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学历较高的人，我认为除了保持强大的正念以及洪大的慈悲以外，更加智慧的讲清真相也是必要的。因为直接针对常人的表面话语回应，很可能就被绕進偏颇或错误的思维方式中，或者激发出负面的情绪。分析出对方话语中的心结，错误判断的来源，然后有地放矢的去讲清，效果可能会更好。

我认为，从澄清概念开始正本清源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角度。因为在一定层次来看，概念是事物的提炼与概括，有了精准的概念，辅以正确的判断和前提，就会得到正确的结论。虽然在中共治下的教育体系中，并非学历较高的人概念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就一定很强，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这些人毕竟对这种理性思维方式不陌生。有了精准、正确的概念，即使我们没有时间来深入展开论述，这些人也会从正确的概念出发，回头审视自己曾经做过的判断以及身边充斥着的观念，这也会为后来人讲清真相或劝退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观念作为思维的前提与定势，是人做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有了传统的观念，即使没有明晰的概念，也会在善恶是非问题面前选择正确的方向。相反如果没有正面的观念，头脑中装的全是党文化的观念，即使有明晰的概念思维，也只能导出错误的判断。从这个角度说，破除错误的观念其重要性不亚于归正概念，甚至更重要一些。从另一个角度看，党文化的观念直接就是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重视正念的运用是破除观念的重要环节。

关于被党文化所扭曲的概念，以及从这些错误概念中所衍生出的判断，在《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中有一些概要的论述，在《解体党文化》中对这些被扭曲的概念更有详尽且精当的论述。在此推荐给各位同修，如果觉得找不到对方的心结而难以劝退的话，除了发正念清除邪灵以外，《解体党文化》也值得细读。另外还要提到的是，《解体党文化》除了对概念有详尽的论述，对党文化带来的观念（亦即人思维的前提与定势）也有深入的解析。有些时候，人的心结可能就被埋在几个观念之下，而他本人可能还不一定清楚自己的结论是从何前提而来，这个时候《解体党文化》中针对观念的解析就会很有帮助了。

需要特意提到的是，解析概念错误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对方的心结，但并不是面对任何人都需要用到这种方法。特别是有些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本身就不习惯这种“咬文嚼字”的论述方式，而且其本身也未必有成型的概念思维或者连贯明晰的理性思维，很多时候只是无意识的重复被灌输進头脑中的党文化。如果跟这种人用概念思维来讨论，恐怕效果不会太好，反会落得曲高和寡的效果。可能从天理、善心、世道、迫害、保命等角度来切入更合适。而且即使面对文化层次高的人，由于中国人好面子的心理重，直接指出对方的概念错误可能也会带来心理反弹，如果触碰到对方的执著心激起的反弹可能就更大。我想，为了能够更好的救人，劝退时的语气与切入角度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要根据对方的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去说。

下面从一些具体例子说明一下我的理解，也就是如何通过澄清人思想中错误的概念，判断、结论与观念来讲清真相、劝退。如下我在劝退中常见的一些说法，比如：“共产党给你钱花，你还……？”“共产党毕竟还干了一点好事，如创造了经济奇迹，带领人民救灾，所以我……”；“哪个国家都有腐败，所以……”“哪朝哪代不杀人，所以……”。

就我的理解，这四种说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前两种说法的问题主要在于把国家职能理解成了共产党的“恩德”，后两种说法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分清事物的负面因素与共产党造成的恶性破坏。当然除去这些问题之外，这些说法中还隐藏着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这样共产党刻意灌输给中国人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在《解体党文化》中有细致的论述。下面就这四种说法逐条解析。

“共产党给你钱花，你还……？”这句话还有其它一些变异，比如“共产党给你工作/养老/上学/看病/住房，你还……？”或者“共产党给我钱花，所以我……”但是由于现在中国人普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没有工作，所以很少有人以前者回应劝退了。但无论这种说法怎么变化，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概念错误：把国家能力中的社会保障能力理解成了共产党的“恩赐”。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基本职责都包括让百姓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民有其屋，做到这些是执政者的本份，也正因为如此，百姓才纳税供养这个政府。是百姓种地，生产，科研供养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这可以用来回应这句话的概念错误。

“共产党毕竟还干了一点好事，如创造了经济奇迹，带领人民救灾，所以我……”说出这种话的人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不象上一种说法被迷惑的那样深，但也因此这种说法中蕴藏的党文化更为隐蔽。不过其基本概念的错误与上一种说法来源相同，都是把国家的基本职能理解成了共产党的“恩赐”。因为国家的基本职能除了社会保障职责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职责，以及（广义的）国防职责（其中包含应对自然灾害的职责）。同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带领国民发展经济以及防范灾害、救助灾民。用一个反问句式来表达就是：如果换了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中国的国民党执政，他们就不发展经济了么？他们就不营救难民了么？

这句话还存在着另一个概念错误，就是混淆了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简单的说，有效性是你干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执政合法性则是该不该你干，也就是如果你干得不好，人们是否认同你的问题。由于共产党一直通过篡改历史，冒充抗日主力作为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在天安门屠杀后其执政的“合法性”丧失，因此共产党转向宣传其经济发展的“成就”作为执政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来源，并且有意的混淆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概念。因此很多人都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虽然无论纵比古今还是横比中外，共产党弄出的“经济奇迹”根本谈不上是正面的成就，但即便真的是正面成就，也不能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混为一谈。否则明媒正娶就跟霸占没什么区别了（合法性），因为他们都把孩子生下来了（有效性）。明晰了这个概念后回头看上面那种说法，就类似于下面这句话：“这个土匪毕竟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了，所以他霸占良家妇女与杀死那么多人的历史就不算什么了。”

第二种说法还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会附着在某些事物（例如制度、文化等）之上来破坏该事物，通过异化事物的正常机能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并给中国人营造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观念。党文化附着于传统文化之上并破坏传统文化，这部份在《解体党文化》中有详尽论述。而共产党附着于国家之上，并通过异化、恶化国家机能来掩盖自己的恶行，这体现在第三种说法中。

“哪个国家都有腐败，所以……”这句话也有一些变种，例如：“哪个国家都有冤案/造假/不公平现象，所以……”的确，古今中外，几乎哪个国家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贪污腐败，造假欺骗，冤假错案，社会不公等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中，跟人类以社会形式群体生存的特点也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现腐败或其他一些不公现象的确不是共产党的问题，这是必然要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能够变得合法化、制度化、日常化，却源于共产党的有意推动与放纵。因为（现代）国家的正常职能中就包括司法，秩序维护，财富分配等职责，履行这些职责的有效性程度便体现出了国家的能力强弱。

然而附着在国家体系之上的共产党对这些国家能力起到的作用却是破坏与异化。以司法能力为例，立法，司法，执法这些环节的确都可能出现不公正现象，但（现代）国家还有着分权制约、舆论监督与道德底线来归正可能被滥用的能力。可是在共产党国家中，一不存在分权制约，二不存在舆论监督，最重要的道德底线也被党文化冲破，这些被破坏的社会正常因素使司法能力失去了任何制约。再加上共产党立反邪教、禁上访等恶法对立法环节的破坏；禁止律师辩护，禁止法官无罪判决对司法环节的破坏；打死算自杀等方针对执法环节的破坏。共产党就彻底破坏了中国的司法能力。由此可见，共产党就附着在这些国家能力上，破坏着国家能力的同时也利用着国家能力迫害中国人。“哪个国家都有冤案，所以……”这句话中隐藏的一个概念错误，就是把共产党严重破坏而失去正常作用的国家能力当成了正常的国家能力，而没有注意到隐藏在国家能力之后的共产党。

附带一提，如果能够讲到共产党为镇压法轮功而严重破坏国家的司法能力这一点，那么很容易的就可以从这一点展开，讲到被严重破坏的司法能力不只会迫害大法弟子，还会波及中国的每一个人——在这种没有法律准绳与道德底线的国家中，每个人的安全都没有任何保障。而且，共产党随时可以把迫害法轮功的这一套手法运用到其他人群上。因此，远离造成这个制度的共产党，是我们为获得自己的平安、社会的公正所必须做的事情——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退党的必要性。

同理，从国家的秩序维护能力这个概念开始，就可以看到正常国家都有维护行业规章制度，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职责。但是被共产党附着的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检验食品安全（毒奶粉），监督建筑安全（上海连根倒塌的楼），制约不良风气的蔓延（黄赌毒泛滥），抑制腐败等能力，相反却成了这些现象的保护伞、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发源地——谈到这个层面，就已经点出了共产党治下的腐败不同于古今中外的腐败：腐败被作为换取官员效忠的手段，被作为踏入社会交际圈的必经之路，被作为政府所保护的行为，而且被党文化所浸泡的百姓更对腐败广泛认可（小学生都想当贪官）——这正是中共所有意造就的。

从（现代国家的）财富分配职能讲起，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到目前中国人普遍面对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现代）国家财富分配职责的重要目地之一是保证社会保障能力的正常运行，解决或者减轻穷困人口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养老问题。但是共产党在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把这些社会保障的责任大部份推回给了个人，而且现有的教育、医疗、住房起到的作用完全是“劫贫济富”。因此便出现了“小病忍着，大病等着”的医疗悲剧；“一年工资买不起一平米房子”的住房难题；倾家荡产供一个大学生上学的无奈之举——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现象，绝非“哪个国家都有的”贪污腐败一个原因造成，深层的原因是被共产党破坏的国家职责，以及共产党造成的道德底线崩溃。

简而言之，这种混淆因共产党而失常的国家能力与正常国家能力的概念错误，单纯的强调或列举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可能还不够，还需要给出正常的现象来对比才能更好的说明。比如，可以反问（或是自问自答）：外国有偷工减料和造假，不过没听说过大楼连根折倒吧，没听说过往食品里加毒卖钱吧？古代讲“笑娼不笑贫”，现在讲“笑贫不笑娼”，而且共产党治下“全国上下一片黄”，这是不是问题呢？外国也有贫富分化，可是欧美国家不至于出现“小病忍着，大病等着”，或者“一年工资买不起一平米房子”的悲剧吧？……等，来解开对方的疙瘩。

第四种说法：“哪朝哪代不杀人，所以……”的错误在于：把“斗”和“暴”这些非常态的负面因素当成了常态的正面因素，换个说法就体现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观念。虽然人性中固有“斗”和“暴”的负面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在正常文化中不被认可与推崇，而且在正常人际关系、正常的社会运作中也不是一个经常性的状态。然而“枪杆子里出政权”把暴力改朝换代当成了社会的常态（从历史上看也并非如此，但是展开这一点需要大量篇幅，因此这里只能略去，后面会给出具体事例的回应），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成了常态（虽然现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确很紧张，但这是党文化污染下的异态，而不是正常社会的常态，这在《解体党文化》有论述），把争斗与暴力当成了正面的因素加以推崇，当成了常态予以加强。如果人把推崇“斗”和“暴”的观念作为思想前提，那么就会自然认同共产党的各种迫害与镇压。而且会把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片面）信息用这种思维前提加以推演与解读，得出符合党文化的结论。

古人讲“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说的就是武攻取得的政权也要靠文卫来治理。正常的社会中，大量的死亡只发生在战乱年代；但是共产党治下，大量的死亡却发生在和平年代，从土地改革、工商改造、反右派、镇压会道门、大跃進、文化大革命到学潮，这些和平年代中的运动造成了将近一个亿的非正常死亡，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民死亡人数。换句话说，主观上，共产党把杀伐当成了常态；客观上，共产党把杀伐做成了常态。从这个角度看，为了自己不被共产党祸乱，为了自己不给共产党陪葬，也应该退出共产党。

另外提一下：从历史上看，光有“枪杆子”也未必能有政权。前苏联到了天定它该解体的时候，任何军、警、宪、特或是核武器都阻止不了这个历史進程。

上面给出了四种我在劝退中遇到的常见说法；还有这些说法中对方的心结所在；以及我讲清真相的角度——不是直接针对这句话，而是分析得出这句话的原因所在，是概念混淆不清？还是被错误的观念所蒙蔽？然后再根据对方的障碍讲清真相，继而劝退。即使不能劝退，能够解开对方的心结也为后来劝退打下基础。

但还需要说明的是，跟常人讲清真相尤其要注意对方的接受能力。如果文化层次不是那么高的人，这样长篇大论的“咬文嚼字”可能会把人家吓跑或者听烦了，起码也会造成接受的障碍。相反，跟有一定主见并且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讲清真相，我们自己的“专业性”就会凸显重要。因此这篇文章的目地不是给常人长篇大论的分析（如果真要详尽的分析，还是看《解体党文化》比较好），而是交流一下讲真相的经验，以便同修面对这些说法时能够有一个参考，在需要用到这些分析时能够用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随意所用。另外，真要细致讲清的话，可能所需时间较长，注意时间安排。

仅供参考，请多指正。

后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强调正念清除对方邪恶思想的重要性。但就我个人而言，很多时候只是通过“智”去讲真相，而没有重视自己的慈悲与正念。而正念才是清除对方错误观念与我们获得智慧的根本，因此希望各位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修炼与正念，才能更智慧的救度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