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九六年喜得大法的大法弟子。在没得法前，我和丈夫大打出手是经常事，一点小事、一句话，都是我们打架的理由。加上身体的病痛和生活上的不如意，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每天都在折磨我活不下去。所以天天都在重复说：“我死了吧！我死了吧！在这世上我活的什么意思。”

得法后，那种被大法净化后的身心的愉悦，无法用语言形容。家庭的和睦，身体的变化，精神十足那个劲，特别在我身体上发生过的奇迹（发生的奇迹网上发表过）。我们村的人都说：“这法轮功真好，就凭重生（化名）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功肯定好。忙完活，我也去炼。”

可是就当众生都想选择这善良、美好的时刻，中共邪党却对这高德大法和这群善良的大法弟子進行了残酷的，灭绝人性的非法镇压和构陷。我们大法弟子失去了本该有的修炼环境。

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我依法上访。在途中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一百天，被送入精神病院。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无论是非法提审，还是所谓的谈话。我都能保持平静的心和它们对话。每次它们都说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在精神病院一位主任和我谈（名义上是和患者谈，实际上我看是想了解法轮功）。我就谈了我自己的体会，并谈了师父是怎样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人，做一个好人，一个健康的人。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对我就吼起来，对师父不敬，我心里很难过。我说：“对不起，我没说好，让你生气了。是我没说好，不是师父的错。”他支支吾吾的走了。这位主任也不敢和我谈了。转身说：“我们下次再谈。”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就是背法，抑制那些不好的念头，尽量让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那时同修都说正法正法的我也不懂。通过背法，我悟到：作为一名修炼者，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证实大法。从那以后，不管走到哪，什么环境，是什么身份的人，我都想办法把话引到法轮功上，特别是“自焚”闹剧上演后，我就跟家人和同修与能说上话的人讲：这是假的。遇到外人提起“自焚”，我就告诉他那是假的，就象演电影。我就把我认为的疑点讲出来：比如自杀。我们炼功人不能自杀。去北京市证实大法，不能破坏大法，所以这是陷害。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半信半疑。

回家后，每天做菜时，婆婆就让做萝卜菜。吃了几天后，丈夫说不能再吃萝卜了，重生在看守所天天吃萝卜，回家别再吃坏了。做饭时，每做新饭，婆婆就偷偷的往米里加水或往外淘水。饭好后，不是硬，就是稀，也找不出原因。每次，我首先都得向丈夫道歉：对不起，我又没做好。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一次婆婆往饭里加碱，黄黄的一锅干饭。这时我明白了：饭做不好，是婆婆做的手脚。我的心很平静，就象没看见一样。吃饭时，也象没这事一样（那顿饭丈夫和孩子没在家）。

丈夫相好的来了，婆婆也借口说：“她是客人，我去陪一会。”这屋就剩我自己，心里是七上八下的。我就抑制自己，你是炼功人，把心放下，放下，别被常人心带动。这样，表面态度尽量保持平和，并称她为朋友。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来。那时丈夫也一反常态，原来很支持我炼功，现在也百般阻挠。我就和他讲：我国法家法都没犯，是政府造成的。我没错，为什么还要说自己错，承认自己错呢？他没话说，就让他朋友劝，他朋友说监狱都没说服，咱们能说什么？你就别管了。渐渐，我的环境宽松了许多。

在讲真相中，尽我所能揭露中共陷害，讲大法美好。一次外出办事，在餐桌上讲大法的神奇，一名服务员回后厅领来好几名服务员和厨师，给我端来一盘草莓，搬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大姨，你快讲，你快讲。”我就简单的告诉她们退党、团、队保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们说记住了。走时她们也出来送我。

还有一次外出办事，屋里很多人。他们都不明真相。特别有两位处长，语言邪恶。一位处长问我：“你见过你们师父吗？”我说：“没有。”他说：“你都不知可耻，没见过还一口一个师父，一口一个师父。”我说：“当然啦！这和孩子叫父亲、母亲、爸爸、妈妈，有什么区别？怎么算可耻呢？”午饭后，这位处长又见到我，给我道歉，并让我原谅他。

儿子结婚时，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同学。我就把他们都安排在同修家住宿。那两天，我们所有参加婚礼的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发正念，讲真相，放光盘，发护身符等。在婚礼上，丈夫把话筒递给我（因为我早有准备），我就以嘱咐儿子、儿媳的口气，让在场的众生都按“真、善、忍”做人，当时有几个人就掉泪了。

在一次交谈中，别人都说：“活的苦，活的累。”我插话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们说：“你是指法轮功。”我说：“是。”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也成了“万花丛中一小朵”。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我能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坐在一起，倾诉我的修炼过程，还真觉得很美，很甜，很乐。

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中，从没觉的苦，就觉的甜，就觉的美，就觉的乐。同修一说修炼苦时，我就说：“怎么能苦呢，当人才是真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