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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获得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讲述了1984年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一名秘密探员负责监听一男剧作家及演员女友的故事。这部德国电影让很多中国观众想起了大陆“文革”中的那种告密盛行，相互盯梢，家庭反目，人整人的荒唐历史。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总怕被别人算计，猜疑和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普遍缺乏真诚的信任感，应该说是中共政治运动的后遗症。
因为共产党国家搞的告密和盯梢，不是针对什么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安全问题，纯粹是为了党的政治斗争，挨整的大都是无辜好人，所以被告密和盯梢整怕了的中国人，都很痛恨这种小人行为。可是，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小人行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在大陆的年轻学生中颇有一定市场。 2008年11月，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杨师群发了一篇《有学生告我是反革命》的博文，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文章披露，他被领导叫去谈话，说上他《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他，称他在上课时有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杨教授回忆说，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他，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愤慨地指责他怎么能批评政府。最令杨教授哭笑不得的是，两位女生到上面告发时，还添油加醋地给他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近日又有学生向警方报警，说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苗珍虎，在课堂上大胆放言，支持杨师群，批评中共及其政府。结果，又有学生用手机录下了苗教授的言论为证据。在12月10日下午，警方到学校传唤了苗珍虎，并将其带走。 说起学生告密，本人还亲身经历过一件事。那是在1988年全班去北戴河实习，领队的潘教授能歌善舞，当晚在招待所里大家围一圈，欣赏教授的精彩表演。回校后在食堂吃饭时，潘教授的年轻助教跑到我身边，打听知不知道是谁去上面把教授给告了，说教授在外散布了什么不利党和政府的言论。我当然不知道，而且我实在想不出那天晚上的娱乐有什么不利党和政府的地方，很纳闷告密者的政治敏感度真是不同凡响。 不光是学生告老师，现在还出现了学生监督学生。近日有新闻报道说，湖北大学某班级，推行所谓“小天使计划”，即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监视者，被监视者同时也监视他人，还要定期写出监视报告；山东德州学院则公开招募“安全信息员”，对全校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和控制。 别说国内的，就是到了海外的留学生，很多也成为中共驻外使领馆控制的工具。中共领导人出访，会遇到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的各种团体。大陆留学生就常常被拉来成为欢迎队伍的主力，说是欢迎，这些学生几乎从未见到过被欢迎的领导人，他们不过是中共组织来故意对付抗议人群而已。虽然我们看到有留学生开始反思这种可笑的“欢迎闹剧”是不是成为被中共玩耍的工具，相当多的学生依然乐此不疲，误以为爱党就是爱国，中共就等于中国。 大陆年轻学生表现出的这些“文革精神”，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感到后怕。是啊，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人们觉得那个荒唐的人伦颠倒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想到在年轻人身上又再现出来，甚至有老共产党员扼腕叹息，直呼这些学生“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上面举的虽是几个小故事，却说明了一个大道理。认识到中共不好的人，如果慑于强权政治，而主动放弃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给中共压力，而幻想着等到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就认为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啊，那就错了。这种对中共的无奈和纵容，本身就给中共制造了最“和谐”的“不会变好”的外部生存环境。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文革”的悲剧就一再在中国重演。文革过去了，结果出现了“六四”；“六四”过去了，又有了对法轮功的镇压。那种铺天盖地、煽动全民上阵诽谤的架势，怎么会不让人们想起“文革”再现呢？ 事实上，共产党几十年统治下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早就定型了一整套的党文化思维模式，横贯到全部的教育体制和日常生活中。中共的存在，完全有赖于这个党文化的环境，中共自己当然不会去破除这个党文化。而在这个党文化体制下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就很难跳出党文化的框框。只怕给中共再多的时间，中共的阴魂也不会散去。一句话，中共不解体，党文化就不会消除，中华民族就不会有回归正常人类道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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