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从小学习刻苦，每天读书到深夜，学习《诗经》、《尚书》、《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立志“大丈夫当利泽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后来又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敬信神佛，信奉佛法。他的济世精神，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基础源于儒家“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理念和佛家“佛性向善、慈悲众生”的境界，以拯民于水火为己任，关爱生命，关照未来。他在诗中写到：“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希望黎民百姓能够生活在象尧舜那样的盛世，天下清平而祥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提出要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不因外物和个人的得失或喜或悲。他为官数十年，生活非常俭朴，即使身居宰相时也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有人主张为他建新宅，他说：“人追求的是道义。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了道义，无论身在何处心里都是高兴的。建造宅第的事你们不要再提了。”范仲淹也没有为子孙置办田地房产，却用自己的积蓄兴学、置办义田、周济他人等，为后人留下了高风亮节。他一生因正义敢言而数次被贬，但他从不为个人的际遇而悲伤，矢志不改初衷。“三出专城”便是例证。天圣七年，刚进京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因上疏反对皇太后铺张浪费被皇太后贬出了京城。明道二年，任右司谏的他，因坚持为他人讨回公道被皇帝贬往睦州。景祐二年，范仲淹升任礼部员外郎，时任宰相的吕夷简为防范仲淹直谏，影响自己专权，便奏请皇上委范仲淹知开封府，并传话范仲淹“不为言官，不要多费口舌去议论国事”。但范仲淹心系朝廷，不畏权贵，依然为民请命，正如他在上疏中所写“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离任在家时，深为国事而忧虑，向朝廷上了万言奏章《上执政书》，提出了“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等措施建议。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在朝廷任右司谏时，一次，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立即奏请仁宗皇帝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重视，他问仁宗说：“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感到惭愧，就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并奏请减免赋税，还特意将灾民充饥的乌味草带回京城，请仁宗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他们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风。

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任宰相时，规谏君主，任人唯贤，惩治贪官，一心为民。每次被贬为地方官时，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例如他到泰州海陵做盐仓监官，看到当地海堤因多年失修而坍圮不堪，海水淹没了农田，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他立即上书朝廷治堰，朝廷准奏，调他任兴化县令负责治堰。范仲淹率众在东海岸边成功修筑了捍海堰，使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障，使受灾流亡的民户重返家园。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奉行“不欺”精神。邓州新科状元贾黯进谒范仲淹，请教治世立身之道。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后来官至御史中丞，一生为官清正廉洁，遇事敢言。不欺，即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不欺，即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这“不欺”二字是范仲淹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恪守的信条。他待人宽厚，乐于助人，当时的很多贤士都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在地方上他每到一地，保土安民，实行仁政，当地风俗因受其影响感化也为之一变，人们莫不崇尚名节，而羞于谈论钱财利害；人人都有廉耻的观念，知道有所警惕，不敢为非作歹了。

忧国忧民、念为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品格影响了千千万万人，人们从中华民族历代的志士仁人和正人君子那里都可以领悟的到。而当今中共却反理性、反正统、反道德，违反宇宙规律，更不尊重生命，正在面临着历史的淘汰。有识之士向人们讲清真相，使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彻底摆脱其束缚，选择正义和光明，这是对他人的关爱和负责。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9/2/14/104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