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法上访 遭北京警察殴打软禁

1999年7月22日，由于法轮功学员炼功被骚扰，被非法抓捕，于是，我依法到省政府上访，我们在省政府门前有序的等待着有关领导接待，解决不让炼法轮功的问题和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可等来的却是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武警和一大批防暴警察。武警把我们围住，防暴警察手拿胶棍见人就打，非常野蛮的拳打脚踢，硬把我们13个法轮功学员装进大客车里，拉到哈尔滨市第八区体育场软禁，强迫我们在太阳下暴晒。

工作人员让我们登记是哪里来的，我没有配合。下午大约3点多钟，又来了两辆广播宣传车，连续反复播放民政部、公安部“取缔法轮功”的通告。快5点，才把我们放回。

晚上，在哈尔滨三棵树找住处时，由于人多，被不明真相恶人举报，被哈市太平区公安分局警察抓捕后，一直强迫我们看诬蔑法轮功的电视，直到午夜一点。后被依兰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焕友带回，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公安局大会议室里3天3夜后，又被关在公安局小会议室里2宿3天。依兰县公安局长赵世晶在大会议室里拍桌子辱骂我们，还逼我们写“不炼功保证”。

在这期间，公安局警察去我家非法抄家。依兰公安局、街道、派出所警察多次去我家不断骚扰，从此以后我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环境，有时片警晚上7、8点钟去我家，看我是否在家，还必须见到我本人的面。有时半夜街道和警察翻墙跳进院子，大声喊：赵秀云在家吗？把我和家人从梦中惊醒，惊吓得半天缓不过神来，难过极了。二街长、委主任、片警有事没事经常看着我，怕我去北京上访。

因为师父还被谎言诬陷，我们也没有合法的修炼环境，在江××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说：“法轮功就是×教”。于是我和四名大法弟子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日去北京依法上访。被抓到天安门站前分局非法关押，被提审我的大个子、大眼睛的警察拽到提审室，狠狠的一拳猛击在我的太阳穴上，打得我眼冒金花，蹲在地上。又被罚站两个多小时后，又用客车把我送到北京市丰台区体育场软禁。

下午两点多钟，我被一个恶警打倒，后被两个恶警一人拽一只胳膊，在地上拖了十来米远，同时还跟着数名恶警连踹带踢又打又骂，摔到墙根罚站。晚上九点多，被送到大兴县监狱。

到那已经十一点多了，登记时因我没有报地址，一个男狱警把我的包抢去，包里的录音机、磁带（普度、济世）、《转法轮》被非法没收，又让买监号里用的军用被（180元）和布鞋（10元），剩下50元也被他们拿走了。

到了监室，又被两个女犯人搜身，要我们把所有的衣服全部脱掉，交给她们一件一件的检查，到这里后，我就开始绝食反迫害，（从十月二十六日到十月二十八日早八点我已经四十多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在这期间，不断的被提审，副监狱长兼狱医还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不是犯人，也没有违法犯罪，我不吃犯人吃的饭。”绝食到第六天，他们五、六个人，把我押上一个小面包车，送到一个医院的急诊室要给我灌食，护士拿出了正常灌食用的管子。狱医恶狠狠的说：“用粗的”。于是同去的警察一起上来把我按在床上，有按头的、拽胳膊的、按腿的，开始给我野蛮灌食，用小拇指粗的白色塑料管一头接在给人洗胃的机器上，一头往我的鼻子里插。由于管子太粗，我的鼻腔、口腔、食道都被插破，好半天才强插上，就把玉米面、盐用开水一冲，盐都没完全融化，就开始给我灌食。因为我拼命挣扎，拼命的憋气往出顶，结果把管和机器的接头崩开了两次。我被灌的大声惨叫，痛苦无比。又紧接着第三次打开机器继续灌食时，我已无力挣扎，都被灌进去了，可还没等拔管呢，灌进去的东西和着鲜血又全部从鼻子和嘴里喷射了出来，喷射到的同去的几个人一身一脸，我也被弄的满头、满脸到处都是。

被非法关押的第八天早上，我被哈市驻京办事处带回，非法关押一天一宿后，又被依兰县驻北京办事处接去，非法关押一宿后，我们三位大法弟子被戴两副手铐。在县公安局的指使下，我被铐在中间，于十一月五日，被非法押回依兰县公安局，所非法关押在依兰县第二看守54天，交保金3000元，饭费600元后回家。

二、在第二看守所野蛮灌食

2000年1月，为了让国家领导人了解真相，还我师父清白，我和一名大法弟子再次去北京依法上访，被依兰县公安局的龙云飞押回，龙云飞还没走进驻京办的门，他的骂声就传到了房间里：赵秀云你……。

一月二十一日，被非法押回依兰县公安局，刚一进公安局的门，就被政保科长龙德清狠狠的猛踹了一脚。提审后押送到第二看守所，被非法搜身时又被龙德清狠狠的暴打一顿，一只眼睛被打得充血好多天才好。第二天被非法提审时，龙德清又长时间的暴打我，他打累了就罚我90度弯腰低头，双手背后大叉步的撅着。他看我腿叉的不够宽，就拼命的踢我的脚踝骨，冷不防，我就被踢倒在地，鞋的拉锁头都被他给踢坏了。等他歇过劲来，再暴打我，打累了，还罚我象前面那样式的撅着，直到他下班。第三天提审时，龙德清还象前一天一样折磨我，直到他下班。

在这期间，看守所恶警把我和大法弟子锁在室外迎风口处的铁刑椅里，让风吹着、冻着直到吃晚饭才放回来，双腿被风连吹带冻的每个汗毛孔都象针扎一样的疼痛难忍。

因抗议非法超期关押，酷刑迫害，我们开始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三、四天时，大冷的三九天，我们被看守所的恶警赶到院子里冻着，这样他们还不解恨，李波班长又用洗脸盆往我们身上泼凉水。

绝食到第五天时，看守所副所长林忠带着十来个男犯人，给我们开始野蛮灌食，这些男犯人冲进监室，把我抓住，从屋里抬出，塞进铁刑椅里。有一个男犯薅着我的头发猛劲往后拽，有两个男犯人，一个拽着我的两只胳膊不撒手，一个男犯人使劲的捏着我的鼻子不放手，还有一个男犯人狠劲的捏着我的两腮，强硬的捏开我的嘴。又有一个男犯人用筷子撬我的牙。我的牙龈被戳烂，门牙被撬活动，腮帮子当时就被捏破捏肿。接着，又有一个男犯人用矿泉水瓶子装上玉米面粥，倒过来插在我的嘴里给我灌，我被灌得两眼发黑，呼吸困难，只能拼命挣扎，感觉就象掉进水里要被淹死了似的。那个矿泉水瓶倒空过来，里面的东西不停的往嘴里灌，根本就咽不过来。等我从刑椅上下来时，找不到东南西北，当时的痛苦真是无法形容。

当时，一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李兰，被灌的玉米面粥呛到气管里，当场休克，看守所怕担责任送医院抢救，经医院检查：玉米面粥已呛到肺里，肺里有大片的阴影。怕出人命，第二天才让家人把李兰接回；大法弟子马力达被灌了三瓶饱和后的浓盐水（瓶里没溶化的盐有一手指厚），马力达被灌的在床铺上全身冒汗、翻身打滚的哭叫不停，看守所怕担责任，把马力达送到医院抢救，经医院检查结果：胃已经烧的变小发黑，嘴里发白，脱掉一层皮。看守所怕担责任，把马力达送回家一周后，又将马力达绑架，直接送到万家劳教所。力达在万家集训队酷刑坐小板凳、罚蹲经常休克；大法弟子吴亚杰被灌的胃出血，二十多天不好看守所怕担责任才让家人接走。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101天，交罚金500元，交伙食费800元，才放回家。

在2000年的夏天，我正在建委楼工地上班，依兰县的公安局政保科的副科长韩云杰（现遭恶报死亡）把我骗到公安局，又送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17天，致使工地丢失铁盒子板几十块给工地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这次我又交150元伙食费才回家。

2000年12月29日，我和两名大法弟子乘去北京上访车还没等出城，就被依兰县公安局的恶警拦住，让全车的人都举手同意他们谤师谤法的话，我们没有举手，他们就把我们三人押到依兰县公安局，被非法审问到半夜后送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17天后，未通知家属就把我们六、七名大法弟子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我被非法劳教两年。

三、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遭暴打折磨

刚到劳教所，就被一帮“所谓被转化”的学员围住，要“转化”我们，她们看到我非常坚定，就把我送到小号非法关押一周，小号阴森森的，没有阳光，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因墙上往下淌水，地被冻得鼓起了大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在劳教所的档案里依兰县公安局撒谎写着：依兰县公安局三次关押我都是15天，实际上超期非法关押175天，作为政府部门的公安局敢做都不敢当，无耻到了极点。

在2001年“三八节”下午四点多，管教刘影强行把我们十多名大法弟子送到三楼，罚站到晚上八点多，还不放过，又把我们带到二楼会议室继续罚站，因为我不配合她，她就喊来刑事犯傅丽娜、秦桂云，二人薅（hao）着我的头发拽到一楼仓库，把我双手背后，飞机式的绑吊我的两只胳膊咔咔直响，疼得我无法承受，我就往铁窗户上撞去，刘影就让她俩揪着我的头发送去小号，在小号冻了一宿加半天。

从小号回来不久，我就被送到三楼“严管班”，“严管班”是没自由活动时间的，除了吃饭是不让下楼的。我们为了反迫害就给“国际人权组织”写信，管教不给邮，我们就集体绝食，绝食到第六天管教让我们排队下楼，下到一楼一看，原来她们要给我们灌食，而且还有刑事犯和管理科的多名男管教。我们就顺着楼梯跑回了三楼寝室，他们也跟着上了三楼，冲进房间薅着头发连打又骂，把我们拖出房间抬下楼来，后面跟着的人又打又踹，走到二楼我被折磨的晕死了过去。抬到一楼我被拖得后背肉粘到冰冷的地上，我又醒了过来，一进灌食的一楼仓库，刑事犯先是把我们踹倒一顿猛打，再把我们一个一个薅到椅子上按住，把一小塑料盆玉米面粥对着嘴硬往里灌，灌得鼻、嘴、前胸到处都是，哈尔滨的大法弟子刘秀兰被呛得晚上无法入睡，呼吸困难，只能坐等到天亮，一周后还从鼻子往出流玉米粥，一直咳嗽，一个多月才好。

2001年的秋天，我被恶警张志宏、恶警马晓茜和刑事犯王树华、秦桂云四个人把我按在床上暴打，手和脸多处被马晓茜长指甲抓破出血，伤痕累累，鼻梁、眼眶被打青打肿疼痛多天不好，马晓茜用膝盖压住我的肚子，用胳膊肘使劲打我的前胸，直到她们打累了，又把我的嘴用黄胶带封住不让我讲真相，紧接着用“约束绳”把我双手背后绑在铁床腿蹲了一上午，使我坐不下起不来，下午又强迫我站着双手背后绑在二层床上，致使我双手被勒肿，两手象带着拳击手套一样肿的老高，武金英队长都说：“赵秀云，看你的手肿的要裂开了”。

还有一次，华管教拽着大法弟子杨丽霞的头发往墙上撞。用装满开水的大暖瓶往我们这边砸。华管教和管教李红、刘白冰经常用木棍、拖布杆打大法弟子。管教王敏、刘白冰多次把大法弟子仲晓燕、六十多岁的哈尔滨大法弟子孟宪芝拉出去毒打。没过多长时间孟宪芝被活活折磨致死。孟宪芝死时，身上还留下累累伤痕。孟宪芝死后，万家劳教所七大队武金英为推卸责任，武金英对大法弟子们说：“我可没让管教们打她呀，是管教们自己打的。”

由于没有学法炼功环境，我们每天吃的是一箩到底的玉米面“板糕”（一箩到底就是把整个玉米棒子放在粉碎机里磨成粉，这种板糕万家劳教所的狗都不吃，要吃得过油。）一人只能吃一块（也就是二两）限量，有时还不熟、硌牙，只给一盘子底非常咸的咸菜，还给一碗也是用玉米面做的糊糊粥。早上、中午、晚上都是一样的板糕，只有周三、和周六中午给吃一顿黑面馒头或碎米做的米饭，汤都是没有油带泥底儿的白菜汤或萝卜汤。食堂黑板上写的每日三餐伙食标准，和实际吃的相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由于没有“转化”，大多数是在“严管班”，除吃饭外不让下楼活动，只能在房间里坐小塑料板凳子，时间长了，屁股都坐烂了，化脓了。由于没有“转化”，住的是阴面房间，常年见不到阳光，墙上长着绿毛、黑毛。夏天苍蝇、蚊子到处飞，冬天墙上、棚上、窗户上都往下淌水，每天都得用抹布擦出两、三桶水，四十多人住一个大房间，冬天没有甩干机，又没有地方晒洗的衣服，床单、被罩都得在房间阴干，潮湿的成度可想而知。由于不能正常学法炼功，吃住的条件还这样差，我和大法弟子们都被迫害的浑身长满了脓包疥，轻者浑身流脓淌血，重者生活不能自理，我被迫害的卧床不起几个月。大法弟子张宏（已被迫害致死）衣服粘在身上脱不下来，去洗澡脱衣时烂肉往下直掉，把一个普通犯人吓得晕了过去，哈尔滨大法弟子曲艳烂得大坑很深，露出白森森的骨头。

四、万家劳教所张波等酷刑“转化”迫害

在2002年7月份，七大队长换成了张波，张波更是阴险毒辣，在会上大肆叫嚣对“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严惩不怠、杀无赦。在张波的指使下，七大队住进了男管教（法律规定男管教不允许进女大队），男管教酷刑转化我们写“三书”，如不配合，轻者看谤师谤法的录像、罚蹲、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重者酷刑折磨上大挂，坐铁刑椅或七、八根电棍同时电，直到你写“三书”为止。晚上睡觉前还逼着我们唱歌颂邪党的歌曲，不唱不让睡觉或拉出去毒打。

在张波的授意下，七队于2002年7月25日又成立了“集训队”。队长赵余庆、副队长吴宏勋、姚福昌，管教：吴宝云、刘白冰、王敏、李红等和所谓“转化”学员，刑事犯有白雪莲、任红、王树华、秦桂云等，赵余庆此人非常恶毒，楼上楼下叫喊：“我就是阎王爷，你们‘不转化’要死，我不批准都不行，我派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你们。”就这样，我们每天睡觉后，男女值班管教、刑事犯，不停的到寝室里查看，要求睡前必须把双手放在被子外，怕我们承受不了这般生不如死的折磨而割腕。他们知道大法弟子们宁死都不放弃大法，有时睡着了，不知不觉把手放回了被窝，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猛地从被窝里拽出来，我们被吓得无法入睡。

万家劳教所的七大队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里到处都能听到大法弟子被酷刑折磨的惨叫声、男女恶警的叫骂声、刑事犯的打人声和电棍冒着蓝光的劈啪声，随时都能听到从小号和集训队三楼传出。空气中充满电棍把人肉电糊的气味。大法弟子宁淑贤被打得整个人变了形、腰直不起来，不能正常行走，弯腰屈腿90度，走路要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挪，一年多了走路还瘸，在极其痛苦中度过，直到“解教”回家。有的大法弟子被电棍电成了麻子脸，有的大法弟子被电出鸡蛋黄大的黄脓泡全身发冷，大夏天的只好披着棉衣、穿着棉鞋。

2002年9月29日，七大队教导员祁凤芝把我叫到仓库，从上午包夹“转化”我到下午两点多，因为我拒绝写“三书”，就把我送到小号上大挂，在酷刑逼迫下，我没能承受过去，违心的写了“三书”后，我悲痛欲绝，生不如死。因我是酷刑后写的“三书”祁凤芝就把我送到三楼的集训队。第二天恶警吴宝云让我写“揭批材料”，我说：“我根本就没想应该‘转化’，是你们酷刑的，我不写”。吴宝云就把我押到管教室，向集训队副队长吴宏勋诬告我顶撞她，于是赵余庆、吴宏勋、姚福昌把我押到酷刑室罚蹲，同时他们三人一起拿电棍电我，直到把我电倒在地还接着电。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我又被非法加期一个月。

五、回到家后仍遭街道、恶警骚扰、绑架 家人遭无尽灾难

我于2003年1月29日，终于回到家中，街道居委会主任、片警也经常到我家骚扰，依兰县要办洗脑班，街长刘艳又带着多名委主任去我单位找我。

在2003年10月10日晚五点多，我正在我家楼下超市买牙膏时，被国保大队队长恶警郑军绑架。郑军又带多名恶警抄家，拿走了我的讲法录音带、还有大法歌带，并送依兰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致使我的工作无人管（当时我在工会家属楼扫楼道、收取暖费、物业费二次供水费）。

2004年4月5日，我和一名大法弟子去大法弟子家，关岳街居委会主任敲门骗我们开门、关岳派出所恶警苏娣等冲进屋，要绑架我们，我们不配合，他们打电话找来国保大队队长郑军等人强行绑架了我们三人。郑军又带着多名恶警去我家抄家录像后，送到依兰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交300元伙食费放回。又一次给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最后致使我失去了这份维系生活的工作。

从1999年7月20日上访开始，到2004年4月20日止，我被非法关押32个月零22天，被非法勒索罚金3500元，伙食费2000多元。由于我被非法关押，致使我丈夫在家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因我大女儿上大学需要学费、生活费），丈夫在锅炉房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工作，被累得腰肌劳损，得了腰椎盘突出，再也不能干重活了，使得他最难的时候，只能在工作的工地捡废品卖，勉强把大女儿供毕业。冬天由于孩子不会烧炉子，冻得大女儿双手冻得又红又肿。由于我非法关押，致使我和小女儿经营的精品屋关闭，直接经济损失一万两千多元。在这十年的迫害中，我和家人受到的精神迫害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肉体上的迫害是终生难忘的。

我不希望迫害我的相关人员遭恶报，只希望他们能早日明白真相，将功补过，赎回自己和家人选择未来。

万家集训队恶警：吴宝云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0/2/24/1149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