两个队长非常紧张，如临大敌，上楼下楼的布置了半天，那架势就是要把我们扣下。我们没有对警察隐瞒自己的修炼人身份，去之前我们就交流了：我们是去救人的，不是去受迫害的，我们越坦诚、越没有任何对立的心态，众生就越容易明白真相。
国保警察把跟我们一起去的外地同修调到另一个房间，留了两个警察看着我和姐姐，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心跳的厉害，警察表现也很紧张，连我们站起来都不让。我看到警察这样看着我们，就想起来包里放着我婆婆的手机号码，国保当时正在找我婆婆，我心里斗争了半天，还是把号码拿出来偷偷改了，看到我改号码，姐姐提醒我：“他们要是敢翻你的包他们可就犯罪了。”这下我想到了众生——对啊，我不应该在自己身上用心，而应该想到怎么样为他们好。其实他们的紧张都是我们怕心的对应。当我们的心态越来越平稳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放松了。
同去的外地同修在另一个房间里，连上厕所警察都跟着。同修后来讲了他当时心态：警察把他看起来的时候，他去卫生间把一份写有同修名字的材料冲下去了，回头一想：这不对，这不是为被迫害做准备了吗？当警察表现的很恶时，出来一念：大不了在这呆十天八天的我还能出去，一想，这一念也不对；警察表现的最邪恶的时候，又冒出一念：今天我就是死在你这也得把这些邪恶铲除了，念一出来就知道了——还是不对。最后升起最纯正的一念——我是为救众生来的，不能让众生再为我犯罪了。这一念出来的时候，警察的态度完全变了，像朋友间聊天一样让同修给他们讲讲什么是“真善忍”。临走时还握了手。
我体会到：我们以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对警察的恨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这些生命本身是处在夹缝中的，旧势力选择了他们对大法行恶，是以毁掉他们为代价的，就象他们自己说的“这是我的工作，我能不做吗？”不管是人这面、还是另外空间那面，他们都很无奈，能解脱这些生命的只有大法弟子的慈悲，当我们纯善的时候，就打破了旧势力的操纵、清除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只有我们能达到那种境界的时候才能具备那样的威德、才能善解那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才能解脱这些可怜的生命。
当我们非常执著的指望警察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正是我们正念不足的表现，是因为没有坚定的一念，才会去指望警察。其实警察什么也做不了，他只有等着大法弟子救度的份。是大法弟子做主导，真正能在法中的那种慈悲和正念，才能够化掉他们背后的邪恶、救度他们。
去国保之前，还有很多干扰，比如去D市之前就梦到一排客车变成了警车，脑子中还反映“有去无回”这句话。就在到国保大队门前时，一下车，同修的鼻子就象漏了一样的淌血。这些迹象，要在以往，我们会觉的是不是师父的点化不该去啊？但一想到自己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就明白了这些都是干扰，因为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这件事不存在被迫害的可能，只是提醒自己过程中注意自己的心态。
后来，因为非常依赖我们曾找到的律师同修和D市同修，自己在法中没有根本的升华，不知道还能怎么做，结果白白浪费了四个月的时间，十一月份，我丈夫被非法秘密判刑了，一审结果是后来才打听到的。案子到了二审之后，我想自己做辩护（律师在司法局的压力下不能做无罪辩护），从网上查到他一直负责大法弟子的案子，很想给他讲真相，就一直以慈悲的心态跟他见面、联系，但后来他在电话中刁难、否定事先的约定、不让我做辩护的时候，我跟他争辩起来，放下电话之后气哭了，边哭边想：这也不是大法弟子的救度众生的状态啊，众生刚有这么点表现慈悲就没了吗？做不做辩护不是他说了算的，我只要坚定在法中的一念就行了。心态扭转之后，办完手续他就没再阻拦，让我查阅了案卷。后来我明白了他处在夹缝中左右为难的心态，站在他的角度考虑给他写了一封劝善信，随辩护词一起寄给了他。（明慧网二零零七年零二月十三日《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妻子致二审法官的信》）
二审法官在收到辩护词的第二天就做了所谓“维持原判”的所谓判决。如果说之前我还曾对法律抱有一丝幻想的话，这次的结果让我完全清醒了：大法弟子只能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为做一切事情的基点，单纯围绕邪党统治下的法律与邪党進行周旋没有半点意义。但这份辩护词后来给了相关的监狱警察、成为了讲真相很好的辅助。写辩护词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从开篇的法律角度，到最后完全证实大法，过程中，我逐渐感到：讲大法真相本来就该是堂堂正正、直来直去的，用不着遮遮掩掩或者迂回辗转的。
后来，我们联系到了看守所的管教，想让他给我丈夫捎一封信。他在电话里让我去他家，我一听就想：去他家，那肯定就是要送钱啊。但这肯定不对，可如果不送钱，又怕面子上过不去。左思又想，最后决定，怎么样对这个生命有利就怎么做，不在乎他对我什么态度，就算他不给我送信我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害他对佛法犯罪。见面后，管教很爽快的把信接过去了。我们在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他把以前跟大法弟子接触中对大法的误会和不理解都讲出来了，真相讲的很透，连为什么不给他送钱都讲给他了，让他明白了：一个生命，有机会在大法弟子蒙难之时为大法弟子做点什么，对他来说是跟佛法结了善缘，但如果给了钱，那对他来说，就变成坏事了。
这一次，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完全为对方着想，放下一切为自己考虑的想法，当我们去除一切私心完全符合法的时候，众生也一定会摆放好自己的位置。
今年四月，我丈夫被送到了Y市监狱。我们去了几次也没见到人，理由是“不转化不让见”。
前两次去，见到了五监区的教育科长、监区长和狱医。回来后，根据几个人的表现，我给了每个人一个评价，感觉有的还可以，有的象地痞，有的象笑面虎。把这些想法跟同修说出来之后就知道不对了——对众生做出的任何负面评价都是自己的观念、都是因为自己的人心被伤害了、都不是正念、不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应该想想为什么初次见面，众生是这些表现，是针对自己哪些没修好的一面来的。为什么很多警察，在很多同修面前表现的很恶，但对有的同修却非常好呢？那都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促成的。
第四次去的时候，教育科长一改以前很和善的表现，对我们非常不客气，不仅不让见，还说：都是你把我们的名字上网的，现在收到了很多D市来的信，还有的有“反党”内容。我们已经跟当地“六一零”联系了，你们要是再这么邮信，或者再来，我要报警了。我说，这个局面不是我能控制的，目前法轮功的问题就是这样，哪个地方有大法弟子被迫害，都会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声援，再说，那些信都是为你们好的。他说：“我们这是什么单位啊，为我们好也不行。”
虽然受到他的威胁，但我想这也不是坏事，是因为背后的邪恶被曝光了、受到触动了，人这儿才会有所表现。等他表现完了邪恶就没了，那时就剩下个人了（现在认识到，允许他表现也不是正念）。我想不能一直让他说，得给他讲真相，于是给他讲了“乱世中自保的方法”中那两个故事，没想到他竟然能逐渐平静下来，认认真真听我说，我深刻的体会到师父在《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听完故事之后，他说：“那我也不敢把他放了啊。”
当我再次追问“不转化不让见”的规定有没有书面文件的时候，他让我去总队教育处找。我当时心动了一下，看到他在里面打了半天电话，想到他的威胁，犹豫着该不该去总队。正念出来后想到：应该去，不管他们怎么表现，我们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只有见了面才能救他们。
教育处长一开始也跟教育科长一样威胁我们。但我们俩都没动心，坚持根据他的接受能力给他讲真相。他后来解释为什么不让我见我丈夫，说是怕他见了我更难“转化”。我当时也闪过不正的一念——如果我向他正面暴露出我不赞成“转化”，是不是更不能见到我丈夫了？这一念马上被正念代替了：法的标准不能降低，我就是要证实法，不管结果如何（现在想起来，这一点还不够正，有默认邪恶存在的因素，不应该是“不管结果如何”，应该想到一切师父说了算，我符合法的时候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于是我对他说：“我作为家属根本就不同意你们让我丈夫转化，在这样一个刑事犯堆里，他要是放弃了真善忍，这人将来还能要吗？”谁知我这么一说，处长表现很出乎意料，并没有对我的态度有丝毫的不满，而是辩解说：“他也不怎么跟刑事犯说话。”我又说：“我看您是有信神的底线的，我想告诉您，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如果真有大法弟子在您的‘转化’之下放弃修炼了，您就对佛法犯罪了，您根本就不应该去转化他们。”他一听，又退了一步，说：“我告诉下边冷处理，冷处理不就是放着不管吗？”
这番对话，我深刻的体会到：常人的表现都是随大法弟子的心动的，我们越正，邪恶的因素就越不能操控众生，众生的善念和正念就越能出来。
后来给处长的真相越讲越深入，他一直静静的听，我们告诉他，今天到这来，不仅仅是为我丈夫，我丈夫来到Y监狱了，就把这根缘份的线牵到这了，今天话说到这份上了，不妨就直接告诉您：大法弟子是修佛的，付出这么多就是为救人，你们的工作特殊，参与着对佛法犯罪，又不容易听到真相，所以我们才给你讲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收到那么多信，你们真应该好好看，那些信真是为你们好。
他反复说让我们“坐下说，多聊一会儿”，临走还给我们送出来，并说他一个人不敢打破“不转化不让见”的先例，争取给研究研究下次能不能见，大伙儿研究的结果，责任就不在他一个人了。
回来后，赶上中秋，我给教育处长和教育科长都写了劝善信。这封信改变了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态给警察讲大道理的方式，而是从我和我家人的亲身经历，讲我为什么修炼，为什么在遭受这么多迫害之后还这么坚定，让他看到这场迫害给一个善良家庭带来的是什么，对他们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启发他们人性中还存有的善良。信中没有一点保留的袒露了自己的内心。这封信的效果特别好，我再分别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表现都比以前好，在一些事情上给我开了绿灯。
十月末，我和姐姐跟婆婆一家又一次去了Y监狱。这次，我看到了自己很多问题。去之前在车上就很有压力，一想到还要跟他们“交涉”就头疼，后来我看到自己的心，前几次的见面使我对这些人有了观念，以至于第一念不是救他们，而是怎么“对付”他们，所以感到心力交瘁。去了之后教育科长不在，让我找监区长，我很不愿意找他，因为他曾跟我说过“你别跟我讲法律”。就直接去了教育处，因为那封信的作用，处长几乎没说什么就让见了，而且当监区长打小报告说我丈夫写申诉时，处长很正义的说：“写申诉那是他的权利”。回到五监区之后，本来应该很顺利的事却等了两个多小时。姐姐说问题出在我的心态上，我也看到了我对监区长有点“记仇”。对教育处长印象好，就是纯善的心态，他的表现就好；对监区长有成见，监区长的表现好象就是在刁难我们，以我没带证件为由，只允许带身份证的小姑子见。当时我也知道跟众生心里有结儿是不对的，也尽力排斥这个想法，但又想不明白：他曾经对大法弟子表现那么不好，如果我一点态度都没有，那么大法的威严怎么体现？
当我心态慢慢扭转过来之后，去的人都见到我丈夫了。就这样，Y监狱所谓“不转化不让见”的规定终于打破了。一个月后发生的事让我认识到了打破这种局面就意味着解体了数不清的邪恶、意义重大。
现在我明白了：大法的威严不是人为做出来的，是对大法坚如磐石、坚决不允许邪恶存在的念头，针对的是众生背后的因素。我对慈悲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慈悲就是你对我不好，我还能对你好。我以前的问题是：自己的心态随着众生的表现而变化，众生表现好了，我就容易“慈悲”起来；众生表现不好了，我就想把自己认为的“威严”拿出来，其实那不是威严，那是对众生的不宽容，人心被伤害后的耿耿于怀。这样的慈悲也不是真正的慈悲。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
回想起近两年来的过程：有几点体会：
一、对于营救同修和救度警察，这里不存在主次的问题。但大法弟子修的就是慈悲，面对任何生命都应该是慈悲的，这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境界和状态，对警察也是一样，只要是众生，我们有机会接触的，就都该救度。
二、营救同修不存在危险，首先是基点摆正，过程中就看心态，面对警察，他们的表现就是我们的镜子，哪怕他们表现的不好，也只是在提醒我们哪儿不符合法了。
面对警察时有怕心，往往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不纯净，有争斗、有以恶制恶和治人，自己的空间场不干净，才会心不稳、会想到受迫害，其实是自己已经树立了对立面。面对任何人都没有对立的心态，就不会有任何受到威胁的不安全感。当把所有人都当成众生去救度时，剩下的就只有慈悲和对法的信心。
平时能严格要求自己，不出现大的偏差，不把自己的关难积攒起来，就不可能给旧势力留下迫害的借口。因为我们地区曾有同修在火车上讲真相被绑架，所以在到处奔走的过程中，多次有同修提醒我们不要在火车上讲真相，但我们知道，那几个同修被绑架并不是因为在火车上讲真相造成的。每次我们坐火车、打车，都会讲真相、讲三退，有一次在火车上劝退了十多个人，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危险。
三、曝光邪恶是一定要做的，曝光的越彻底解体的就越彻底。师父在经文《建议》中说过：“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每次我都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以及跟公检法人员的交涉过程的细节在网上曝光。一开始那个国保队长就说：“别上网，我们最讨厌上网”，对他们曝光的消息多了之后，我们去国保时那个队长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对我们说，因为他知道，不管他说了什么，说了就会上网、被记录在案。在Y监狱虽然曾受到威胁，但最后一次去时，教育处主管迫害法轮功问题的警察说：“照顾不好谁也不敢照顾不好你丈夫啊，关注这件事的人太多了，万一有什么闪失，传出去影响不好。”
关键是把握曝光邪恶时的基点和心态，在Y监狱受到的威胁，后来认识到，是因为最初上网曝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要做的事，有为私的因素，还有治人的因素，而不是纯纯净净的为了这些众生不被邪恶操控得救度。
四、越堂堂正正越安全，救人效果越好。
面对所有的公检法人员，我们都没有隐瞒自己的大法弟子身份，也正因为此，才能把真相讲到位，如果不以第一人称讲，很多真相就讲不透。
汪兆钧的信发表后，感觉内容很适合给Y监狱的教育科长和教育处长看，最开始想到用匿名的方式给他们邮寄，但后来营救一个同修，被迫害的同修的女儿给“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负责人写了公开信，用快递邮寄需要发信人的姓名、地址、手机号码，一开始我留了个心眼儿，对同修的女儿说：别把家里的确切地址告诉快递公司，结果快递公司说：“没有确切地址不给邮”。我明白了，我那个“心眼儿”其实就是心里装着迫害。母亲被迫害，做女儿的给办案人员写封信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用不着遮遮掩掩的。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给Y监狱邮材料用我自己的身份是最合适的。本来是个堂堂正正的事，如果不用堂堂正正的方式，就是心里给邪恶留了空间。而且，以自己的身份给他们邮，还包含着对他们的信任和坦诚，他们会认真看的。我用特快专递分别给他们邮寄了一份，半个月后我去教育处时，知道处长他认真看了。
跟公检法人员的接触中，感觉我们的身份越透明，越没有任何隐讳的，就越跟迫害没关系，因为这样最符合真善忍、最符合法，邪恶最没办法的就是我们符合了法。就象师父讲法中说的：“堂堂正正的、坦坦荡荡的”。这样对方也会觉的我们坦诚，可以信任。
这两年，能走到今天真是全靠师父的慈悲，一开始我正念不足，刚听到非法批捕的消息时哭的一塌糊涂、开始的近一年中经常会被情带动的哭；最初的基点也并不完全在救度众生上，只是想自己永远都不能放弃，但师父就看了这百分之一的一念头还符合法，就给我补充了所有我不具备的。看到网上很多消息，同修被绑架后，一段时间就没有消息了，感觉很遗憾，我想可能很多家属同修要比我当初正念强的多。
就在这篇稿刚刚完成的第二天，得知我丈夫被转送到了B监狱。几天后给Y监狱的教育处长打电话得知Y监狱所有大法弟子都被转走了，我对处长说：“这对你们来说真是好事，我都替你们有解脱感。”处长也说：“是啊，我也不愿意关这些人，挺为难的。”我想，这种局面是因为那里的邪恶解体了，众生明白真相后师父的慈悲——把他们从被胁迫犯罪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刚听到我丈夫被转到B监狱时，从网上查到了一些B监狱的迫害消息，当时我心里还一阵阵的发紧，替我丈夫担心。给处长打完电话后，我想起了当初也曾查到一些Y监狱的迫害消息，但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安排弟子见到了可救的众生、解体那里的邪恶。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说过：“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现在我心里没有那种担心了，剩下的全是去救度B监狱的众生、解体那里的邪恶因素的使命感。
感谢师父，谢谢所有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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