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与大家分享在前几周中共头领访问克罗地亚期间，我在筹备工作与参加活动中的几点体会：

一、不要固守自己的计划不放

我在六月十日得知，中共头领将在一周后对克罗地亚進行国事访问。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得组织点儿什么，但我有点不情愿，因为我早已安排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去做其它大法项目。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中能有空余时间去一趟克罗地亚的首都札格拉布（Zagreb）。

我越想此事，头脑越清晰起来。这回可以在克罗地亚的公众场合讲关于法轮功及其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真是机不可失。通常许多人对中国的情况不太感兴趣，但胡来克罗地亚访问并与克罗地亚总理和其他政客会晤，至少有两天，中国会成为大众的焦点话题。

我理解到，这次的访问是现在的重中之重，我得马上放下其它的事专注在这儿上面，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我以后也就没什么可后悔的。这样的机会以后也许不会再有了，就象师父说的：“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转法轮法解 》〈在广州讲法答疑〉）。

当我悟到这些之后，放下其它的事也就不困难了，我也可以集中精力在这事上。我心中充满了快乐和感激，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来救人。

二、我们是主角

在筹备活动时，我注意到，我的内心比以前类似的情况更加平静，放松与乐观。我想，这是因为我前几个月在学法与个人修炼上下功夫了的缘故，我的正念强了，人心也不容易干扰我。

比如我很清楚，我们是主角，所有的事都是为我们安排的。不是我们在对胡的访问来做出反应以尽量减少损失，而是他的到来是为我们安排的，来突出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方便的向世人讲清真相。

这点不久就被证实了，在国事访问的前两天一位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要写关于示威反对人权践踏的报道。她已经给在克罗地亚的所有非政府组织打了电话，我们是唯一一个在访问期间举办活动的。她是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得到我的联系方式，而我前几天刚好联系了他们。这位记者在电话里采访了我，之后写了一篇关于我们活动的重要报道。

师父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发表的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讲道：“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

就象是所有的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都来帮助我们使事情达到更好的效果。尽管我们人手不多，我们的呼吁在两家电视台的主要新闻中被播出，克罗地亚新闻局对我们的活动作了报道，更多的出版商与网络媒体不是自己写了新闻就是转载了新闻局的报道。

三、坚信师父

我们在札格拉布有两天的活动。周五，在胡到达札格拉布之前，我们在城市广场上举办了信息日，晚上在克罗地亚唯一一个中领馆前烛光守夜。

周六，我们在克罗地亚的人民剧院。这是有可能会见到中共头领的第二个广场。札格拉布的警察根本不让人们靠近政客们聚会的广场。我们的活动是从早八点到晚八点。

开始时我不确定，那是否是个好地点，但我们别无选择。我决定顺其自然，无论在哪儿，都要保持很强的正念。

中午时下起了大雨，看样子，雨不会很快停下来。我们换班炼功、发正念。雨水顺着雨衣流進来，我的裤子贴到了身体上，怎样动都不舒服，我发正念时也有些不稳。我有点儿不安，不知能否坚持到晚上八点。发正念时我想，邪恶是想赶走我们，我一定要坚信师父。无论如何我决心坚持到晚上八点，并继续炼功、发正念。下了这个决心后，我感到有些温暖，继续坚持下去也不那么难了。就象是炼第五套功法。当我们心静不下来，有想停下来的念头，那时最难。雨渐渐小了，不知何时停住了。到晚上八点的时候，衣服都干了，就象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们所处的广场也不错，因为有国事访问，交通绕行，数千辆汽车缓慢的从我们的信息点前开过，他们能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的横幅和展板。很多行人驻足观看，并接过我们的传单。后来，我们得知，在晚上八点时，就在我们前面的剧院里一个来自中国大连的杂技团要表演。这样，我们还可以让来看演出的人了解真相。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那些杂技团的演员们很好奇的从后门向我们张望。我们把法轮大法的横幅转向他们，使他们能看的更清楚一些。

四、唤醒良知

当时整个过程中，在场的警察比我们要多一倍。有的看了我们的展板接了资料，有的没有。每次当胡锦涛车队本来应该在靠近我们这一侧经过时，却会有空的巴士停在路边，挡住他们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的我们。而且这好象还不够，警察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更加遮挡视线。当这样的情况第一次发生时，一个克罗地亚的同修对警察大声喊道：“你们的良知在哪里？”当中共头领的车队第二次经过时，警察又像之前一样站成一排，只是这一次有一个警察站在边上不动。另一个警察喊他也得站过来，这个警察用手势说他不想这样，就想站在边上。我的心被感动了。我意识到，他的良知被唤醒了。

五、活动之后维持关系

我之前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组织或者参加不同的活动后，我在此活动中主动的接触到很多人、建立起很多联系，但在活动之后我就不再联系这些人了。

这次我要做的就是和那些我已经建立联系的人再次联络，维持长期联系，而不是当作“活动需要”。

例如在回来的几天后我再次给那位女记者打电话。我感谢她为我们写的好文章，也讲述了我们的活动。尽管她写的文章很好，但是她认为，那个文章还很肤浅，她还想更加深入的报导这个话题。我告诉她在即将到来的“七·二零”是一个好机会。通过电子邮件我会给她发一些资料以便她更好的认识这个话题。

（二零零九年奥地利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