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3年4月10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我们和往常一样去广场炼功。刚炼不久,突然闯来一帮恶警以镇派出所指导员为首疯狂吼叫:“不许炼法轮功!”尔后便开始抢炼功用的录音机和炼功磁带。又凶狠扑向我,来抓我,当时两个不法恶人将我的头强行按压至小腹,象文革时“开飞机”一样,左右一边一个,它们气急败坏,凶狠地拳打脚踢,连推带拖地把我带到几百米远的公安吉普车上,从南门到南城、又至北门,它们开车全城流窜。绑架我时,两位辅导站站长刚被绑架去不久。我是第三位被绑架及非法关押的修炼人,它们把我劫持到某派出所肮脏的禁闭室里,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并进行非法审讯。 九九年十月,我们几位同修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上,依维柯警车四面八方到处可见,恶警们有的穿着警服,有的穿便衣,时时窥视,它们在“人权恶棍”江XX和罗干的指使下,疯狂地绑架善良的大法弟子,我们原打算集体在天安门广场正法,不料,北京市的辅导员和骨干在头天夜里被劫持,并被监禁,他们的手机、电话均打不通。就连我们住的旅社也不得安静,一次夜里大约八点多钟,突然有人狂叫着闯入,几个穿黑衣的恶人开始非法搜查,因为我们早有准备,它们什么也没查到。如果查到书,就会立即遭绑架。
2000年7月,我第二次去京上访,我们同其它几个省的同修一起不约而同的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打坐,不到五分钟,一群暴徒就开始对我们拳打脚踢,强行将我们推上了警车,在车上又打又骂,后来把我们送到什么分局,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了来自十多个省的大法弟子,有的被恶警用塑料绳勒住脖子,有的被戴上手铐,有的被用不同的刑具残酷折磨,并进行非法审讯。后来,它们把我们又转到另一个地方。我县来京接我们的单位负责人乘机,用罚我们的钱在京吃、喝、玩、乐几天。我们在那里连吃饭、睡觉都专门有人看守、上厕所都有人跟踪、在回当地的车上,我单位的副主任不许我喝水、上厕,怕我跑掉。那时正炎热天气呀,下火车后,我们身上随带的东西被恶警抢下,并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踢。到公安局,恶警疯狂地大打出手、它们拳打脚踢、用皮鞋踩我的脸,打累了,就强行按我们下跪;还用长皮带打我的手心好几十下,手被打紫了、打木了、它也打累了,才放开。将我推到墙边站立,然后将我们送到二看守所,在那里,我被非法审讯多次。有次它们问我一件事儿,我没有配合它们,便被罚站一天,说你是不是要上菜呀;我知道这是黑话,这时、我想起师尊的《洪吟》:“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
在那里,我们吃的是劣质土豆,没刮皮、无油和带沙子的粗糙米饭,干的是超负荷的劳动,气温在38度左右,从早八点到半夜,没有劳动过的人真是承受不了。我在二看守所被非法关了十多天,因为不向它们妥协,我非法关押到第一看守所,关在7号监狱。睡在肮脏的水泥地上,被犯人戏弄、辱骂、将我的头强行按在水泥木板上,掌心钉牙签、不许睡觉、要给他们犯人捉蚊子、打扇子。在非法被关押的日子里,它们要我和家属写“保证书”和“担保书”,在此我严正声明包括我所有亲属在极大压力下,所写的任何不符合大法的东西,统统作废,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恶警们还非法罚款8000元,无发票。凡是敏感的日子,就骚扰我和家人的生活、工作、休息和学习,甚至将电话打到我爱人工作单位骚扰。株连我爱人、搅乱人心。我家的电话被窃听、我外出办事有邪恶窥视,还影响到在外地打工的孩子。我姨妈寄的两次信,长期被扣压,我未修炼以前却每次都收到,一次小妹给我来信,长达两个月才收到,信封被拆。
在大陆喉舌媒体歪曲的宣传影响下,不明真相的人对我和我爱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