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我是一九九六年有幸得法的，到现在已经修炼十年有余了。家中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其中我与母亲同一年得法走入修炼。我父亲是某单位的领导，并且有一些权力，所以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家出门买张硬座火车票都很困难的时候，我出门甚至可以坐软卧车厢。我修炼父亲一直不怎么赞成，但我的事情他一般都不干涉，所以也没表示出很强烈的反对。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父亲还是表现出了他为人正直的一面，不仅没有执行迫害大法弟子的命令，反而处处保护、维护本单位大法弟子的权益。因为父亲是单位的主要领导且威望高，别人也不敢说什么。
我性格比较豪爽，除了和很多同修关系不错之外，和很多常人中的同学、朋友关系也很不错。七二零之后，我利用自己的条件，向周围的一些人讲真相，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感觉在一个小范围之内维持了一个相对没那么邪恶的环境。
看到周围的同修不断走出去证实法，我一直也很想走出去，但又总是担心好不容易维持的局面因此而破坏，使家人、同学和其他朋友等人因为不理解我的行为而走向大法的对立面，内心一直犹豫徘徊。但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还有很多怕心，求安逸之心等等，好长一段时间感觉非常矛盾。
到了二零零零年，我在反复权衡之下，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北京证实法。去北京之前几天，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的激动，全身经常感觉一热一震，虽然还是有怀疑自己做的是否正确，但因为是自己长久以来发自内心想这样做，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站出来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恶警抓着我的头发用拳头使劲打我的头，面目表情十分狰狞，一边打一边骂，因为他个子没我高，所以就跳起来用拳头打我的后脑。我很平静，也没有害怕，他的拳头落在我头上，可我一点也不觉的疼，只是被他扯的到处晃悠。后来我被关進了看守所。在一次提审路上，一个警察在我后面突然在我腰上猛踹一脚，我一下趴到地上，但同样一点都不觉的疼。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
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刻坐飞机来接我。回当地之后，恶警说做个笔录就让我回家，结果笔录作完后，他们很不满意，直接把我关進了当地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父亲找关系三天两头给我送衣服、食物等等东西，害怕我在里面吃苦。但是我所在的监室环境非常好，我不仅可以自由炼功，还可以免于干活。
恶警几次对我提审我都一句话不说，恶警气急败坏。刑拘期满又把我关進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洗脑班里，他们把我定为重点迫害对象，一度不允许我与其他大法弟子接触。因为父亲长期在纪检部门做过领导，所以找了一些公安局、检察院的关系。但人家都说，杀人放火都是小事，法轮功的事是大事，都不敢过多帮忙。在洗脑班对我迫害两个多月后，又非法判了我一年劳教。
这一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他感觉走到哪都没法抬头见人一样。没过多久他自己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提前退休。
从一个有权有势的领导，一下子变成了无权无势无人理的退休人员，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送礼探视的没了，冷嘲热讽的多了，前呼后拥的感觉没了，指指点点的多了，特权福利没了，麻烦困难多了。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亲戚朋友也一下子人间蒸发，除了少数朋友之外，我家整月整月没有一个人来，连亲戚都不来往了。
这种情况我是能想象的到的。对于利益，我并不在乎。但是，看到原来很多支持我的人，一下子走向了反面，我非常的痛心。尤其是我的父亲，为了我的事情到处奔走，说了无数的好话，为我争取到一些所谓的机会，都在我斩钉截铁的态度面前变成白费。我能体会到他的痛苦和苦心，但我决不能妥协。看到他一次次生气、痛心的样子，一次次站在恶警那边说大法的坏话，我真的很难过。
我经常想，我没走出来证实法，我周围的环境还挺好，好多人都表示出对大法的支持。我走出来证实法，他们却一个个的走向反面，我真的做错了吗？我自己也面对一些非常困难的局面，也曾在很困难的时候对自己说，走出这一步，就没打算能活着回去。但如果他们就这样下去了，我对的起他们吗？
这个疑问始终都没有解决。我一年的劳教期满之后，回到家里。因为恶人的骚扰，我很快就搬出去住，不久，就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恶人并不放过我，三天两头到我家里要人，先后几次把母亲关進洗脑班，四次传讯父亲逼问我的下落，有一次父亲出门路上突然被他们绑架到派出所，象审犯人一样审问他。但父亲坚决不配合他们，因为父亲不可能向他们出卖自己的儿子。
恶警气急败坏，又去千里之外的我妻子家里找我，诬陷我是杀人犯，说什么我逼同修不吃药最后致死人命（我离开后二三年几乎没和任何人联系，包括家里的亲人，谁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最后人没找到还是罚了岳父岳母二千多块钱。
从我消失后，我家楼下固定有一个人监视，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能看到他，晚上直到很晚都不走，一直到两年多之后才撤。
流离失所中的我还是会一再想起这个问题，象我父亲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随着正法進程往前，我家的环境越来越好。母亲回来了，楼下的岗也撤了，而家里终于建立了和我的联系通道，能和我正常联系了。我在流离失所的几年里，建立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看到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态度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化。在充份体会到恶党的邪恶之后，在一次次同恶党的抗争过程中，他也发现，原来恶党也并不是象他想象中的那样可怕。现在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交了一些新朋友，每天乐呵呵的出去玩，晚上回来就拿着收音机收听国外的广播。三退的事情出来不久，就发表了声明，很好的选择了自己的未来。
我哥哥因为我也受到牵连，在单位里不能提干，原本关系很好的兄弟有几年都没怎么说话。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拿了近一年的双份工资，而且现在调到了新的岗位。我们的关系又恢复了正常。他也发表了三退的声明。
在我被抓期间，许多亲戚朋友都与我家没有了来往，几年之后，我再见到他们其中的一部份人时，他们看到我比原来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么聪明，又经历了这么多，将来一定能成大器。我的亲身经历也使他们更加认识到了邪党的邪恶。
几年之后我回头看这段经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初我所维持的那个小环境里面掺杂着各种因素。很多常人不能或不愿意了解真相根本的原因还是怕心掩盖了他的正念。利用亲情，利用一些其它的条件去帮助他，可能有一些效果，但在根深蒂固的怕心面前，效果都是很脆弱的。当他真正看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真正削弱怕心，强化正念时，他就在真正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
有个例子：有段时间我在劳教所里被严管，几个月都不能见到家人，父亲很担心我的情况。就找了一些警察以其它名义来看我，他顺便能和我见一下面。当时我腿上长了个疮，经常流血，低烧近两个月，身体比较虚弱。突然被叫到办公室，看到有七八个警察坐在里面，父亲也在。父亲看到我的情况，心疼的不行，其他人也各演各的角色攻击大法。我不慌不忙的一个个的对他们進行反驳，将他们一个个驳斥的哑口无言。当时父亲急的一个劲的说：“你真是，你真是啊。”我虽然明白他的心，但我第一要做的就是向这里的所有人讲真相，做的堂堂正正。后来知道，父亲回家后，不仅没有更担心，反而很高兴的和母亲说：“这小子真行，满屋子的人辩不过他一个，看来他还挺好。”
师父在《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道：“可是有一点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哪，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没过去大关，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也会照样圆满，（鼓掌）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你那个时候要突然间转向、一下变不好了，那你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完了。大家正念一定要足，虽然没过好一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动摇。”
我体会到：我们在正法的路上，只要自己做正，那么就是在走最正的路。我们做的好时，就会正身边一切的环境。也只有当我们自己真正按照法的要求，按照师父给我们指引的路去走，才是真正正确的。因为我的行为，身边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一时看起来好象变的比以前糟了，但是那不是真的变糟了，当我真正做的好时，一切都圆容到真正好的状态。
在今后修炼的路上，我更要放下一切人的执著，放下一切人的观念，不计一时的得失，走真正的助师正法之路。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关于法轮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