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一九九六年三月我有幸得大法。在此之前，我经历了八年严重病痛的折磨，曾是个每日以泪洗面、生不如死的人。一九八八年生完孩子后，因受风，全身关节疼，连汽车都上不去；贫血、心率不齐、高烧不退，吃了无数西药、中药，看遍了北京所有的疑难病专家，最后被诊断为儿童类风湿（就是大人得小孩病，这种病全北京只发现二例）、纯红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病毒性心肌炎。那时万元户就算富裕的，我家为我治病花去了十几万，用光了父母、公婆和兄弟姐妹所有的积蓄，父母还把自己的房子变卖了，真的是倾家荡产。自己总想：二十几岁到三十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
八年里，我多次住院。回到家中，因走不动所以平时很少出门，从家走到邻近的公园二三百米的路，我也要休息二三次，这对一个年轻人真的是太痛苦了。
九六年，有天早晨，我去公园，看到有人炼法轮功，在辅导员的建议下，我跟着学起来。通过学法炼功，明白了许多在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找不到答案的道理。逐渐的自己按着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归正自己。
以前因被病长期折磨的脾气暴躁、骂人、摔东西，学法后都彻底扔掉了，每天乐呵呵的，身体越来越有劲，脸也红润了，家人都非常高兴，还特意为我安装了电话，每天询问我炼功没有。很快我停下了吃了八年的多种药物包括激素，我放下有病的心和治病的心，全身心投入修炼。能学这么好的法，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心哪？
从此，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所有的病不翼而飞，而且还回到了工作岗位。我的同事、家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带给我的美好，有很多人都开始学大法了。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告诉世人真相 去北京证实法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政治流氓江泽民一伙开始对大法打压，恶毒攻击师父，污蔑大法，并开始抓捕大法弟子。我心里真的好象在滴血，单位领导、派出所跟我谈话，我就和他们说：“法轮大法好，我师父绝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他们在歪曲事实，按真善忍去做有错吗？使人们道德回升不争不斗，做一个比模范人物还要好的人有错吗？我如果要不修大法早就没命了。而且给国家节省多少医药费，给家人少找多少麻烦，自己又少遭多少罪呀。”从那时起派出所派街道二十四小时监视我。
通过和同修切磋，大家都觉的我们应该去上访。九九年十月十六日，我和一位同修相约坐晚上十点多的火车就去了北京，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很多当地的同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去国家信访办。
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多，我们就到了那里，信访办周围有许多全国各地的警车警察和便衣，唯独没有我们当地的警察（因当地还没有人去上访）。我们就顺利的進入了信访办，当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我们每个人说明了上访的原因、目地和要求，还问了我们的家庭住址、姓名、工作单位等，然后就把我们给非法扣押了，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被当地接回去送到了看守所，当警察非法提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讲大法怎么美好，电视上说的是对大法污蔑，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受益。我们要求立刻放我们回家。最后他们都承认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们是听上边的，说了不算。”记得有一次非法提审后，让我写一句话，当时我坚定的写下了“坚修大法心不动”。
后来我们当地又有很多同修都去信访办、天安门去证实法了，我单位的领导由于受电视上谎言宣传的影响和上级领导的施压，来到看守所问我：是要党还是要功，我坚定的说：功一定要炼，我要功。领导气的一拍桌子就走了。由于自己学法不足，还有很多未去的执著，心性提高不上来，凭着人的勇气、人的争斗去做，结果在看守所一呆就是两个月。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我和十多个同修商定要去天安门去证实法，就在三十号中午，母亲发了高烧，本来平时我和母亲一起照顾病重的父亲。当时心里有些放不下，可又一想，我来到世上是为什么，不是助师正法吗！决不能因此影响我去救度更多的人，我把他们安排好后，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家门。家人害怕我再次受到迫害，又担心我们身体就派出了几拨人去天安门找我，十月一日，我们在人群中喊“大法好”，也揭露邪恶的非法打人抓人行动，又一次被他们抓捕，那天天安门非法被抓的不知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警车上我们打开车窗一路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引来了好多中外旅游的人和世人的围观，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爸身体比我在家时更精神了，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师父慈悲呵护。
为了使邪恶尽快的停止迫害、坑害世人，我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第三次又走上了去北京证实法的路，当我们在天安门打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时候，又被警察推上了警车，我们立刻打开车窗拼命的喊“法轮大法好”，周围的人说“你们真了不起”。在北京看守所里，由于我们不报姓名，绝食绝水，被灌了一次食。我们都给吐了出来，我们集体炼功，警察找我们谈话时，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第八天，我和其他同修，堂堂正正闯出看守所。在从此之后就开始了大面积的讲清真相、发资料、全方位的救度世人了。
二零零一年，通过亲戚介绍，我找到了一份建筑工地看门的工作，在那里接触到了许多民工、外地送建筑材料的工作人员及那个单位的职工。我就给他们每个人讲大法真相，并给他们看大法真相材料，使很多人得救，有的人还主动要求学大法了。
晚上下班后，我就和同修（也是同事）去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从不受天气影响。我们都一如既往到处去做，走遍了大街小巷，公园周围的农村，公安局、派出所周围及行人多的地方。
二零零一年环境还比较邪恶，标语被邪恶涂了我们就再去喷。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派出所附近刚把字喷上，模子还没来得急拿下来呢！一辆警车突然开着大灯急拐过来，我们也没有害怕，很镇静的把模子拿下来就走。警车与我们擦肩而过，车灯照在标语上，照到我们身上就好象跟没有看见一样，这时我们同时想到了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们。
我们还经常到大街上、公园旅游景点的路上、看守所、公安局周围去挂“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等条幅和横幅，没有什么敏感日的观念，想做就做。当地同修也都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世人也都逐渐的明白了真相。
记得有一次在楼道里发资料，那次我们是从下往上发的，下到二楼时有两个中年男子正在开门，发现了真相资料，其中一人就跟同伴说，“法轮功真是用心良苦啊！”当时我真的为他能够清醒感到高兴。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贴标语发资料。当时已经晚上十点来钟了，我们在前边走，突然听到后边有一个中年的男子在说，“这么晚了还出来做，还挺不容易的。”同修回头一看这人以前见过，原来是一个便衣。
我们开始去北京证实法时，单位领导由于受电视上谎言宣传的欺骗，认为政府不让炼就不能炼，我们去上访是给他们找麻烦，单位领导经常给家人打电话派人看着我们，怕我们去北京。因为上边给他们施加压力。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我们去天安门证实法时，单位领导到那里去找我们。他们耳闻目睹了广场上的警察打人、骂人、抓人象法西斯一样邪恶的场面，回来后还亲眼看到了派出所、警察逼迫大法弟子家人要两千元钱，不开发票的事实。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一身正气，知道大法弟子在单位都是好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再加上大法弟子不断的给他们讲真相，看光盘资料，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的正，邪恶的邪。以后每当上边要我们去办洗脑班的时候，单位领导一律抵制，而且还公开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人，（警察）想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上抓人没门。现在很多领导同事们都已经明白真相、并“三退”了。
在恶党开始打压的时候，家人对我非常的担心。他们知道恶党在历次运动整人时的邪恶，经常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别找罪受了”。在我第一次上访回来时，他们就看住我，还把我锁在屋子里。当时我就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还有我的使命，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進行干扰，就严厉的制止他们。并且给他们讲真相，我们是受迫害的。我在以后的讲真相、发材料做证实法的事时。不断多学法、发正念及向内去找不符合法的言行，多归正自己，这样做的比较正，邪恶没有什么空可钻了，家人也逐渐的放心了。
我姐姐有时还主动的向我要材料去发给他们楼道和周围的世人，她的肾结石病不治而愈。有时我的孩子也帮我去发材料，贴真相标语，还建议这个资料放在什么地方，不会被毁坏、丢失，放在哪里好。丈夫也慢慢的理解大法了。我每天比较忙，晚上回来很晚，家里的洗衣做饭等家务大多是他们做，从无怨言，有时还帮助我给他的同事讲真相。我哥在外地工作，亲眼看到我身心的变化，邪党的邪恶。我也经常给他看真相材料，他又经常出国看到了国外大法的洪传，转变非常大，经常在电话中提醒我注意安全。记得有一次车都开出去了又回来了，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智慧的去做，要是被抓了你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现在谁要说大法不好他都不爱听。
每当发材料，贴大法真相、劝三退的时候。我就先发正念，破除这楼道所有众生每个人背后的邪恶干扰，让他们都认认真真的看真相，然后都能够得救，让这楼道的人谁都不出来干扰我们。
由于自己身体不好，通过修炼病好了的实例，我平时经常跟世人讲真相，人们也都知道了恶党的邪恶，劝三退也比较容易了，我的亲朋好友大部份都退了。
师父把有缘人都送到面前，就看我们如何做。对此，我是深有体会，我的同学都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没有分班。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有的已经二三十年都未见面了，我发出一念，同学一定要聚会一次，因为上学时自己是班长，也有这个便利条件，现在我想也不是偶然的，于是就发动能联系上的同学到处打听、联系。
结果只用了二十天的时间，绝大多数都联系上了（共计四十来人），并且中途转走的同学都给聚来了，同学们都说，“你怎么这么能耐呀，从哪儿把他们挖出来的，真得谢谢你呀！”可我知道是师父帮助我找到的，我给他们每个人讲了真相，准备了《九评》、《小册子》等真相资料。他们绝大多数都退出了邪恶党（团队）组织了，有的同学家人也都退了。现在我的家人嫂子、儿子等也帮助做三退救人了。
（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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