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经历了高考，上了大学，又来到了德国，一晃就到了二零零三年，也许是我明白的一面着急，也许是我与大法的缘份还没中断，我在家里下载《转法轮》看。二零零四年初回国时偶遇当年带我得法的邻居阿姨，她仍在坚持修炼，七十多岁的人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她鼓励我继续修炼，又给我看了师父在99年之后发表的经文。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有看懂，脑子一片空白。我只知道一点，我要从新修炼。返回德国后不久，师父又安排我遇到了当地的同修，从此走回到修炼之路上。师父并没有因我放弃修炼就放弃我，我不知该如何感谢师父。

但是重回修炼之路并不好走。我在柏林遇到同修那天，同修把《转法轮》借给了我。一回到家我就兴奋的和男友讲我终于找到同修了，然后就抱着书看。他一再告诫我：“你要是炼了之后能身体好你就炼，但是只能在家炼，不许和别人有联系，太危险了，到时候你可能连想见父母一面都困难。”可是我还想去参加集体学法呢，我说：“我不过是去学法，什么都不做，哪会有什么危险呢？”他见劝阻无效，突然变得非常生气，气狠狠的说：“你去了就别回来！”我很委屈，也很生气，气得直哭，但是仍然忍着泪水给同修打电话，请她带我去学法。

那天是二零零四年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在学法小组里见到好多同修，年纪不等，肤色各异，但是感觉都很亲切。整个晚上我都很开心，一直到十一点多才回家。回到家，男友仍在生气，说这么晚还回来干什么？！我没忍住，和他吵了起来。虽然最后他勉强同意我以后可以去集体学法，但是还是要求我不能出去炼功，更不能参与其它活动。我虽然很不想答应，但是也明白他是在担心我的安危，所以妥协了。就因为这一次妥协，使我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每次想要参加洪法活动都会受到他大大小小的阻挠，我们也不止一次为此吵架，给自己的修炼道路多添了一个障碍。

从新回到修炼，还有另外一关。我在放弃修炼的期间出国留学，后来结识了男友，就是现在的先生，并同居，看看身边的朋友，大家都是这样，觉得挺好，殊不知犯了大错。从新修炼之后，我除了看《转法轮》之外，每天还看当天的明慧文章。渐渐的，我发现，那段时间很多文章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是关于男女关系的，而源头是明慧编辑部于二零零四年一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男女关系和婚姻问题》。文中引用了一九九九年三月师父《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在中国过去人结婚要天地承认的，所以叫拜天地；要得到父母承认的，要拜父母。在西方社会要得到他们的主和神承认的，所以要上教堂向主发誓，主或神做你们的证婚，证实你们的结合。现代的西方社会，破坏了这些了，什么形式也不履行了，俩个人凑到一起，没有任何约束，高兴了在一起，不好了再换一个，这不行。”“最起码叫常人社会认为你们是合法夫妻。”

我把文章反复读了很多遍，明白了原来我一直把现代人类极度变异的、败坏的标准当作了“正常” 。正如文中所说“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犯戒的人往往认为，现在社会上的人‘都那样’，和许多人相比，自己做的已经很好了……”我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不能继续同居生活，要朝结婚的方向上努力，同时也做好了男友不同意结婚而不得不分手的准备。

当我向男友提出我的想法时，男友很吃惊，在他的观念里，男人应该先立业再成家，所以他不想这么早结婚，这曾是我们之前的共识。但是现在我从新回到了修炼的路上，知道了这是违背了做人的标准的，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就一天不能说自己是个真正的修炼人。我反复的与男友谈，但男友却不接受。我是又着急又委屈，看到别人结婚都是男友使尽鲜花戒指等等浪漫手段，女孩才同意结婚，而我倒着求人家，人家还不答应呢，心里非常难过，常常一个人哭。

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多学法，看明慧文章，慢慢的，放下幻想，放下不满，放下委屈，已经做了错事，就要承担后果，并改正错误。自己想通了，再对他讲明利弊，不强求他接受，也不急于求成，只是希望他能明白我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同意结婚时，我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特别的喜悦，好象一切早就应该是这样的。零四年八月我们登记结婚，正式成为合法夫妻。

这件事，让我真正体会到大法归正人心的力量。《九评》发表之后，我们一同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退共青团、退少先队声明》，但是，我几次表示希望他和我一起修炼，他都有所顾忌，怕不方便回国啦等等，我也表示理解。因为迫害的缘故，中国人想要从一个常人成为修炼人，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所以我也不强求先生，我明白，他有他自己的缘份。

还记得从新修炼不久后，我因为不满一件事情和我先生抱怨，他随口就说：“你都是修炼人了怎么还这么执著？我要修肯定修的比你好。”我才知道，当我的执著心非常强的时候，即使是不修炼的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在听师父讲法的时候，他偶尔也会跟着听，还时不时的提出他的疑问。我常常被他问住，才发现都是自己也没搞懂的地方，为了回答他，也要去看书找答案。

先生对我参加大法活动的态度也在变化。我象其他同修一样，上街发传单，去中使馆前和平抗议，其它城市其它国家举行大型活动时也尽可能的参加。开始的时候，先生还会抱怨我又留他一个人在家，有同修就建议我邀请他一起参加。后来有时他真的跟我一起去，还帮我照相、照看东西，遇到不熟悉的同修发给他传单，他会笑笑说“我是家属”。

从零七年起，我觉得他渐渐走近了修炼的门，会自己看书看经文，还跟我学炼了功法，只是学法炼功都不太积极。但是在一次洪法活动结束之后，他居然抱怨我事先没和他讲，要不然他也是要去的。我才明白，修炼的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虽然他不一定说出来，但是他想要修的时候，有属于他的路要走。我不能因为比他先入门就用自己的固有观念去看待，否则会阻碍了他的。后来有什么活动我都会告诉他，也拿他作为我的同修一样看待。

二零零八年为了推广神韵，大家做了很多，而无论是走街串巷发报纸、还是在剧院前、S-bahn站台里面发广告单，先生多数都会和我一起去。说是怕我累怕我一个人回来太晚不安全，但是我知道，他内心也希望为这救度众生的大事尽一点力。柏林的二、三月，天气时冷时热，忽晴忽雨，临近演出开始，还赶上柏林地铁罢工，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有时遇到不理解的人，当我心性守不住的时候，他时常会用法理来开导我，我觉得他又向前走了一大步。而当我们连续欣赏了晚会三次、感受到身心双重的净化之后，第二天他问我：“怎么炼功我都快忘了，你能再教我一次吗？”从那时起我们一起学法炼功，一起参加集体学法，一起去洪法活动，一起去中使馆前和平抗议，先生还参与了媒体的工作，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修炼人，投入了助师正法的洪流。

大法的力量又一次展现在我身边，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二零零九年德国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