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的作者、美中经济权威人士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

葛特曼写道：十年前，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我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婚礼时，听说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中南海─中国政府的办公和住宅区。于是我给一位在“南华早报”的熟人打电话询问此事。我问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我们觉得这个群体叫作‘法轮功’，看样子是中国国内的一个人数众多的宗教组织，不过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没有人非常了解法轮功，可是那次集会的规模令人惊讶：一万多名中国人静静的站在那里，这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头一次大规模集会。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中共接踵而来的疯狂迫害，迫害开始的日子是同年七月二十日。

法轮功在人数最多时达到七千万人，可是中国国内的记者对其视而不见，在西方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通常也只是只言片语。

华盛顿DC的许多（政府官员）也倾向于不把法轮功当作异议团体看待。他们热衷于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国会）开会、听证会。美国国会议员南茜·佩洛希（Nancy Pelosi）在上海反复声明自己对人权的支持、以及许多大报反复撰写“阻挡坦克的人如今身在何方”的文章。可是对于法轮功在中共驻华府大使馆前的集会，只有三百多个人来到现场，等待大约五千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三英里的游行队伍行进到这里参加集会。少数几名国会议员可能会在集会上发言，但是大多数议员故意离得远远的以求自保。而且不参加法轮功集会不会给他们的政治生涯带来任何负面因素，因为媒体对此报导甚少。报导法轮功的游行对这些媒体来说只当是小小的一桩公益事业。

从法轮功的成就来看，政府官员和媒体对法轮功的态度实在是匪夷所思。法轮功是唯一一个大规模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异议团体（伊朗的异议人士利用法轮功设计的软件自由通讯和上网）。到目前为止，法轮功经营的电视台是唯一一个向中国发射信号的独立电视台，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法轮功团体印刷唯一一份不同声音的中文日报，主办唯一一个有实质意义的（中文）短波广播，等等等等。

西方媒体接受了中共对“四·二五”信访的定性

如果以媒体最关注血腥新闻的角度来看，六月四号到中共大使馆前（举行纪念活动）的每个参加者都代表着大约三、四名天安门事件的罹难者；而对于法轮功团体来说，我们直到最近才开始估算他们所承受的灾难。至少已有三千多名学员被证实由于中共酷刑、虐待而死亡。

根据我最近的研究，至少有一万名法轮功学员被谋杀以攫取他们的器官。我猜想真正的数字最终远远超过一万，因为摘取器官的罪行还在持续。因此，我们可以设想集会的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代表着十个、甚至是二十个罹难者─一在劳教关押中、在拘留中心、在精神病院被谋杀的学员，以及在手术台上死于外科军医手下的学员。我的同事理善（Leeshai）所做的数量分析表明，美国媒体对法轮功的关注随着法轮功死亡人数的增加几乎是成比例的减少。

因此，值此反思法轮功遭受迫害周年之际，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社会对迫害的反应相当于无偿的给予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提供了帮助。而西方社会失职的最初起源就是西方媒体接受了中共对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信访的定性。

西方媒体用“包围中南海”来形容“四·二五”

四月二十五号那天，在晴朗的蓝天下，一万多名非常有秩序的法轮功学员 “围绕着”（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用语）或者说“包围了”（法新社用语）中南海，而中共领导阶层没有防范。这种认为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给中共领导人造成威胁的论调其实是中共思考方式的直接传播。这种论调在所有研究法轮功历史的学术文章中反复被引用，似乎成为法轮功精神运动的“原罪”。甚至连撰写介绍法轮功的书籍和文章的学员都感到这段历史难以辨白，他们通常把“四·二五”事件称为“在中南海集会”。

法轮功学员们不太喜欢用“示威”这个词，好象这是一个低下的词，中共也正是这样看待“示威”的。不管你用什么词来表达，这场示威不是针对中南海，更不是包围政府机构。不过不管怎样，对于法轮功努力想要争取到的中国观众来说，中共掌控了对历史的解读权和话语权。

连外交精英也存在误区

难道西方社会就肯定不是这样的吗？亨利·基辛格针对天安门事件曾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容忍上万示威者在长达八周的时间里占据首都的主要广场。”奥巴马政府最近任命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查尔斯·弗雷曼对天安门事件的言论也如出一辙。

如果外交政策的精英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都采用这样的论调，试想他们会如何对待公众不熟悉的一种东方传统运动呢？（他们或许会说）这是在中国，而且这是法轮功自找的。学者们也许会稍微变动一下他们的措辞。他们的文章通常是这样的说法：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对（四·二五）事件做出的反应，从而造成了后来的悲惨结局。难道是法轮功太会制造错误和把柄了，是吗？

一九九六年法轮功书籍被禁止出版

可是如果说法轮功主动要求殉难，或者得到什么号令趋之若鹜的奔向劳教所和（摘取器官的）外科手术室，这就难以服众了。如果你连这样的说法也相信，你应当仔细审视一下历史，去采访那些参加“四·二五”上访的学员，去调查在“四·二五”上访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引起学员大规模上访的导火索。

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常被比喻成一个金字塔，象征着屹立不倒和帝国的庄严。可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更象是早期发射的航空火箭：野心勃勃、草率完工、还存在着爆炸成灰烬的危险性。在火箭的最底部是由大批农民和穷困的工人组成的燃料；再往上走，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知识份子、军队、企业和中国国内的新贵。在最上层，是由中共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太空舱。在中共的眼里，注重中国传统道德的法轮功已经渗透了火箭的每一个环节。一九九六年，法轮功在短短四年中已经发展到“太空舱”内部，引起（中共领导阶层的）高度重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被禁止出版。

此后中共继续监视着法轮功，不过没有立即采取镇压行动。一九九八年初，一名联络甚广的法轮功学员艾米·李从广州回到山东老家探望父母，两位老人都是活跃的法轮功学员，门一开，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所有法轮功的海报和李洪志先生的照片都已经从墙上摘下，所有的（法轮功）书籍都不见了。在经历了数十年共产党统治的腥风血雨后，老人家早已拥有第六感的超常能力，他们就象暴风雨来临前的动物一样，转入到地下活动了。

法轮功选择了驳斥谎言、讲清真相的方式

一九九九年，中共公安部估计有七千万人修炼法轮功，比中共党员的人数还多出五百万。当时，中科院院士何柞庥在天津发表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何柞庥与中共当时主管公安政法的罗干是连襟。

在中国，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讯号，你就知道你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有两种选择，你可以选择沉默，结局是你很可能被镇压下去。或者你选择站出来，你仍然可能受到镇压。但法轮功选择了驳斥谎言，讲清真相。

天津抓人 法轮功合法上访

四月二十二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要求对话，取消何柞庥的文章。结果警察来了。郝凤军也是其中之一。他说：“整个警力都被叫到学院。我们被要求戒严，封锁这一区域。”当他赶到现场，他说：“我们发现情况跟通知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但我们没有选择。”现场的监视录像显示，只有一些人坐在地上。但警察仍然殴打并抓捕了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之后学员们被（警察）告之，他们应该去北京请愿。

在之后的两天里，“请愿”这个词在法轮功学员中广泛传开，没有人领导，只是口传口的形式。

每个人都清楚，天津抓人事件开启了一个可怕的先例。有人认为应该呆在家里。有人认为应该捍卫真相，他们不是去示威。四月二十四日，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北京。

他们受到跟踪。吉林省的一些学员在车站被特警截住。他们告诉学员：回家去，天津事件已经解决了。还有些学员在沈阳被截住。有二十名哈尔滨学员连夜坐火车到北京。他们到达北京站后，发现已经有许多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结果警察又强迫让他们坐火车返回。

国家信访办不公布详细地址

毫不奇怪，国家信访办并没有公布详细的地址。我采访的学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在地图上确切找到信访办的位置。信访办迷一样的地址是事件的重要之处。中南海的东墙毗邻紫禁城，西墙外有一条长长的树荫道叫府右街。府右街的北边与文津街相交，这是中南海的北墙。中南海的南边，府右街与长安街相交。

有些学员认为，国家信访办在文津的交口处。有些学员以为是靠近长安街。但大部份学员认为是在胡同里。这些胡同的入口处在有警卫把守的中南海西门的对面。

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法轮功学员曾铮骑着自行车来到府右街。她马上注意到有些异样。她曾在中南海短暂工作过，知道这里的安检很严格。通常会有许多警卫把守，很难在没有被询问的情况下进入这些街口。现在是上午七点，学员们沿着府右街走着，寻找着上访办的位置。在府右街的南端出现了警察，他们让法轮功学员往回走，站在进入胡同的入口处，也就是中南海西门的对面。曾铮知道上访办八点开门。她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等着我们呢。”

七点半，一对年轻夫妇前往信访办时路过紫禁城东边的护城河。他们看到一队队的士兵坐在吉普车上，枪上已装上刺刀，面朝府右街方向。八点，刚结婚不久的娄宏伟已经到了中南海西门附近。她想，学员们都非常守纪律，应该不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她说：“人很多，很多。如果有什么混乱场面出现，也很难避免。但马路上的车辆疾驶而过。”八点半，一位老学员狄阿姨走到了长安街和府右街的街口。这时，街道上站满了学员，他们大部份是乡下人，穿着便宜的布鞋。她看到有些学员在吃带着的干粮。她一直努力抑制的焦虑这时爆发了，一幅似曾相识的画面浮现在眼前。她好象听到了隆隆的坦克声。十年前，当学生们和平抗议的时候，被残暴的屠杀了。

警察让学员站在中南海对面

学员们被挤压在中南海的西门。从信访办胡同里出来的警察越来越多。狄阿姨快速的挤过人群，远离中南海，眼睛连瞄都不瞄一下。

她最终走到了府右街与文津街的街口。大批的警察从东北方向来。这些警察让学员们站在中南海对面的文津街上。狄阿姨的朋友莎阿姨回忆到：“警察告诉我们：走这边，走这边。”

当大巴和警车环绕街口转的时候，狄阿姨突然注意到早已架好的摄像机正在对着他们摄影。她想从前排挪到后排。她说：“我当时想，如果我被录下来，他们一定会找到我。”（后来狄阿姨和莎阿姨被判了三年劳教。曾铮被判了两年。娄宏伟的丈夫去年获释。）

现在快上午九点。接下来是朱镕基露面，江泽民坐在烟色玻璃的车里环绕中南海。在整个十六小时的上访过程中，没有任何录像、记录显示法轮功学员有丝毫挑衅式的行为。没有纸屑、吸烟、口号或是接受记者采访。当一名学员建议大家轮流吃饭、喝水时，其他人都不同意。他们说：如果我们喝水，就得上厕所，这就会影响到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中共找不到丝毫借口可以动用埋伏在紫禁城里的重兵。当天晚上，当天津被抓法轮功学员获得释放的消息传来，大家才静静的松了口气。

请愿者们离开时充满乐观。第二天，莎阿姨读到的官方媒体文章说：法轮功聚集在中南海。他们没有说我们包围中南海。他们还说人们有修炼和不修炼的自由。但后来官方的媒体把法轮功学员的请愿描绘成恐怖行为。因为西方媒体对法轮功知之甚少，所以中共对“四·二五”事件的捏造存在一定的市场。

同时，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被窃听，炼功点上出现特务，工作单位发出警告。中共还成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最恐怖的秘密警察机构之一。迫害的机器可以开始运转了。七月二十日，大抓捕开始了。

中共很早就决定迫害法轮功

大抓捕开始后，法轮功学员于七月二十一日又来到府右街。娄宏伟也去了。她说：“七月二十一日就象当时的四月二十五日，我们站在路边，等着官员出来，这样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但没有官员出来。结果来了许多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来了许多警察，把我们带走了。”

二零零零年，郝凤军到“六一零”办公室工作。他说：“我们的监视室已经有关于法轮功学员相当全面的资料。这些是不可能在一、二年内收集的。”

根据一位前区级官员，中共决定迫害法轮功，以及为迫害准备的工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西方媒体的记者很容易相信中共的言论。中共是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在是西方面对真实的中国的时候了。后共产社会包括法轮功，我们应该更好的了解法轮功的真实历史。现在要消除的一个误区是，西方不要插手中国的内政。

法轮功并没有挑起这场战争。是中共挑起的。中共应对此负全责。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