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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2年9月21日】2001年1月1日我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被抓后关在北京城区看守所，头几天我们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当时的天气很冷，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九个人都是大法弟子。
一个公安只给我们三个褥子，我们十个人就靠这三个褥子取暖，他们还有意开着窗户来冻我们，提审我的时候公安拿电棍来电我、打我，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时我不想连累别人，所以没讲自己的地址。当时因为抗议我们的被抓，我们进行了绝食，过两天我们又被换了一个房间，要换房间的过程中公安让我们抱着头走路，我不听他们的指挥，几个公安用电棍电我，用警棍毒打我，我被打得行动不便，躺下休息和起来方便都很困难。又过了两天我们十个人被分开了，我一个人被分在一统一所，公安让我穿区别服我不穿，他们又用电棍电我，同室的犯人逼我说出我的地址和姓名，还不让我绝食，用凉水来泼我，用辣椒水灌我，不让睡觉。犯人说“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但公安逼我们。” 1月6日我绝食六天，公安为逼我进食对我用了电针，就这样我也没有进食，公安对我进行了灌食，同室的犯人说你绝食对我们压力太大，我为了他们开始进食。一个犯人对我说：“你刚被分到一统一所时，公安对我说要让你三天别断疼。” 因为看到了我身上被公安用警棍打的伤，所以头两天他们没有动我，过两天公安又逼我说地址，这时同室的犯人已经不听他们的了，他们都暗中帮我。 1月11日我被提审，公安先是开了门窗冻我，之后又不知羞耻地对我说你们上访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要替北京人民打你一顿，他用手打我的脸、用警棍打我，打完后把我关在别的所里，所里的犯人对我拳打脚踢，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我喊法轮大法好，公安听到了用警棍毒打我，我被打得晕了过去，当时我被打得不能走路，坐下了站不起来，站起来坐不下，躺着睡觉不敢翻身。 1月17日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来人接我，同来的还有我单位的领导，单位的领导跟我说，为接我回去，单位和家里拿出了不少钱（单位和家里各出了五千元人民币，是被逼迫出的钱）。1月18日我回到了延吉，先是被拘留十五天，在这十五天里公安让同室的人逼我放弃法轮功。我和他们讲法轮大法的好处，有一个朝鲜族老人和我说：“我以前对电视里讲的法轮功的事我相信，可现在我看到了你身上的伤后，我对电视里讲的不相信了。” 2月1日我被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同室的犯人一连三天不让我睡觉。我跟公安说他们也不管，一个公安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喊法轮大法好时公安都过来了。 2月19日他们把我关进了劳教所。在那里他们逼着我们大法弟子干活，逼着我们学习诬蔑材料，逼着我们放弃法轮功，逼着我们长时间的坐着，连动一下也不行。如果动一下，他们就打骂。他们把我的亲人找来动员我，要我放弃法轮功，我没有动心，科长李文斌竟然说我没有人性，他用拖鞋打我的脸，把我嘴都打破出血了。 有一天我们出去干活，当时下着雨我们身上都湿了，干的活是清理脏水沟，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让我们洗手，吃完饭后也不让我们休息，让我们在卫生间里坐着。我们提出卫生间里太冷，班长就骂我们，李文斌过来就打了一个大法弟子，我马上跟教育科科长说：“科长就能随便打人吗？” 李文斌把我们三个人关了禁闭。后来我从禁闭室里出来，还让我们长时间的坐着不许动。因为长时间被惩坐，动也不让动一下，所以很多人的臀部都坐坏了，当时我的臀部也坐坏了，象针扎的一样疼，我提出换个姿势坐班长也不让，有一天因为坐不了，班长罚我站，我站了半天就晕过去了，李文斌叫去要看我臀部的伤，看完后他说你可以坐在地上，但是不能用坐垫，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们每个月都给我们加期，最长的一个月给加20天。 12月19日我们被转到吉林省九台劳教所。在九台劳教所里他们让我们干活，还不让我们跟其他人说话，如果发现有人说话，不是打就是骂。一天看电视新闻，我说电视台新闻的内容都是假的（新闻里有诬蔑内容）。大队长唐文波、干士刘夕多、队长赵奉山等五人轮番的打我，他们说现在要来严打法轮功，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了，只要是不放弃信仰就用电棍和用鞋抽打脸，赵奉山说让你们过堂，要让你们嚎叫，妥协的就被逼着写“五书”。 有一天他们逼着我们大法弟子读洗脑材料，我不配合，唐文波就用鞋底打了我一顿脸。 2002年4月1日我被非法劳教的期限满了，劳教所也不放我，还给我加期两个月，直到2002年6月11日才放我出来。 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始终有一个信念，我要助师世间行、维护法、证实法。我是大法的一个粒子，不能给大法抹黑。 （2002年法轮大法亚太国际法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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