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京护法、正念闯出魔窟

我是广州第三期师父面授班得法的弟子，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开始镇压大法、铺天盖地的就象天塌了一样，毁谤、诬陷、谎言充斥着每一个角落。从那时开始我就走上一条维护大法的路，四次進京护法，三次被拘留、一年非法劳教、一年多关洗脑班。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和四个同修在北京天安门庄严的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警察、便衣、武警疯狂的扑过来抢横幅。我们不让他们抢、紧紧抱着横幅，其中一同修被武警用对讲机打的满鼻子都是血，在拉我们上车时，我与警察论理又被打倒在车上。

被抓到北京前门派出所时，我们都不报名、后来一个警察怀疑我不是中国人，可能是新加坡人，就把我带到地下室，每一层的铁笼里都关了很多同修。那个警察把我带到一间房间把手铐往桌上一放，告诉我不能来北京打横幅。我回答说：“我来是告诉政府大法好、真善忍好、停止迫害。所以我一定要来的。”接着警察叫我背两首《洪吟》，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不会背，这时才知道平时学法少，忙于辅导站的工作而没有踏踏实实的学法，惭愧啊！那怎么办？就背第一首《做人》吧，冲口一出我竟然全背下来，很神奇。警察又把我带上一楼。这时一起来的同修都被绑着在地上和反背铐着，我就过去帮他们松开。晚上，警察把我带到办公室，有个处长跟我讲：“你订了饭店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你来旅游、观光我们欢迎你，但不能在天安门打横幅，这不是法律，是天安门的规定。我告诉他们我是来表达心愿来的，警察就要我走，我不走，我坚持要和同修一齐走，最后警察就把我堵在大门外。第二天，见到了从派出所出来的同修，他见我没挨打就说我白来了，当时我想是不是再去挨一次打才算证实了法呢？真有点迷茫了。后来看到师父讲法才知道走出来是为了证实法，被关被打不是目地，可见自己的一念是多么的重要，符合法，还是符合旧势力，这个同修后来被迫害得很严重。

二零零一年年元旦，我和同修又一次来到北京，当时北京非常邪恶，资料点破坏的很厉害，协调人就安排我们租房建资料点，我们两个人包括北京发资料的同修都不会电脑，怎么办呢？协调人就让我们先把电脑搬回来，然后去买了四台打印机和各种耗材，一切准备好了的时候，有一个会电脑的同修与我们联系上，这样资料点就开始运作了，我们把赵昕被迫害死的真相用彩色照片打出来给同修发。把真相资料装在信封，贺卡让同修往外省发。资料点的同修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吃两顿，早上咸菜白面条，下午青菜、咸菜米饭，很少吃肉。那年冬天，北京都下雪，北方和南方不一样，南方很热闹，北京冬天的大街，楼内都是静悄悄的，就是棉被把打印机垫着，声音仍象机器一样轰轰的响。就这样做了一个月。过年后，我们交流后觉得，应该回当地做好整体讲真相的协调工作。

回到南方，原来到处在通缉我，这样就有家回不去，被迫流离失所，后来被邪恶手机监听而被绑架。在看守所被关押两个月后，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看着昔日的同修邪悟了，真是很痛心。那里的恶警对“转化”的学员就很伪善，不用干活，有书看，有球打，有电视看。坚定的学员就逼着每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不让接见，带红牌严管，不许大法弟子互相说话。我觉得不应该承认这样邪恶的迫害，大家就反迫害不干活，罢工，所里非常紧张，整个专管大队的工厂那天都是静悄悄的，把一切剪刀等工具全部收走，同修们都看着我，我微微对着他们笑，给他们鼓励，由于我的稳定，普犯们很多人向我竖起大拇指，中午狱警就把我带出去，所长、管理科长、教育科长还有专管大队指导员，对我進行围攻，我据理力争，不让钻空子，最后没办法就把我调到三大队。

中共的劳教所是名符其实的血汗榨汁机，每天做十五个小时的手工活，做各种玩具、发夹、珠链、假花。每天吃的发霉的米，没油水青菜、瓜类，连肉都没有还扣一百二十元的伙食费。上午九点，下午二点干累时就出去集体跑步，跑精神了就回去干活，那里的狱警都打人，干活慢就被拉出去挨打，用狱警自己的话说他也没办法，普犯赚不到钱他们就没奖金，挨批评。我坚决不配合，但是每个同修状态不同，在软硬兼施，又拖又拉的过程中同修们都配合跑步了，我每次站在树下不去排队，最后对我没办法，就说我高血压，不能跑，可是我从来都没有高血压。

到释放我的时候又以顽固不“转化”为由，加了我一个月的刑期。释放那天，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吓唬坚定的同修，在操场上脱光我的衣服搜身，戴上手铐出所，来到所部，单位与“六一零”公安在那等着我，又一次把我直接送到洗脑班。那个洗脑班办在收容所，管理与劳教所没什么两样，还每个大法弟子配两个夹控。

二零零二年师父生日那一天，我们集体开始绝食要求无条件放人。第二次绝食躺在医院时，夜半了，我觉得生命走到尽头了，也许见不到自己孩子了，心里一阵难过，这孩子几年来因爸爸妈妈被绑架时吃了不少苦，虽然舍不得，但他也是师父的小弟子呀，众多的家庭都也在危难中啊，不就一死吗？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意识越来越迷糊，忽然，整个身体变成了一盆沙子向外飘散，最后仅剩一点意识，我觉得可能要死了。这时脑袋里显出师父的法：“我能最大限度的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瑞士法会讲法》）接着“我炼功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我带有这个东西。大家坐在这里都感到很和谐，人的思想中没有邪念，连吸烟都想不起来。将来你也按照我们大法的要求去做，你将来修炼出来的功也是这样的。”（《转法轮》）我的意识一下清醒了，我是师父的弟子，大法更新的生命，师父能解开，我也能解开。飘散的粒子就不断的飘回我的身体内，当聚合上的时候我完全清醒了，时间是深夜的两点半了，前额的地方出现一首《洪吟》〈访故里〉，读完后我的眼泪象断线一样流不止。第二天单位领导来看我，之前因为我的事而受处罚，他们都很怨恨我，我也因为他们配合邪恶迫害绑架妻子而怨恨他们，那天我感觉我一切怨恨都没有了，只有对众生的无限慈悲，他们也没有了怨恨，说我善良，真的象《洪吟二》〈法正乾坤〉讲的“慈悲能溶天地春”。

在被关洗脑班期间，同修都有这么个观点，不愿主动与“六一零”谈话，包括做所谓帮教工作的，在这方面我是这样悟的，旧势力希望我们消极承受，而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的，怎能由邪恶随意摆布。我就采取主动，天天找“六一零”、队部、所部讲道理，“六一零”受不了了，就把单位领导和公安找来，公安处长说对我实行监视居住。我说：“法律上对监视居住适应范围是居住城市而不关押场所，我不是犯罪嫌疑人，也没有诉讼程序，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你们公安本身这样做就是违法。”他诬蔑大法。我告诉他们：“大法洪传，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于国于民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何来邪之理。用中共自己人大常委会定的适应邪教范畴六条，套在共产党身上条条合适（当时还没有《九评》）。”他们觉得理亏就说：“人家说你只有初中文化。”我说：“是的，你们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连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大法弟子都理论不过呢？因为大法是正确的，我站在正确的基点上怎么讲都是对的，你们站在错误的基点上去维护它的错，这永远是错的。”

二零零二年下半年是邪恶在关押场所迫害大法弟子最残酷的时候，洗脑班里的男同修们一起集体背经文、发正念、坚持晚上炼功，环境很宽松。我在洗脑班被关押一年后回单位上班。

同事都理解大法，愿意了解真相，过去长期监控我的党员也办了三退，有时开会觉得领导都没我讲得好，就叫我来讲，每次这样的机会我都抓紧跟他们讲邪恶为什么迫害大法，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作为大法弟子不管在任何环境都要证实法，讲清真相，那里的众生就会得救，环境就会变好，因为大法弟子是那里众生得救的希望。反之，如果同修因为各种原因不敢堂堂正正证实大法，我看那样的环境就恶劣，众生魔性也大。

二、做众多小花中的一朵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资料都是靠别的同修给的，我想买电脑，一说起电脑就头晕，连英文字母都搞不懂，自己又是挂了名的重点人物，在家做资料点行吗？通过学法，挖根自己，还是怕心，什么是挂了名的重点人物，这是邪恶讲的，能承认吗？

我买回电脑和打印机后，和妻子就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学，先学会上网下载，每天坚持看明慧网文章，跟上正法進程，先学会打单张、小册子、刻光盘，慢慢学会做《九评》书。把周边的同修带动起来，每个家庭都能做，要多少做多少，在技术和资料选材上多交流。

刚开始发真相资料时，很害怕，走在街上心都跳，挑最容易放的信箱报箱放，做的有点经验了就進到楼道里发，从一楼做上去，当把光盘从门缝里塞進去时手在发抖，心跳得脚都发软，小孩看见我这样也害怕。为什么做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都那么害怕呢？是自己没有摆正基点，我们大法弟子是这台戏唱主角的，世人都是被救度的对像，做这么好的事都胆胆突突，不就等于承认旧势力了吗？其实说白了对大法还是信心不足。以后每次出去发真相资料时都先发正念，状态好了，师父就会引导我進出方便的小区，众生就象等着真相一样，有时去到楼梯里的铁门一拉自然就开，有时刚去到就有人开门下来，做起来就顺利多了，小孩也渐渐怕心小了，现在都很会配合了。派发的数量也多了，有一次，晚上在一个小区楼内发真相资料，刚拿出来往门缝放时，一下门打开了，对了个正着，以往就会不知所措的了，这次我很稳定，轻轻把资料收回用衣服遮住，她好象没看见一样出来了，我等她走了以后，问小孩害怕吗？他说刚才整个人就象飘起来一样，原来心态稳定，儿子也同样稳定。

虽然经历过十年迫害，我还有很多地方修得不好，和参加法会的同修对比，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不敢向师父汇报，再加上只有初中文化，拿笔就感到千斤重，不知从哪写起，直到看到明慧网文章《如果师父在主席台坐着》，是啊，我们真修弟子随师正法走过很多珍贵的路，珍贵的事迹应该写出来，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世人对我们的期盼。写得不好，请同修慈悲指正。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0/1/10/1137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