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念和障碍

七、八年前，我们英国的大法弟子刚开始全国集体学法。记得在一次学法之后的交流中，几位同修谈到了讲真相的心得，我才开始明白点西方民主社会的社会制度，国会议员的职责与义务，国会议员与选民的关系。但当时认为自己的英文不好，又不是英国公民，这项工作应该是西方同修或已经成为英国公民的中国同修的事。

二零零三年，我的政治庇护申请得到批准，地方政府又给我和儿子安排了一套条件很好的住房，内心很感激。我想，我从英国政府得到的所有福利，都是来自英国的纳税人，即英国百姓，我要尽我所能回报英国的众生，让英国政府与百姓知道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

于是，我积极参与了洪法与讲真相的活动，但还是没有与我选区的国会议员联系的打算。一天，我在回家的火车上与我见过的一位国会议员打了个照面。当年是同修帮我准备好了材料，并打出了我当时的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时间表和地图，我象完成任务一样，去见了国会议员。这次怎么这么巧？这不是在提醒我吗？于是我回家上网，按我的新住址查询，发现这位新国会议员的一个接见选民的地方，与我新家仅一条小河之隔，我还有不与国会议员联系的借口么？

那么，见国会议员谈什么？当时丈夫刚从中国大陆出来，我想那干脆我们全家一起去见国会议员，感谢英国政府对法轮功的保护。如果没有英国的政治庇护制度，我们家是不能团聚的，讲我们家经历的迫害，以此展开讲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

与丈夫交流了这一想法，刚开始他有些犹豫，他说他英文不好，去了也没法说话，意义不大，就单让我和儿子去就可以了。再次沟通之后，他就痛快的答应了，他说他不说话，只发正念。我想，他开始的观念和障碍与我之前的是很相似的：一．认为自己英文不好，谈不了什么；二．对西方民主制度、国会议员的责任和与选民关系的不了解。这两点是大多数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同修的普遍思想误区，从而认识不到给自己选区的议员讲真相就是自己的责任。

二．突破

第一次全家一起去见国会议员，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位能够感觉到其善良的国会议员。回家后，全家人都意识到这样的生命就是在等着我们来讲真相。如果我们做不好，真是对不起他们。很快圣诞节就到了，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一张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光盘，并设计制作了一张感谢卡，一并送给了这位国会议员，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国会议员和其家人自制的圣诞贺卡。

之后，我们意识到应与自己的国会议员保持来往。于是向一个同修询问能否往后把她给她的国会议员写的信转发一份给我作为参考，我只需稍做修改就可以发给我的那位国会议员了。这位同修说她一直与她的国会议员保持着联系，所以每次只发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看来这条捷径走不通。可我自己准备英文信还是蛮头疼的。这时儿子说：妈妈我帮你。刚开始我写英文草稿，儿子帮我修改，后来儿子说：妈妈，您写的中国式英文我看不太懂．您还是写中文，我翻译成英文，这样会好些。于是我和儿子的合作开始了。

每当大事件发生时，我就用中文写出，儿子再给翻译成英文，之后，我们一起讨论措辞，例如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访问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公开信，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和对其的独立调查报告，等等。每次写信或直接去见国会议员，都会很快得到回复，每年圣诞节还会收到他的圣诞卡。其间，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曝光后，我们给所有的市议员寄去了材料。

三．鼓励

今年“七•二零”之前，英国同修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并准备了给国会议员的参考信，知道后我感觉很惭愧，搬新家近两年了，一直没去见国会议员，虽然一直在想，但没有落实与行动，以前的那个国会议员，也有两年没有联系了。懈怠了这么久，这次我可不能再错过机会．心里一动真念，一天之内就约好了与两位国会议员见面的时间，还是在同一天。

以前的国会议员见到我后说：好久没见了！对他的助手说，她是法轮功，你知道么？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他表示他会尽量安排时间参加研讨会和“七•二零”集会。新的国会议员对我说，他知道法轮功受到中共的迫害，但他对法轮功本身不了解，我知道自己该做的没做。

在“七•二零”集会现场，见到了以前的国会议员，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天都不能继续。看到他真诚的神情，我由衷的欣慰。

我知道有很多同修在对国会议员讲真相方面做的很好，积累了很多经验，我的交流是想和与我有相似观念和障碍的同修分享我的经历，相互鼓励，不要等，不要靠，每个弟子都应该尽到向自己的议员讲真相的责任，做而不求，坚持不懈，就会看到世间的变化。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二零零九年英国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