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处逢生

老人的家族中有乙肝病史，他的几个弟兄均死于乙肝。为此他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就去传染病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也患有乙肝，立即在医院拿了几种药物回家服用，当时他的身体还没啥感觉，但心理负担很重，所以多方寻找治病药方，曾去东北某地、石家庄等地寻医问药；但时间不长身体还是出现了不适的感觉，又花去三千元钱去外地看病，也不见好病；最后又转到邻村里天天打针，吃药；还到邻近的县里去看病，只要听说哪里能治这病就到哪里去看。可病情越来越重：肚子胀、吃不了饭、人越来越消瘦、行走无力，后来就躺在了炕上，成了炕贴。

由于身体虚弱怕冷，时常需要老伴儿一天为他暖两次炕。两年后，他的身上多处长了褥疮，平躺、趴着、侧卧都不行了，真是痛苦不堪，心里烦躁不安，小孩说话都烦得受不了，因此家人为他搬了三次家，这期间他说话都费劲，睁眼困难，只有呼吸还没感到费劲，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1、修炼法轮功后

在他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时，一位亲戚给他介绍法轮功及其强身健体的奇效后，帮他请了两本法轮功的书籍及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当时他因身体虚弱看不了书，只能听录音带。他听着感觉特别好，特别真实，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情，他感觉自己没白来世上，现在死了都没遗憾。他白天听，晚上听，不知不觉的他吃东西感觉香了，也能看点书了。慢慢的竟能坐起来了！后来能下地站一会儿了！渐渐的能做几个简单的动作了，身上感觉有劲了。

这个过程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想光听录音、看书就能好病，太神奇了。一心想找炼功点，自己坐车找了两三次也没找到，直到九九年正月初二，亲戚见他很相信大法，才告诉他炼功点。

初三早上，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炼功点。他穿着大皮袄，带着毛帽子，加上长期的病痛折磨，脸色又黑又瘦又黄，炼功的人见到都觉得他很吓人。由于身体很虚弱，他只好扶着凳子看别人炼功。回家后累得很难受，觉得晚上学法去不了了，可没想到晚上到了学法时间身体竟好点了，就又让家人搀着去了。那时每人念一段《转法轮》，他也真念了一段书。从此，他正式走入大法的修炼行列。

几天后又一个奇迹发生了：早上他炼功回来要上炕上躺着，可老伴忘记了暖炕，他怕冷，但就在这时，肚子后边有一个针尖大小的热点，向上走形成一条热线，一直到头顶后从左边下来，不仅全身热乎乎的，被子都暖和了。他感到大法太神奇了！太好了！正月十五就和其他大法学员一起弘扬大法，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小孩儿说：“你看这老头，那时候快死了，现在又炼功了。”

法轮大法真真切切的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炼功时间不长就象换了个人：脸色变红润了，吃饭香多了，能干些零碎活儿了，李大师对他有救命之恩！

二、遭迫害

然而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公然践踏《宪法》，迫害法轮功。他决定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去向北京的领导人说明情况。可是从没去过北京的他看到的是，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警察，把大法学员绑架后用很多两大节的公共汽车拉走了，不知道拉到哪里去了，从早到晚不停的拉，他也被警察绑架，和其他所有大法学员一样，被登记造册后转运到廊坊一个地方，大法学员中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也有警察在学。人们在一起交流着各自学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

第二天他被送回保定之后被满城县公安局非法关押了一天，后由乡政府人员接回，又被非法关押两天。在乡里，工作人员对他又是威胁，又是恐吓，并给他录像。（以此来编造谎言说他不炼了，欺骗百姓）。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的一天，乡派出所的人和方福军（管综合治理的头目）共二十多人，非法闯入他家，抢走了他的电视、大法带子、光盘和书等，又把他非法绑架到乡政府关押了两天一夜。傍晚，景洪池把他铐在派出所，扬言要送他进看守所，方福军借机勒索了三千元钱，恶人才将他放回家。

过年前，于庄乡派出所所长和教导员刘占国（现任韩村乡派出所所长），把他诱骗到韩村乡派出所非法审问，他拒绝回答。之后被拉到于家庄乡派出所，非法连夜围攻审问，进行威胁。于庄乡政府有关人员也参与其中。五、六个人一帮，达不到他们的目地就再换一帮，一宿换了三帮人，他被关在屋中失去自由。

大年三十本是举家团圆之时，这位因学大法重获新生、一心要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老人，却被这些中共的打手非法送进了满城县看守所。在里面恶人为了达到让他写所谓的“保证书”不炼功的目的，满城县公安局政保科赵玉霞威胁说：“现在正是下岗的时候，我叫你孩子下岗！”还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说报应报应的，咱们县里已经劳教了几十个，怎么也没看见报应谁？”（两年后，赵玉霞被调离公安局，去陵山汉墓看坟）

他在看守所被迫害三个月，管教嚷嚷说让他回家，实际上是把他绑架到了保定劳教所，要劳教他两年，逼他签字，还欺骗他说：不对可以上诉。这些人明摆着是执法犯法。

在劳教所里，他被迫长时间蹲着抱头。恶警为了逼他放弃信仰，整天不许他睡觉，指使被劳教的社会痞子、贩毒的人轮班围攻，给他灌输中共的歪理邪说，十天八天换一班人。这样足足迫害了他一个多月。因为他坚持修炼，不放弃信仰，恶警把他放到最严的班。恶警李大勇和另一个人唆使犯人打他：晚上从铺上拽下他来，好几个人打；一个姓张的警察和几个人把他拉到一个屋，撩起他的衣服，用电棍电他，用这种手段电了他好几次，又把他拽到一个大屋子里，把他双手举着吊起来，脚尖似着地不着地。这种刑罚时间不长就会把人吊残的，后进来的一个警察还故意说：“绑的不合格，一会儿胳膊就要不得了。”

零三年过年后又开始迫害。一个上岁数的张姓警察，用力冲墙上推他，使他的头撞在墙上；拿竹板砍他手背，用鞋跟跺他脚面，拿烟头熏他鼻子，用电棒电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他被折磨的瘫倒在地，昏死过去，恶人才将他拽回去。

在他刚稍微能动时，恶警刘庆勇将他双手向上举，用铐子吊在窗户外面的铁笼子上二十一天！除吃饭、大小便外不放下来。头向后仰，腰被窗台硌着。一般人五分钟都受不了，恶人却这样吊了他一宿，直到早上吃饭。被唆使的犯人故意在寒冷的天气打开对着他的前窗和后门，有一天下着小雪刮着寒风也是如此。又这样折磨了他七天，这些人的罪恶目地也没达到。李大勇念诬蔑大法的东西，他依旧和善的对他们说：“你吊死我行喽，可你转化不了我。”

李大勇又领十几个警察围着他，逼他放弃修炼，被拒绝后，八、九个警察围着用电棍电他，电的他象烙饼一样满地翻滚，痛的他喊的都不成声！虽然恶人把门窗关的严严实实，但喊声传的五百米以外都能听得清。边电边问他还炼不炼，一直电了一上午，直到见人不行了才住手，让犯人象拉包袱似的把他拉到楼道里（不敢拉回原班，怕人知道他们把人害的快要死了）。

他在楼道里躺了一下午和一整夜！第二天恶警吃了早饭，见他苏醒过来，五、六个警察让犯人把他抬到一个小屋里，放在一个带背的椅子上，他们手里拿着“叭、叭”作响的电棍，逼他放弃修炼，遭拒绝后，五、六个警察一拥而上，一齐电他，电了有十几分钟。他边喊边挣扎，那把椅子都散架了！李大勇竟无耻的说让他赔椅子，他被电的昏迷过去。

犯人把他抬到一个地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人才醒过来。之后恶人又把他用铐子吊在窗户外的铁笼子上，又吊了一个月。在另一头用同样的方式吊着另外一位大法学员。恶警宋亚贺找他问话时，手里拿着电棍，边电边问：“你还炼不炼？”一次他正被吊着时，宋亚贺在他背后突然电他，阴险的说：“我试试电棒的电压高低。”

在非法关押不到两年时间里，恶警用电棒电十下、八下，用铐子吊个三天、五天，那跟家常便饭似的。还有一种喷气式的迫害：腿站直，面向墙，头向下扎，双臂后背向上举，使后背和胳膊都贴在墙上，直到昏倒在地。

非法关押期满后，满城县“六一零”和方福军又把他转送洗脑班，因为都知道他有乙肝，拒绝留下。方福军和“六一零”非要洗脑班留下，方福军还和洗脑班达成协议：去医院检查，如果好了就放下；不好就带走。因为天晚，方福军把老人带到乡政府看管，准备第二天去医院检查。

奥运期间，村干部，乡干部，派出所的刘占国等人又去骚扰他。

这位老人在人生的尽头多亏遇到法轮功，才神奇的生还，这是现代人类科学做不到的，也是众多大法学员坚持信仰“真、善、忍”的原因之一。古人有句话说：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他去北京只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政府说明事实真相，其做法既符合常理，也不违反任何法律，却遭到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依照《宪法》，那些迫害大法及学员的人是在违反《宪法》，才是真正的罪犯。中共邪恶的本质决定了它惯用强权和暴力，使广大百姓弯腰屈膝的生活。无论中共怎样嚷嚷“主权在民”，也是人常说的“说一套，做一套”。

“多行不义必自毙”，恶党遭天灭也是必然。“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冤假错案被平反，作恶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有甚者还连累家人。这是历史留给人的血的教训，也是中共抛出“替罪羊”，保全自己的一贯做法。现在仍在迫害大法及学员的人啊，你们不该好了伤疤忘了痛！身家性命为重，该为自己留后路！该为自己留后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