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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5年3月30日】我先生听我谈中共，认为我在搞政治。我跟他讲，假如咱们俩都炼法轮功，你知道我是一个消极的、有自杀倾向的人，因为信仰了真善忍而没有自杀，开始热爱生命，对一切负责，那么有一天这个功法被诬陷，我会怎么做呢？我当然会站出来说一句真话，这是一个人的良知。假如我因为说了真话，被中共抓起来打死了，你是躲起来还是去找那个打死我的人理论？如果你找那个打死我的人理论，这也是搞政治吗？现在中共发动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把全中国十几亿人都牵扯到谎言的陷阱里，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多少大法弟子只因为说了真话，坚持了信仰而被迫害得家破人亡。那么这时候很多的大法弟子都出来讲真象，这是维护正义，没有任何“政治”目地。政治在修炼人的眼里是肮脏的。
他说其实大家在社会上都是参与政治的，只要你谈了，你就是在搞政治。我说，那么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我去评论，我就是搞美术的喽？如果一个音乐家创作了一首音乐我评论，就是搞音乐喽？——我只是有发言权而已。 后来我给他讲我对师父写的《不是搞政治》的经文的一些理解和在《九评》上看到的对中共的评论，他认为我说得对。 我仔细的想了想，无论如何要清楚自己做的是神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我却在谈到或者想到中共的时候，非常暴躁，而且隐隐的有一种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且是非常坚决非常激进的这么想。——同时，师父所讲的“……我是带着你们救度众生来了，不是领着你们闹革命来了……”在我头脑里反复的重复。当我明白我是做着一件神应该做的事情，挽救那些被党文化毒害的生命，我感到很多事情都变得简单了，我不再为亲情所阻，也不再担心常人不理解。而我学法之后能够从理性上看清楚中共的时候，中共的一切思想上的因素对我来说不再有剧烈的干扰，我就能够完全跳出来看中共和它的思维方式，并且站在一个修炼人的角度谈这个问题，不是以往那样的陷入一种辩论之中，我就能够把我要说的问题表达清楚了。 我很注意头脑中是否有中共的那一套东西，像“反动言论”之类的词汇，就是中共的发明。因为那些它所谓的“反动言论”触及到了它的要害。我如果用一点它们的思维，就等于我在那个地方仍然糊涂着，那么我就很难把一些问题说清楚。而这些问题也一定使我感到做这件事情有难度。可是辨别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学法才做得到。 最近跟一些常人谈到共产党的邪恶，以及它50多年来所做的那肮脏的一切，发现，仍然有常人对法轮功真象不了解，甚至反对大法（在这以前我曾以为人们差不多了解真象了，因为跟很多常人讲真象，他们基本都能接受），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让常人了解大法真象的同时去了解《九评》。因为中国人在党文化的灌输下生存得太久，所以很多的中国人几乎是没有“正义”和“良知”的概念的，衡量一切喜欢用党灌输的政治观念和“党即是国”的观念。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利用某种“教义”的农民起义，比如黄巾起义、义和团、白莲教、太平天国等等，这些都给中共的造谣诬蔑提供了思想文化背景，而这些历史事件都是旧势力的安排，在中国人善于总结经验的观念中，对中国人正面了解法轮功起着阻碍的作用，这些有时候也需要对一些人讲清楚。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我曾碰到一个年轻的中医，他很喜欢气功，也练过一些气功，给他讲真象，他能够马上看到共产党做错了，看到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是可耻和无良知的，他没有那种“党即是国”的强烈观念，也没有一听到谈党就很怀疑有政治倾向。他认为这么好的功法应该推广，甚至还说要跟我到公园里去宣传一下。但是，他对于中共过去的领导人——周、毛之类的，很认为了不起。——而我发现有老年的大法弟子也这么看。所以世人这么看也就不奇怪了。所以我们要很纯正自己的思想。 还有，那中医师对法轮功很感兴趣，要看书。我简单的告诉他法轮功的动作，并答应给他书看。但是，他看完书后，他先前学的那些气功书中看到的东西使他对法不敬，并在我借给他的大法书上写了一些评论——他把书还我的一瞬间，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没让自己过分的激动和发火。但是也很难平和起来了。于是我就在那里一直跟他讲他不应该这么做，回答了他的疑问。最后他也觉得是自己有问题。后来他还希望看到我双盘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拒绝了。 回到家里我把书中的那些评论都处理掉了。心里很懊丧。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对于“挽救众生”很认为那是责任，承担责任就不去讲任何条件。可是，我一直在思想深处有一个糟糕的倾向，就是我好象并不是在维护佛法、按照法的要求顺天意而行，我好象一直是在做一件事情——为了救度众生而救度众生。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对法有一种利用之心，利用这法使一些生命走进未来，免于被淘汰的危险。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倾向，但是因为在这过程中，我会克制我的一些私心，尽量的想着别人，所以没有觉察到这是个问题。当它发生的时候，我知道后果是严重的。因此在讲《九评》中对中共的评价时，我们也一定是维护法，然后才有可能真正的救度众生。这是非常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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