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4年2月11日】引言：姜伟，女，41岁，家住辽宁朝阳市孟克乡二其营子村十组，原朝阳市蓝盾大酒店老板。1998年6月12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身患多种疾病，如肝炎、心脏病、妇女综合症、顽固失眠症、神经性头痛等，尤其是顽固性失眠症令她痛苦不堪，每天大量的吃安眠药也还是睡不着，许多时候一连十几天不能睡觉，这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治病每年花去的药费上万元，但却无济于事。如果说有病没钱治还能让人有一线生机的话，那么有钱却治不好病就最令人绝望了。但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她的这些病症都不治自愈，从此就再也没花一分钱买药。
姜伟曾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开的酒店生意红火，在朝阳市远近闻名；丈夫年富力强，在双塔区一建材厂任厂长，他们膝下有两个聪明漂亮而又善良懂事的女儿。自从姜伟炼功身体奇迹般地恢复健康后，丈夫和孩子们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欣喜万分之余，全家人都支持她的修炼。
但是仅过了一年，江泽民便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这场迫害，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亿万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被强制剥夺了做好人、祛病健身的权利，遭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疯狂迫害。在这场民族灾难中，难以计数的家庭被迫害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或家破人亡。姜伟和她的家庭也同样未能幸免……
得法修炼——生命真正意义的转折
“法轮功不单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做一个好人的道理，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当姜伟谈到自己为什么要炼法轮功时这样说。
事实上，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以来，一直到1999年江泽民的镇压开始，仅短短的7年间，就能吸引上亿的国人走入修炼，而且不分年龄、职业、社会阶层和知识高低，这在当时对正值改革开放、人人以经济利益当先、信仰几近真空的中国社会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果说仅仅以祛病健身这一点就能吸引这么多人的话，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以治病为名的气功数不胜数，而法轮功作为后起之秀，没做过任何宣传、广告，仅凭心口相传，却何以令人如此趋之若鹜？
法轮功又叫法轮修炼大法，他强调炼功人要重德、要做好人、要为善，要重心性的修炼，概括地说，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不断的要求自己，作为生命的指南，这是达到祛病健身的根本前提，也是与所有气功都不同的其中一点。基于此，才有了炼功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找自己、利益面前不与人争的种种高尚的人格表现。
人都想要好，这不需要什么道理，是生命的本性带来的。当一个人从“真、善、忍”的修炼实践中深切的感受到了生命所获得的真正美好——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而且是心灵的净化、道德的升华，也就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其改变了。更直白的讲，法轮功教人发自内心的做好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炼。
当谈到炼功后带来的变化时，除了身体的康复，姜伟还提到了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98年春天的时候赶上了一件事儿，我们家门前的公路加宽要搞拆迁，那时我们有十几间的邻街门市房，按现在的社会风气，我当时只需花些钱托人办个正式的房照，就能得到50万元左右的拆迁费，但也就是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也开始修炼了法轮功，在学习《转法轮》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托关系走后门得这种不义之财，非但不合理不合法，更不符合“真、善、忍”对炼功人的要求标准，于是我就放弃了这种做法。
“……酒店里养小姐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以前我们酒店中有三十多个固定小姐，每天收入可观。但修炼法轮功后，我明白了做人应遵守最起码的伦理道德，这样败坏人伦的钱是不能挣的，于是我就将小姐全都遣散了。
“……开酒店期间，我从二其营子村刘伟的烟酒店里前后共赊了3万元的货，给他打的欠条让他弄丢了，他们夫妻俩非常着急，找到我告诉我此事，我当时就分期还了他们。“今天的社会世风日下，为了赚钱，有多少人还能考虑什么道德呀？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功，我想我不会这样做的……”
不用更多的列举，从这几件事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法轮功所带给人的是什么。在当今社会，还能有什么样的学说、主义、理论和力量能如此的改变人心呢？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教人向善、提升道德、给人健康的高德大法，却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打压。
迫害伊始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群众来到了地处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局，就天津公安无故殴打、抓捕当地45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且拒不放人一事，向中央反映情况。当天早晨8：35分，朱镕基总理得知了法轮功群众上访后，他召见了群众代表，并责成国务院信访处负责接待，晚上9点多钟，事情有了初步结果，天津被捕学员得到释放，法轮功群众静静的散去。法轮功群众的理智和善意以及国务院领导的正确处理，使得4.25上访得以圆满解决。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各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双方的克制态度极为赞赏，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然而，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和倚仗强权对修炼“真善忍”的善良百姓的蔑视，不顾当时政治局六位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不但推翻了朱镕基总理对4.25的正确处理，还利用电视等媒体将这次上访编造歪曲为“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20日，公然向法轮功发难，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逮捕。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而来，杀人、自杀、敛财等大帽子全部往法轮功头上扣，“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刚刚散尽，中华民族便再一次陷入了红色恐怖当中……
1999年8月30日，刚刚得法一年的姜伟，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一样，本着《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江泽民为了阻止法轮功群众的上访，一方面命令各地公安严防死守，一方面操控着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喉舌，把法轮功群众的合法和平上访诬蔑为“进京闹事”，来蒙骗国人，企图为进一步的大肆镇压作“合理”的铺垫。而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弟子进京的目的都很简单，他们只想去信访部门向中央的领导反映一下法轮功的真象，澄清事实。姜伟也是如此。
“但那天还没等到信访办我们就被抓了。我向那里的两位工作人员讲述了我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他们有的说我们也知道好，可江泽民要这么干，我们不干饭碗就保不住了，并告诉我再别来了，在家偷着炼吧！两天后朝阳市双塔公安分局派人把我从北京押回，送到十家河套拘留所。拘留33天后又被送到吴家洼看守所，在那里，我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关了3天小号……”
1999年10月29日，姜伟被非法判处了3年的劳动教养送到了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
在马三家劳教所的九百多个日日夜夜
马三家劳教所，地处距沈阳几十公里的一片大荒原上，周围多少里不见人烟，罪恶也就在这种见不得人的地带肆无忌惮地上演。自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来，这里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群众最残酷、最邪恶的地方之一，臭名远扬，海内外皆知。
马三家劳教所以前下设十个所，九个男所，一个女所。镇压开始后，随着法轮功学员成批成批的被绑架到此，女所人数暴增，就又增加了一个女所，即女一所和女二所。2001年11月份，马三家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新楼完工时，女二所一大队、二大队，加上女一所的全部法轮功学员大约1500多人被集中关押在此，就象法西斯的集中营。
（一）初经炼狱
“我刚到那儿时被分在女二所一大队，大队长叫王乃民，这个人四十七、八岁的年纪，面貌凶恶，心狠手毒。
“她为了阻止我们炼功，经常滥施酷刑。锦州义县的法轮功学员张春梅，被王乃民长期铐在暖气管子上24小时铐着，连睡觉都不放下来，只能坐在那睡觉，整整两年，一直这样被迫害着，还经常用各种酷刑折磨她，有一次她被吊起来，想站站不直，想蹲蹲不下，这样折磨了她整整15天，浑身浮肿，疼痛难忍。
“有一回王乃民用电棍电击我的嘴和脸，一直到电棍没电了才罢手。还有一回王乃民和一个丹东籍叫刘杰的女吸毒犯毒打我，她们每人拿一根电棍主要电击我的头和胸部，并将我打倒在地。王乃民拿的是高压电棍，她把我两手朝后背铐，两根电棍同时电我的脸、脖子、大脖筋和胸部穴位，让我站着。我不停地和她们讲我学法轮功的受益情况，王乃民说“知道好，就在心里偷着背呗”。我说你们天天放诽谤法轮功、诬蔑我师父的广播，我听着心难受，她听后把我放回寝室。
“教养院规定犯人每天早上都要背教养院里的三十条，我没有违法更没有犯罪，炼法轮功做好人更没有错，所以不背。她们把我们四个坚持学法炼功的学员关在一个屋里，窗户上糊上报纸不让外边看见，在恶警的指使下，我被四个刑事犯毒打，当时就被打倒在地，从六大队调来的的男警察看到后都心有余悸，躲得远远的。我被打得身体疼痛难忍，都是内伤，打完后一只手吊铐在窗栏杆上。过后恶警王乃民让刑事犯把我带到她办公室，在走廊里刑事犯边走边打我，被另一个屋里的大法弟子们看见了，她们都哭了。一个59岁的义县大法弟子因此去找恶警王乃民说理，结果遭到了王乃民的电击，脖子和脸被电得全是大泡。我被铐了几天后，她们看我没屈服就让我回到原来的牢房。
“为了争取炼功的最起码权利，我们全屋人开始集体绝食抗议。我又遭到了体罚，每天罚站，一直站到晚上12点，12点后把我押到一个非常冷的屋子里冻我，让我站到凌晨1点半后再押回牢房。经过这种种的折磨，我的身体和脸全部肿了起来，但我们仍然绝食抗议，恶警们就逐个把我们押到办公室用电棍电击，逼迫我们吃饭，有的学员脚心都被电烂了。
“电我时我被强迫坐在办公室水泥地上，此时正是隆冬季节，她们把我的鞋和袜子全部脱掉，恶警吉利和黄海艳每人一个高压电棍同时电我的胸部，电脚心时她们用脚踩着我的腿，电了能有半个多小时，我看到在丧失理性和人性的疯狂带动下，她俩一个个都累得呼嗤带喘的出汗了，便越发的感到她们作为生命的可怜，在持续不断的电击折磨中，我一直忍受着剧痛向她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象……”
就这样在女二所呆了23天，种种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并未使姜伟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是她们又把她押送到了刑事犯聚集的马三家女一所。
“在马三家女一所，在队长陈秋梅的纵容指使下，我遭到犯人多人毒打，过后刑事犯对我们说，知道你们是好人看到你们炼功不打，队长就真的给我们加期了！都给开会了！因为看到她们不想在那里多呆一天的痛苦心情，出于同情我再没炼功，那里可真是人间地狱呀！”
（二）“思想转化”的真象
从2000年1月份起，一些人由于承受不住这种在肉体和精神上持续不断而又丧失人性的百般摧残，被迫开始写了所谓的‘保证书’、“悔过书”，违心的放弃了对‘真善忍’的信仰，放弃了修炼。这就是邪恶的宣传所说的“思想转化”。
2001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到女二所采访。
“当时采访的是队长丘萍”，姜伟回忆说，“丘萍50多岁，这个人满肚子坏水，手段卑鄙，她曾指使转化的学员折磨辽阳大法弟子张静艳，为了使其转化，骑在她身上，不让她上厕所，逼迫得张静艳头撞在暖气上，满脸是血……可在电视记者面前，丘萍却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脸，张口闭口说什么对法轮功学员关怀备至啊、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感化啊，全然隐瞒了她们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象，都是虚伪和谎言。我当时看到后就跑到走廊向那些电视台的记者讲述这里的残酷迫害事实，却无人理睬，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在演戏，电视上诬蔑法轮功的节目，哪一个不是这样编造出来的呢？江泽民什么时候给过百姓说真话的机会？”
法轮功的学员都在按“真、善、忍”的标准在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宽容大度、与世无争。这样的人要让他往哪“转化”呢？难道是让人人都变成背信弃义、出卖道德良知、屈从于假恶暴的行尸走肉吗？事实上也真是如此！在女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因承受不住严刑拷打和谎言的不断灌输，转化后，劳教所卑鄙地利用了她们的心理，以大幅度减刑期为诱饵，规定谁帮助它们转化人成功率高，谁减期的幅度就大，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一些转化的人最终沦落成了恶警们的打手帮凶，帮着恶警迫害自己昔日的同门。但即使这样，这些人一旦离开那个极端封闭而又邪恶的环境后，绝大多数人都能清醒，从而重新走入修炼。
“我刚到女二所的时候，就有3个转化学员，把我叫到厕所要打我，当时被我制止住。我说你们不转化时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化了就能打人呀，谁给你们的权力，打人犯法知道吧！后来她们没敢打我，但是报告了队长。
“女二所一大队把没转化的都放在一个屋里，有许多人身上长了疥疮。为了逼迫转化，对她们进行体罚、打骂，互相间不准说话。晚上从6点蹲到凌晨4点才让上床睡觉，但5点就得起床。每个寝室三十多人，早晚只给七分钟的洗漱时间。七天洗1次衣服，每个寝室半个小时。四个人睡两个单人床。
“对不转化的人，由两个人“包夹”，走哪跟到哪，不让家属接见，用恶警的话说不让你死，让你活遭罪（后来把我们不转化的人又分别调到几个流氓队中，每个队几个人）！人生存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只给留下吃饭、喘气的份儿！长期压抑所带来的心灵痛苦使得有些人神情恍惚，精神几近崩溃。
“2000年4月份，马三家劳教所对所有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毒刑，威逼“转化”。首先是三个人脸面向墙倒撅，其余人在屋里坐小凳子。每天从早上6点半开始，持续到半夜12点，三天后无人屈服，就开始电击，四个恶警同时电一个人，共电了两个人：有一个电完后又遭到铁丝抽打，逼问转化不转化；另一个人被电得厉声惨叫。在这种恐怖气氛中熬过了12天，但没有一个法轮功弟子妥协。”
（三）苦役
“在马三家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从那次动完刑之后，又开始让我们服苦役，每天劳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大部分时候都是做军用服装，还有童装、马甲、运动服等，有一次为了给台商赶制“喇嘛服”，竟然36小时加班，不允许法轮功学员睡觉，中午不许吃饭，我们又累又困，外加饿着肚子，人都迷糊了。有一个刑事犯因活没干好挨了队长的骂，说再干不好就加期，连累带吓，哭得眼睛都坏了。在那里它们根本不把人当人，对待法轮功学员更是如此。
“由于法轮功学员干活认真仔细，不会偷工减料，邪恶的劳教所就钻好人的空子，给法轮功学员大队加量，一些精品活，都拿来让法轮功学员们干，有时甚至厂家点名叫法轮功学员的分队做，活太多排不过来，他们宁可等。当时的管教队长陈秋梅说法轮功学员做的产品质量好，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交货时，厂家只要听说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质量一律免检，这在马三家是从来没有的事。
“一次队长在给劳教人员开会时说，如果上级有领导来检查，问劳动几个小时就说八个小时。教养院规定每人每月有至少20-40元的保健费，可是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多，从没见给谁发过保健费，用工具都得自己花钱买，有病的人打完吊瓶得接着干活，药费更得自己掏。”
劳教所就是这样通过剥削在押人员无偿的劳动来赚取黑心钱。即便这样，它们也时刻不忘在学员们干活时，播放诽谤法轮功、诋毁‘真善忍’的广播给她们听——在毁灭人最善良的本性同时，还要利用她们的善良来为自己榨取钱财，这难道还不邪恶吗？！
（四）610的罪恶
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成立了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从法律上讲，它的存在不具备任何合法性，就像当年德国法西斯政权专为希特勒服务的盖世太保，610的一切运作都在江泽民的直接指挥之下，超越宪法和一切法律的约束，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它凌驾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公、检、法、司部门之上，执掌生杀、颐指气使、为所欲为。镇压法轮功四年多来，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邪恶指令的纵容下，各地610机构和人员对善良的法轮功群众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截止到2004年1月底，已有872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每一天都在增加。而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判刑的人就难以计数。在这些被迫害致死的人员中，包括辽宁省朝阳市4人，他们是：
1. 甄玉杰，女，28岁，朝阳县下三家子乡嘎岔村
2. 王立霞，女，46岁，朝阳市双塔区八里堡乡榆树林村
3. 于秀玲，女，32岁，朝阳县大庙镇土城子村七组村民
4. 李宏伟，男，52岁，朝阳市农机公司职工，家住朝阳市双塔区前进街
“中央610办公室的头目是副主任刘京，他曾几次到马三家看法轮功的转化情况。一次刘京到来之前，劳教所把我们所有不转化的人都藏起来，因为她们对外谎报的转化率达到100%。还有一次刘京来女二所检查工作，因为以前一直是几个人挤一张床睡，她们为了应付610的检查，只在一张床上留一个人，其余人员都用车拉到女一所看《焦裕禄》电影，多出来的小凳子也都藏起来了，我得知她们弄虚作假的情况后找大队长、院长反映了此情况。孙院长说我诬陷，谁能作证？我说给刘京打个电话，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人，如果我陷害你，我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当时她们目瞪口呆，事后就一人一张床了。”
（五）持续的迫害与不懈的抗争
“2001年4月7日，有一法轮功学员被恶警关了禁闭，挨打、体罚，我们就写了申诉书。恶警告诉刑事犯看着就撕，不让写，原因是害怕自己迫害法轮功和劳教所的真实情况反映到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全体的法轮功弟子同时绝食、罢工，并提出五点要求：
（1）释放被禁闭的学员
（2）要求八小时劳动
（3）撤消“包夹”
（4）家里来人让见
（5）写自身被迫害的申诉书，
“恶警王艳萍点名让我当代表去谈判。可是到那没说什么就把我又送回到了女二所。
“2001年4月中旬，因为争取我们应有的人权，我再一次遭受残酷迫害，我被送到一楼的禁闭室，两手铐在椅子的扶手上不能动，解手得需要人给接，吃饭让人喂，正好赶上我来例假，我一天没吃饭也没上厕所，恶警们不给打开手铐，血渗透了裤子，染红了椅子，根本不把我当人对待。我跟她们声明既然你们如此虐待我，我有尿憋死了，也不接，饭也不吃，恶警们看我真是言出即行害怕了，叫来狱医劝我说：你看看这屋什么味，血腥味，你快换换纸要不人不完了吗，你吃饭吧！从此以后我上厕所、吃饭就把手铐给我打开，给我1小时的活动时间，在那里被铐了共七天七宿，最后被送回原牢房。
“从2001年11月份开始，劳教所对我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迫害，并且对大部分到期不转化人员实行大幅度加期。我要求无条件释放到期的法轮功学员，她们不答应我就开始绝食抗议！我被关到一楼小号，从鼻子下管到胃部灌食，有时一天灌三次，少时一天灌两次，灌的是苞米面粥，灌了十来天，灌完后往上返，都吐出去了，她们把草垫子放在水泥地上，让我白天晚上在那上边躺着，一只手始终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大冬天躺在那上边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32天昼夜不能睡觉，我当时被她们折磨得有点糊涂了，即使这样，她们不但没给我就医，反而把我抬到床上，手脚分别铐在床上，胳膊腿固定扣住，折磨了4天4宿，4天后不定位了，继续灌食，灌完后还是全部都吐出，她们就把我嘴撬开用勺灌饭，灌完后捏着我的鼻子堵住我的嘴，但还是都吐出来了。嘴被她们用干毛巾塞得都蹭破皮了，又过了20多天，我已经被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记忆恍惚、生命垂危。参与这一切迫害的人员有：主凶——恶警王晓峰、崔弘；四名转化学员；曹狱医（女）。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们把我送到了沈阳市谷山子精神病院。当时负责我的主治医生叫胡军，
“在那里，她们给我往血管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那个机器的声音比警车的鸣笛还要刺耳，我的脸通红如红布一般，很吓人，我当时没有记忆，这一切都是当时负责看着我的人事后告诉我的。每天挂6瓶治精神病的滴流，每天给我吃三次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每次十几片，还强行给我打针，打了两天看我要不行了，就再没打。
“几天后，她们又开始给我用电刑，当时头和身体都给捆上，一个象耳机子式的东西在腿上通上220伏的电，我哼了几声，脉搏逐渐微弱，一个护士说快别给人家过电了，她也不是精神病，她是炼法轮功的给迫害成这样了，整死了可怎么弄，就给我送回了病房。
“在精神病院一共被关了29天，劳教所认为我已经没的治了，就通知了我70多岁的老父亲（那时我的丈夫已经和我离婚），她们向我们家人勒索了9000元钱才放人。2002年6月27日，我被姐姐等一家人接回到家中。回家后我通过学法炼功，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六）破碎的家庭
“2000正月，在我进马三家劳教所三个月后，我丈夫带着朝阳市龙城区法院的人，在劳教所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我一直牢记着师父的话：“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我最终还是从心里原谅了他，但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就这样破碎了，我的心也随之破碎了！何止是我啊，还有我们的女儿！还有在马三家的九百多个日日夜夜里，那些一直为我牵肠挂肚的老父、兄弟姐妹们……
“我理解他的苦衷。他曾亲眼看到、感受到我从法轮功的修炼中得到的健康和心灵的净化给这个家庭和孩子们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这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他不能接受这种种残酷的现实，也不能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然而这一切竟是谁造成的？
“我深深地理解他，理解所有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和亲人们，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场残酷的迫害早一天结束，那种为亲人的担心、焦虑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痛苦，是无法用言语可以表达的，四年多来，多少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就在这样的压力和痛苦中承受着……”
后记：
回首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任何一次运动所造成的影响，都没有今天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那样的程度之深、手段之残忍和波及的范围之广——亿万法轮功群众和他们的亲人们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凌虐；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谎言的毒害，邪恶的矛头直指人类的道德良知和生命的本性——“真、善、忍”。
五十多年的高压统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且麻木了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撒谎，违心的歌功颂德，违心的揭露批判，违心的唯唯喏喏，违心的随声附和——强权和暴力压断了中国人的脊梁。而四年的狂风暴雨，法轮功学员在和平、理性和坚忍的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道德勇气，令恶人胆寒，令世界震惊，这也许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希望所在。
到今天，全世界善良的民族和各国政府，都在谴责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镇压，江泽民和他的几个打手帮凶正面临着几个国家的起诉，罪名是“酷刑、反人类和群体灭绝罪”。海外已经成立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先期成立，国内一大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人员名单也已收集完毕，并逐次递交海外法庭。起诉江泽民的行动已经进行到了韩国、日本、台湾等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因为江泽民对“真、善、忍”的镇压，是对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践踏，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和良知的毁灭，是对人性的摧毁。这必然要受到全世界善良和正义力量的抵制与谴责。
四年来，法轮功学员所作的一切，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一直被江泽民谎言蒙蔽的人们讲清真象，使他们能够摆脱谣言的束缚和毒害，守住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良知，记住“真、善、忍”，从而走上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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