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回想这十年来的修炼，确实不寻常：由满身业力到心灵的净化，由一个站在众人之上为恶党卖命、大打出手的兵头将尾，到修炼真善忍，救度众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新生，大法拯救了我。九六年与老伴同时开始修炼，在这修炼前的一生，真是做好事无几，做坏事不少，不知不觉滑向了深渊。修炼之后正如师尊讲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返过头来，看看当今社会的一切，才真的感到自己以前所处的危险境地而后怕。虽然在修炼的坎坷路上也走了过来，但是与大法的要求，弟子的心性标准衡量，感到自己差距很大。现在就我在正法修炼中的一些点滴和同修们交流，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今年我七十四岁，得法前在基层干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恶党的打手。修炼后，不长时间就随同修到农村去洪法传功，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先后去了四个县三十多个村（辅导站）。回想那段洪法教功的日子里，心里真是激动不已，无论在哪个地方洪法教功，大法的神奇，大法的威德，都不同的显现出来：好多学员身上有法轮在旋转，也有的学员看到了《转法轮》书中是五光十色的，还有的在打坐中起空了——白日飞升。总之，绝大多数学员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心性在不断提高，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教功场上的秩序那祥和、安静，我一辈子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一切一切的实例，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他绝不是一般的气功，他是度人的宇宙的根本大法。
转眼间到了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记得那是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的下午，得到消息说：天津大法弟子遭到无理的抓捕、关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去上访，去证实法。可是这次上访后，在人们中有不同的反响。就在大法弟子中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该進京上访，特别是农村一些不了解真情的人，认为去北京是闯祸了，也有的指责我，“怎么你也去北京了？”据此我想应立即把真相讲出去，告诉人们：我们法轮功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走的最正的，对国家以及任何人都没有伤害。按照现行的有关法规到国家信访办上访，要求解决问题是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影响交通，完全是和平上访，是相信政府给解决问题的。四月二十五日，国务院领导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并解决了天津放人、允许炼功的问题，就是合法出版书的问题当时没解决，等候协调。根本没有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冲击国家机关等等不良行为。经过一段时间，逐渐解除了人们的不同看法。新闻媒体公开刊登了国家信访办的消息，其中说：“国家从来没有限制过炼功”。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和弟子，曾有一段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浮躁、懈怠了，只是在家炼功。可是邪恶还不断的打扰，有一次派出所叫我们去，要给照像，我问：“照像干什么？”邪恶警察说：“给你们建档案。”当时我想：有什么建档案的，无非是把照片上微机吧，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我的一点感想》中讲的：“在我个人与“法轮功”弟子遭到无端的非议与不公正的对待时，都充份的表现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怀，给政府充份的时间来了解我们，无声的忍受着。但这种容忍绝不是我和“法轮功”的学员惧怕什么。”师父这样理直气壮的讲，给了我们无比的力量，当下我斩钉截铁的说“我不照”，因为宪法有规定，公民的肖像权是不容侵犯的。我用了常人最低这层法回击了恶警。后来恶警到另一屋打电话，大概是请示上级去了，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不照了”。一场拍照弟子照片的迫害没有得逞。
过了一段时间，邪恶一招不行，再生一招，派出所又找我们，让我们每天下午四点到派出所登记报到，当时就有的弟子提出去不了，恶警坚持说：“不行，必须天天来，怕你们再去北京。”口气十分强硬，打电话也不行，必须本人来，我考虑这件事情绝不能配合邪恶。我们质问恶警，我们没犯上国家哪条哪款，人身的自由权又到哪去了，我们很多人是有工作干的，怎么能执行你们的规定呢？最后僵持不下，恶警是要求天天登记报到，学员们是有事去不了，结果只有两个人去了两次也就完事了。
邪恶铺天盖地的宣传诬蔑，一个接一个的造谣：自焚呀，杀人呀，死多少人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学员心里是清楚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证实法：大法是正确的，没有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告诉人们我们是受迫害的。当时还没有多少印制的真相资料，我们就用手写简单的字句，发传单、贴材料。
我们在这几年修炼的路上，是处在邪恶打压极端情况下走过来的，有过痛苦、过关、干扰，甚至家人的干涉，实际上也都是在考验，可是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现在。有一次我到一个村讲真相，因为当时资料少，主要靠嘴说，也记不起来给多少人讲了：我们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不论邪恶怎么给大法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我们大法度人的实质是谁也变不了的，是谁也动不了的，我们修炼的人心里最清楚。时过不久，有一个邪恶之徒，就将我在这里讲真相的情况禀报到县里去了：说我在某村传功啦（实际是讲真相）。这个消息知道后，当时我没有惊慌、失措，是沉着、冷静。按照师父讲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的法理，不动人心，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正念铲除那里的邪恶，不让邪恶钻空子，不承认旧势力这个安排，结果没有遭到更大的迫害。还有一次是在一级政府的政务会上，有一个邪恶份子提出，街上的传单、张贴的资料，挂的条幅等，有的已经贴到某某领导的家门口了，要求要管一管这些事，在议论中就有邪恶提出某某人（指我）来来往往是否在组织这些呢？这一情况的出现，肯定是旧势力的安排，当然是清除它。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每个弟子都懂得：在学好法、炼好功的同时，讲真相，救众生，除邪恶是弟子的责任，弟子们都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大伙儿协调的在做，哪有什么组织的问题。
在开始讲真相时存有怕心，总是忐忐忑忑不敢向更多的人讲，不敢向不同的人、不熟悉的人去讲。此时，自己脑海里只有一念就是讲真相救人，是弟子们的史前大愿，肩负的责任。让广大众生从邪恶的谎言中解脱出来。
由于众生不了解真相，听了邪恶一面的宣传，产生了对大法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当时我们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特别是农村。作为大法弟子就应当把真相讲出来，让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也不是想得那么简单，怕心总是不断冒了出来，去了这个怕，又生出另一个怕，在发放真相材料时老是不踏实，心砰砰的直跳。后来经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体会文章，思想上逐步稳下来，可是又生出了任务观点的心，今天发多少，还有多少资料没发完等等，生怕完不成任务被落下，被淘汰，求个人圆满的自私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讲真相，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心性不断提高，怕心越来越少。我们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一心救人，无论今天发多少资料，哪怕只有一个人明白了真相，救了他，那也是很值得的。但在做法上，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让邪恶钻空子。
我们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当面讲、送资料、走大街、串小巷、从楼房到平房，出去购物也要带资料，放在自己的自行车筐子内，随手就可发或自行车停在商店门口，从商店出来随手就将真相资料转放到别人自行车筐内。有一次在商店门口给自行车筐子里放了真相资料，商店的营业员一个小伙子看到了，马上从商店出来拿回资料认真的看起来。在电话亭打电话（或不打电话）都可以放些真相资料。二零零四年秋，听同修说北京管得严，资料难发放，带上资料也发不出去。我们当即心生一念：到北京去发放真相资料，救那里的众生。经过做了一些准备（主要是正念），乘汽车到了北京。当我们在傍晚走到小巷时，顺利的发出了数十份真相资料。就是在北京比较繁华的大街，同样可以发，并贴出了一些带有画面的真相资料。第二天又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同样又发了真相资料。同时我们在北京还收集了好多人的详细地址，连同我们掌握一些人的地址，先后都以邮寄的方法给这些人发去了真相资料。
当然，我们发真相资料不是目地，让众生明白真相，达到救人是我们的最终目地。所以我们以救人为出发点，让资料起到作用，要爱护资料，也不能随地乱放，用吉祥纸袋装好再发。一天我们在街上发现丢在地上的真相资料，过往的人没当回事，我们就拣起来，回家打扫干净再发出去。到农村主要是面对面的讲和同修们一块去做。曾到一个村看一个学员，因这个学员很长时间看不到师父的讲法和真相资料，想改其它的功去练，当我们给他说明白大法的進程和全世界迅速发展的整个情况后，他立即悟到，自己错了，又回到大法中来，走上了正法的路。
在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当中，也碰到过一些不接受的人，这也是正常的，总有救度不了的人。无论讲真相做了多少，做的好与不好，在思想上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做，经常不断的去做，做的好的不生欢喜心，做的差的遇有不接受的也不灰心。
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老俩口当然也不例外，也要参与，自筹资金，逐步发展。由于大资料点的资料不够用，有时候碰到有缘之人，手头没资料，耽误了救度众生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和做资料有风险的怕心。在同修的帮助下，决心办家庭小资料点。开始由手工制作，到复印，发展成微机打印，由翻制音乐磁带到刻录光盘、塑封资料，配合制作大法书籍。这样就减轻了大资料点人少、做资料多的压力。开始因电脑技术不熟练，我们就从其它点上传送U盘，逐步做好下载、上网、打字、排版和扫描等。无论我们做多少，就抱着一颗救人的心，不执着任何事，当然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也注意他人（同修）的安全。
自从《九评》传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开始由于资料少，需求量大，有不少人看不到《九评》。同时还有不少熟人、同事找我们要《九评》，可是无能为力。我们加大力度多制作《九评》资料，逐步的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我们有条件出了不少《九评》资料，我们就主动往出送，通过讲真相，传《九评》，很快形成了“三退”的浪潮。但在工薪阶层有一个障碍，就是“工资”，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和职工，说什么拿“人家”（邪党）的退休金（其实，工资和退休金都是自己辛苦一辈子挣的，还被恶党克扣了很多，不是它们给的）。要说恶党的邪恶历史和腐败都认可，也痛恨，说到“三退”就有些疑虑了，你再说用别名、小名、化名等办法退党，都生怕事情传出去，对自己不利，怕失去了工资。有一个退休干部，给他讲了好几次真相都不退，对此我们并没有失去信心，还是反复讲真相讲“三退”，一次不行，再讲，再讲，我们是救你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用真诚的热心，一句句肺腑的语言，终于打动了他的心，最后他流着眼泪写了个名退了党。一次到农村劝“三退”，打算先去找某某人，心想，可能当时表不了态，让他想明白后，电话告我（就说给买的小米买好了），也就是退了，结果出乎预料，讲了真相之后，立即表示要退出恶党，先后有三个人都这样退了党。到另一个村劝“三退”时，当时想，这个人可能一说就能够退了党，结果真相也明白了，对恶党的历史也知道，对腐败的现象也恨的入骨，就是一提到退党，总是犹豫不决，一推再推，以后再说。看来做任何事情不能想当然，必须是把应该说的都说清楚，做到家。
时间很有限了，把弟子们应该做的三件事，抓紧做好，救度更多的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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