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6年1月19日】我叫汪贺林，53岁，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西疃村农民。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当罪恶在韩玉芝身上发生时，我没有能站出来制止邪恶，我选择了罪恶的沉默，我内疚、痛悔。师父在中讲：“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但是，在罪恶要发生的那一刻，被强暴的刘季芝恳求我说：哥哥呀，你去冲冲他们吧，我这么大年纪，他们都不放过我，何况是她（韩玉芝）呢？当瞿文亭也求我站出来时，我却只是被动的、稍稍起了一下身，又麻木的坐了回去。就这样，因为我的懦弱、自私和沉默，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我不想承认这是真的，但事情实实在在发生了，无法挽回。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自责：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何雪健制造罪恶时，我为什么没有制止罪恶？！为什么就不能制止罪恶？！
其实，在头一天晚上，刘季芝和韩玉芝已经遭到了他们耍流氓的行为，我早看出了这些人不是好人。第二天，在刘季芝身上又实实在在发生了这种事。我为什么不能冲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去窒息罪恶？我看到了思想中的一个奇怪念头：“我太瘦弱，去了也是白去”，这个消极的念头是这么软弱、肮脏、邪恶，又这么根深蒂固！
在认真读了《九评共产党》后，结合自己的经历思考时，我彻底明白了：我是在共产邪党的邪恶政治运动中成长大的，这种经历造成了我的变异的、不正常的、根本意识不到的人生观念。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在牢牢控制着我，让我没有了健全的人格，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出来主持正义。
1964年，我到了懂事和知道“好、坏”的时候了。当时上学读书、看小人书，看雷锋的故事，书里说“雷锋是被地主婆在手臂上砍了三刀”。我知道“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中“最好的”就是贫农，“最坏的”就是地主。那时的人们都是以贫农为自豪，以地主为耻的。当时的我学习成绩很好，父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教师，对我寄寓了很大的希望，表示要好好地培养我上学。我也对学习很有兴趣，想奋斗上中学（那时中学很少，是非常难上的，上到高中就会有好的前途了），想通过读书在社会上立足。但是，从有一天开始，我再也精神不起来了。
有一天，我站在床上问我的父亲：爸，咱们家是贫农还是地主，是贫农吧？我的这一问，是在知道了“好、坏”之后，我要在“好”和“坏”之间作出郑重选择。在学习好、在学了好多共产党宣传的东西的同时，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种“被压迫者的理直气壮”的感觉。没想到父亲沉默了半天，表情严峻地对我说：“咱们家是地主。”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的心里一沉，从此以后，我再也硬气不起来了，在同学和伙伴面前我总觉得自己“理亏”，虽然他们不知道我是贫农还是地主。那种只属于“被压迫者的理直气壮”永远和我无缘了。也就从那一天起，我就给自己判了死刑：我再也不可能出人头地了。前途和命运注定了，一条消极的人生轨迹铺好了。
历次运动落在我们家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因为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也就被划成地主成份，再加上他是教师也算是知识份子，在五七年“反右”时，就成了政治运动中要打击的对象。57年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父亲就作为右派被“整过”。听父亲说，他当时就象过堂一样，抱着侥幸的心理，闯了几道难关，总算是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整人高潮是在68、69年。我的父亲68年有半年多没有回家，后来有好心人捎信过来说：你父亲白天上课晚上挨批斗，挂牌子游街，手被捆得抬不起来了。家里人都着急，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又无可奈何。我们就象是绵羊，往哪赶我们我们就得往哪走。
后来按照中共的政策，逼着我们全家和我父亲划清界限，还逼迫我揭发、举报自己的父亲。但因为父亲为人好，得到一些人的暗中帮助。所以辍学在家的我，冒着危险，隔一段时间就有机会偷偷的看望一次父亲。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父亲，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是他唯一的希望、精神支柱，每次看他都给他带来活下去的勇气。但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低人一等的消极观念。
1970年东城坊镇有了中学，当时各村都有名额，虽然我非常想继续学习。但不用别人批判，我自己就清楚自己“没有资格”上学。但抱着一丝的不甘心，我也报名了。村里喇叭广播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我也就把上学的事抛到脑后了。后来，出于兴趣，我自学认识了很多字。但是，现实没有我选择和努力的余地，我已经学会逆来顺受了。
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提亲的人也好，对方也好，初看我们家的情况都很满意，但是，一了解到我们家是地主出身，也就敬而远之了。到了78年，取消了地主的这种成份划分，我才很快成了家，开始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就是在邪恶的政治与政治运动中，我形成了消极退让、骨子里也就是自我压抑与自我保护的人生态度，碰到责任不能去担当，碰到问题不能去迎上，对于正义不敢去主持。然而，在中共邪恶统治、洗脑与精神控制中，我又不敢对造成我人生创伤的原因提出质疑，更想不到去改变自己的不健全的人格。
从1984年开始我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病痛越来越厉害，97年时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我全身的骨头关节都变形了。知道这种病在全世界都是根除不了的，为了节省钱，也就只能买着镇痛药吃。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干活。我陷在长期病痛折磨中，都是别人在伺候我，我很少关心和照顾别人。这无形中加深了一种自私的心理状态。这种不好的心理很难修掉，也使自己在关键的时候不能站出来。
99年2月份在村里大街上来了很多大法弟子在洪法，听他们讲大法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我听说后很有兴趣，就向他们请了一本《转法轮》来学习。由外村老学员教我们动作。从此，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法修炼当中。经过学法、听师父讲法录音，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无论是在家里学法还是集体学法，总是溶在一种祥和的气氛中，自己真象变了一个人一样，身体也变得健康了，家庭的环境也变的好多了。我想，如果人人都学，社会也就好了，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但是，在韩玉芝被强暴的时候，我又选择了可耻的沉默。经过这些天的反复琢磨，我开始意识到在修炼中我存在的问题是连我都意识不到的。这几天有机会读了《九评共产党》，我觉得它就象照妖镜，照出了我在多年政治运动中被党文化洗脑后思想中的变异，和在心灵上留下的伤痕。这一切牢牢的控制着我，就象魔咒一样抑制着我，使我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危难来时先审时度势的估计自己的得失，而不是奋不顾身站出来揭露邪恶。强奸案发生后，我后悔得不得了，哪怕一个有血性的常人，遇到这种强奸民妇的坏蛋，也会仗义执言哪。何况我是个大法修炼者呢。
当时在派出所的时候，当她们哀求我去救她们的时候，我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我能深切的感觉的到被一种什么东西死死的抑制着，使我想不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有窒息邪恶的功能，甚至想不起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揭露邪恶的使命。如果我能早点认真的认识变异的党文化对我的毒害，也许我在罪恶发生的时候就能够挺身去制止罪恶，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东城坊镇恶党政法书记宋小彬、柴玉桥他们不是被中共邪灵控制，他们或许不可能制造出这起事件。
如果更多的中国人都能站出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看看《九评共产党》了解恶党本质，中国人就会变得健全起来，很多罪恶就不会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中国人不能再沉默了！
在此我呼吁、恳请所有正义善良的人士，都来关注我们这些受迫害的民众，看看整天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叫喊着“执政为民”的党及这些党徒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都在干着什么！现在，东城坊镇恶党政法委书记宋小彬、综治办主任柴玉桥、还有王会启等人已经驻入西疃村，扬言10万元奖金把流离在外的两个受害人，还有我和另一个证人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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