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德文杂志Cicero在今年八月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为器官而杀人”的关于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文章。文章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有这么多非法器官移植的交易。为了给购买力较强的外国病人弄到肾脏、肝脏和心脏等器官，法轮功修炼者和囚犯被当作活体的器官移植储存库。* 中共医生为摘取器官经常为被关押者体检
人们穿着白色的大褂，他们不说很多话，他们也不象其他囚犯那样凶残。其中一个戴着手套。每次体检时，他把一个针管扎入刘巍的胳膊内，然后取出几滴鲜血滴入一个瓶子内。这些人经常来到这里，有时甚至一个月几次。但他们从不说为什么。终于有一天，刘巍也不再提出问题。被关押的人在中国没有权利。
那是秋天里的一天，正方形的房间，空空的水泥四壁，墙壁之间的空间狭小，很冷。在后面的墙上有一个窗子。那儿有光线进来，但是窗子太高了，人们只可以看到一小块天空。
直到今天，这个中国女子劳教所中发生的残酷的迫害细节才慢慢的被披露出来。这期间，刘巍了解到，医生们并不是为了她们的健康而着想，他们实际上在寻找将被处死的人。那时候刘巍29岁，是德国技术合作委员会（GTZ）北京分公司的项目经理。很早以前她就对中国的一些锻炼，放松身体的练习感兴趣。1995年，她的一个同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早晨，上班之前，她经常跟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一起在公园里打坐。
在法轮功刚在中国被禁止之后的一天，刘巍把介绍的传单忘在了德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复印室内。仅在几个小时后，警察就来了，他们审问了刘巍和所有其他工作人员。第二天，警察又来了，把她带到一个小房间里询问了一整天。晚上，他们把刘巍带走了。
在看守所的提审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个年轻的女士被酷刑折磨，被侮辱，并被迫接受旨在对她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班”。她既没有见到律师，也没有见到法官。监狱里，世界缩小成了几面灰色水泥墙壁组成的一个小小的立方体。过了一些时候，刘巍甚至盼望着医生来拜访。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在死亡黑名单上。她年轻，有活力，健康，是理想的器官摘取对象。刘巍仅仅凭着运气才幸存了下来。
* 苏家屯活摘器官兽行令人震惊
苏家屯医院位于中国东北工业城市沈阳的外围，一个灰色的盒子形四方建筑，双坡屋顶。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楼前空地。入口处上方飘着一面红旗，再远处是一些金色的字：全国中医血栓病医疗中心。这里记录下了历史的进程。去年三月十七日，海外中文报纸《大纪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文章，一位苏家屯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的妻子，名叫安妮的女士说，她的丈夫拿了很多钱回家。他晚上经常做噩梦惊醒，全身都是汗。最后，她的丈夫委托她讲出一个秘密，医院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囚禁几千人的秘密监狱，他们全都是被禁的法轮功的学员。她丈夫对她说，他摘取了几千人的眼角膜，苏家屯监狱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活体的器官移植库来对待。大纪元报道了利用中国囚犯器官做交易的令人震惊的内幕细节，这些被囚禁的人几乎全都是没有经过庭审就消失在中国司法系统的地牢里的法轮功学员。安妮打破沉默之后，一些其它的媒体也报道了她的事情。但是，几天后关于这个题目的报道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好象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相信这让人震惊的指控。直到两位加拿大人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出现。
* 加拿大律师调查发现最严重罪行
大卫•乔高以前是检察官，1979年他转入政界，并任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去年初，当66岁的，已经离开政界的乔高在非洲登山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请求帮助的电子邮件。当他回家后，三位自我介绍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中国人拜访了他。他们向他讲述了劳教所，手术台上的谋杀，工业化的器官交易。他们指控说：中共卖给西方病人的器官的背后，是每次都要以死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为代价。“这个世界不相信他们的指控”，乔高说。他承诺，将对指控作出调查。
开始时，这个加拿大人自己也很怀疑。“所有的这些很难让人相信”，乔高说。“开始调查的时候，我们太天真了”。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在法国买了一本毛选。在法国他还认识了后来在温尼伯（Winnipeg）成为人权律师的大卫•麦塔斯，他们共同开始了对指控的调查工作。
麦塔斯和乔高发现了几百个细节信息。没有一个信息本身能够证明或反驳指控。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图像。两个月后，麦塔斯和乔高第一次公开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一份对最严重罪行的控告书。
* 迫害法轮功开始后 器官移植手术也大幅度增加
最初他们发现一些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网站。一部份属于代理公司和器官移植中心，其它的是国家医院的官方网站。所有的网站都是重点面向国外患者而设的。“中国国际移植网援助中心”声称：“仅一周内，就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肾脏捐献者，最长的等待时间为一个月”。如果被捐献的器官发生意外，将提供一个新的捐献者，手术将在一周内重新进行。”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声称：“获得一个合适的肝脏的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上海的长征医院的网页上写着：“所有患者获得一个捐献的肝脏的平均等待时间为一周。”仅仅这些承诺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在西方国家，即使有系统的捐献者的索引，患者也往往要等好几年才能获得一个相匹配的器官。下面的这个承诺引起了更多的疑点，在中国国际移植网援助中心的网站上写着：“在肾脏的移植手术前我们会对肾脏的功能进行检测，相对于其他国家这更有保障，因为其他国家的移植器官不来自于活体捐献者。”
根据大赦国际的信息，在中国有六十八种罪行可以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逃税和杀害熊猫。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会有那么多人被执行死刑。在中国没有关于死刑人数的官方数据。根据人权组织的估计每年大约为一万。中国死刑犯的器官被摘取是早就众所周知的。早在一九九八年就有两名中国人在美国被捕，因为他们试图将器官出售给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其中一名中国人声称自己曾经是海南省的检察官。但是中国的死刑人数不足以澄清器官移植的巨大数量的来源。每年有近两万次的器官移植手术在中国进行，只有在美国进行更多的移植手术。与有器官移植学的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没有系统的器官捐献。那么如果这些器官不来自于自愿的器官捐献者，那么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呢？法轮功的修炼者扮演什么角色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号，数以千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中南海信访办前的长安街上。他们安静的坐在宽阔的人行道上。那是一个没有横幅标语和口号的无声的集会。自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后，在北京再也没出现过那么大的集会。法轮功有一亿修炼者。中共当时只有六千万成员。当法轮功在两个月后被禁止的时候，几十万的学员消失在监狱和劳教所。在美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说：“几百，也许是几千人在警察的监禁中死去”，麦塔斯和乔高在他们的报告中写到：“如果中共已经准备好迫害死大量的法轮功修炼者，那么就不难相信，他们也准备通过摘取器官去杀害他们。”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开始后，器官移植手术大幅度增加。一九九九年在中国只有二十二个肝脏移植中心，到二零零六年数量已达到五百个。 肾脏移植中心的数量从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五年增加了三倍，达到三百六十八个。在二零零二年，中国北方的城市天津开始建造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一个十四层楼，有300个床位的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医院。那两位加拿大人在他们的报告中这样写到：“此外移植中心的建造还显示了，中国政府非常有信心，即使在不远的将来也有足够的器官来自于一些今天还活着，但明天就会死亡的人群。”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解释。那些在监狱和劳教所消失的法轮功修炼者是中国的活体器官储存库，他们的器官被售往国外。
现在，许多器官交易网站从因特网上消失了。今年春天的时候，南韩报纸披露，中国的器官移植出口面向邻国。从这一报道中还可以知道，韩国人到现在还是可以经常自己从中国获得器官。费用却明显增加了。表面上看器官供应量已经相对缩小。
刘巍现在居住在德国。在监狱警察将她的意志摧毁并且逼她承诺放弃法轮功修炼后，她被放出来了。她很幸运的得到护照，因为她的故乡本溪的警察不知道刘巍在安全部作为法轮功学员被记录备案了。自二零零四年起，她在多特蒙德（Dortmund）学习建筑学。去年她完成了基础学习阶段。晚上她在家里炼功。周日她在火车站后的草坪上和其他多特蒙德的法轮功修炼者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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