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6年8月23日】我是96年10月12日得法的。得法前因生孩子得了风湿病，后又得了血管神经性头痛、心脏病、痛经、手腕长个大筋包，中药、西药、偏方都用遍也无济于事，整天在痛苦中挣扎。得法后，按着真善忍要求自己，不久，手腕筋包没了，风湿、神经性头痛也不见了，所有的病都好了，身体完全康复。99年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编造谎言毒害、欺骗世人，众多世人被蒙骗，众多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全面打压迫害。
2000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点，郊区分局110巡警队的警察突然翻墙闯入院内急促敲门，我问是谁呀？门外人非常蛮横的命令我开门，我追问一句：你是什么人？凭啥要我开门呀？外面人说：警察。我问哪的警察，他们停了一下说：中山派出所的。我们是归南岗派出所管辖，我说有什么事明天来吧。他们不由分说象土匪一样把门拽开，闯入屋内，不出示任何搜查证件，非法抄家，把我家翻个底朝天，炕上地上到处翻的乱七八糟，他们甚至逼我说出附近还有谁炼功。我没有告诉他们。
当时天气较冷，他们把我拽外面询问了半个多小时。他们说是中山派出所的，我却被他们带到郊区分局110巡查队，可见他们谎话连篇。
我被关在一间屋里，外面两个人看守还锁两道门。我刚躺下队长孙福坤进来让我起来，说我跑这享受来了，让人把枕头拿走。他问我是不是练的？我说：“是”他就命令人拿铐子给我铐上。两个小警察把我铐在了床上。当时我很吃惊，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未违法犯法，就因为炼功、做好人，达到身体健康，却被带上了铐子。他又说什么国家不让炼你为什么还炼。我说：“我们不做坏事，做好人，再说我有俩孩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又有一身病，炼功后身体健康了，不用花一分钱。即使国家不让炼，我也不能不炼。有病没有钱，医院也不给我治呀，那我不得等死吗？我炼功后身体才好的。”他走时说明天上午要好好跟我谈谈。
他走后我让小警察打开铐子，我是大法弟子我不应该被铐。小警察说不敢开，我说我是好人又没犯法，我这么大岁数只因炼功就在这铐着，你这小伙子躺那能睡着吗？他说我现在给你打开，明天早上再铐上。
我被关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来了好几个人说了些不好听的，其中一人进来三次，最后问我，你们炼功有什么好处，我说就拿刚才来说吧，你来了好几次说了那么多不好听的，可我不会怨你、恨你，你说这样的人不好吗？他听了，一声没吭走了，再也没来。恶警孙福坤、李万毅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逼我在扣押清单（从我家搜走了、真善忍法轮图、师父法像，讲法录音带等）上签名，我不签，他们暴跳如雷。问为什么不签，我说：“那是我的，我还要呢！你们为什么扣押？”他们又威胁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让你签就得签，象你这样的就得把你送进去，让你好好在里面炼，你不签也照样送你！恶警李万毅还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你签吧。我坚定的说：“你不是！”他问为怎么不是？我告诉他，“我们炼功的都非常善良，态度和善，没有有你这种行为的！”他当时一声不吱坐下了。
就这样我又被带到南岗派出所。在那里恶警非要我写“不炼功”，“不去北京”的保证。我说：“我不可能不炼！”恶警严卫东说：“你要炼就拘留十五天，局长批了。”我说，我在家炼功碍着谁的事了，我们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为什么要拘留我？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回家了。
回家越想越不对，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在家炼，夜半三更翻墙跳院，私闯民宅，非法抓人抄家，这不是土匪吗？我记得上小学时课本上描写日本鬼子如何如何，现在的警察与他们描写的日本鬼子有何区别？我还真应该去北京证实法，找中央领导说说我修炼的经历、大法的神奇和他们的这些警察的行径。
2000年12月8日我踏上了去北京列车。刚到北京天安门就被便衣跟踪了，好不容易甩掉了，又被几个穿军装的军人挡住了路。他们盘问我，于是我打起横幅，被一群便衣警察拽上车带到天安门派出所。
恶警问我姓名住址，我不说，后又被送到怀柔县看守所。不报姓名住址的很多同修被打。在看守所的号里我们绝食、炼功，两个男犯把我们一个个拽到一个很大的阴森森的冷房子里。12月，北京的天气是很冷的，当时我还没穿上鞋就被拽走。在这冷房子里让我们靠墙“开飞机”（一种刑罚）。我跟男犯讲真相，他俩明白了，不使劲摁我，冻了我们半个多小时后，又送回号里。我被送驻京办后开始绝食。佳市得知我在北京，就派人来接我，同修问我绝食到什么时候，我说绝食到无罪释放。
那是2001年1月1日，南岗派出所艾小伟等3个恶人来京绑架我们3个大法弟子回佳市。艾被恶党迷得太深，竟然谤师谤法，我跟他讲真相他不听。夜间他们怕我们跳车把我和同修用一个铐子铐在一起，我的手、胳膊在空中吊了七、八个小时，坐不能坐，我继续绝食，一夜没合眼。恶警们吃饱喝足熟睡一夜。第二天艾小伟还说，回去把你送进去让你好好炼，好好学。顺便说一句，艾小伟已遭恶报，刚30来岁就患糖尿病，不能上班，后来腿又被撞折了。
2001年1月3日回到佳市，我被送看守所拘留十五天。我继续绝食抗议迫害。1月7日邪恶之徒给我灌食，导致我生命垂危，他们把我拉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晚来一回就完了。这样，我被放回了家。
我在北京期间，恶警严卫东多次去我家，逼我儿子、父亲给钱。在他们的逼迫和恐吓中，老人精神受到极大伤害，导致卧床不起。
2001年10月8日，我因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被南岗派出所恶警沈海波绑架到南岗派出所。他们要给我录像，我不配合邪恶要求，他们就拿我家钥匙到我家抄家，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他们什么都没得着，就拿一些白纸来凑材料，可笑到极点。这次又把我送到看守所拘留十五天。我绝食绝水抗议。第七天提审时恶警说我和政府对抗，我说炼功怎么是和政府对抗？我们是讲真话。到15天我要求释放，监室恶警马登云说：“你们法轮功没有日期，愿意放你就放你，不放你就在这呆着！”我继续绝食绝水。
2001年10月25日绝食绝水18天，我生命垂危，被拉去中心医院抢救。医生开了两组抢救药一组没打完，看守所看法轮功的进抢救室就骂，我对着他，他立刻不骂了，说别打了，要死回家死去。就这样他们用车把我送回家。家门锁着，我家钥匙被南岗派出所的恶警收去了，他们把我放在大门口的石头上，把邻居叫出来后就开车走了。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又回家了。
2002年2月3日晚，我因发真相材料又一次被恶人举报，被南岗派出所恶警严卫东、沈某、孙靖宇绑架到派出所。孙做笔录，我不配合，问什么都不回答。反过来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我要放了你，我的工作就没了，谁给我开工资？江魔毁了多少只为钱而昧着良心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
我犯心脏病，不能坐立，脸色苍白，孙就自己胡编乱造写了好几篇，原所长张德利，领着四、五个警察抓着我的手，掰开按手印，张德利还打了我一耳光。我说，张所长你不要这样对待我，这对你没好处。但我不会怨你、恨你，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他们连夜把我与另一同修送进看守所，临出门张德利又踹我胯骨一脚，踹腿一脚。
看守所不收我，南岗恶警把我扔在地上开车就跑了。看守所给南岗派出所打电话，他们不来，后来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南岗派出所只好来领我去检查。他们说，二二四医院与他们有关系，要去那里。到后，他们把我从车上拖到医院大厅，放在水泥地上，后又抬到楼上做心脏检查。医生说我的心脏有病，还挺特殊。恶警孙靖宇又拿检查结果二次上楼找与他有关系的人造假，拿着假报告把我拉回看守所。看守所问检查结果怎样，恶警说没病装的。恶警们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不管我的生命如何，硬是把我送进看守所。
我在看守绝食，被恶警用铐子铐上，固定在地上。恶警伪善的让我不要绝食了，说我有病所里知道，正给我办呢。还说他们送我来那天他一直在场，他不同意收我。可现在过年了找不到人，他们只得留下我。让我先吃饭，他们会给我办，我要不吃就把我钉在地上，还不给办回家手续。过完年就给办，等等，最后说，只要喝一口就行。我被伪善欺骗了，喝了一口奶。
2002年4月9日，看守所不但不放我，还把我和另两个同修送了劳教所。体检不合格劳教所不收。看守所说在这里寄存两天，把车开跑了。当时我走路困难，心跳得张嘴喘，第二天，严卫东和南岗所李所长，内勤丁某想尽办法找关系托人让劳教所收我，颜卫东骗我说，劳教所不收，看守所也不送你回家！因为我身体状态非常严重，劳教所怕担责任拒收，就这样我被他们拉回南岗所，说骂师父就可以回家，我严厉的抵制了他们的行为。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2002年4月11日又把我送回劳教所。我提出要回家看看卧床的父亲，因我被迫害父亲受到精神刺激病在床上，没有人性的严卫东就是不让。就这样我没能回去看父亲一眼，父亲于2002年腊月二十四去世。我儿子和侄子拿着“死亡证明”去劳教所要求让我回家看上老人一眼，劳教所还是不让，还说没更不能回去，甚至都没有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在江氏集团的迫害下，有多少大法弟子的亲人因受迫害去世的，又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虐杀，真是天理难容啊！
在劳教所我经常犯心脏病，他们不但不放我还要强行“转化”我。两个犹大、一个刑事犯被安排在我的身边迫害我。恶警王岳荣狂叫：“两天给我拿下！”一会来一帮犹大，折腾一番又出去商量对策，一会又来一帮，我就是发正念，不给他们市场。二十多天过去了，一看“转化”不了我，就把我调九中队（严管队）。
一天南岗派出所来要我按手印，软硬兼施，他们坐在劳教所一楼的会议室，桌上放着录像机，我的两边是警察，进屋坐下后我发现了对面的录像机，我不配合他们，就是不对着录像机，也不按手印，在师父的加持下，两个高大的警察没有掰开我的手。我说：“我无非就是修炼，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在劳教所里一年一个多月，我经常犯心脏病，鼻子出血，血压经常50、30，60、40的，左腿、左胳膊、左肩都不好使。
2002年11月5日，严管队全部被调到院内，不许说话，要强行“转化”我们。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就是我，第二个是尹玲，尹玲是597农场的大法弟子，就因坚修大法，把她从家里强行抓走，扔下一个不满六岁的孩子，无人照看。一次大法弟子因炼功被扣在床上，尹玲绝食抗议这种非人待遇，也被铐在床上，一个姿势待了二十多天，其间被劳教所的宋大夫给野蛮灌食，后来被迫害得四肢瘫痪，肾功能衰竭。
这次强行转化，把我俩分在一个屋里，我当时左侧身体不好使，她四肢都不好使，吃饭上厕所不能自理。我用右手喂她饭。上厕所，我就把床板拿开一块，下边放个盒让她便，一次我俩一块摔在地上，用了很长时间用了好大劲，才把她弄到床上，她说我还是少吃点吧，大便小便太费劲。尽管我们这样，劳教所所长殷世财还逼我们上走廊看“新闻”，喝的酒气熏天连喊带骂。大约2002年11月17、18号，恶警们看尹玲不行了，通知尹玲年迈的父母来接她回家，回家不到10天就去世了。
强行转化开始了，一个屋里一个大法弟子，其余的就是警察、刑事犯还有“转化”邪悟的，不“转化”就给上背铐，大背剑，整天听到走廊里传来哭喊声，惨叫声，我的心都碎了。我们屋还有两个邪悟的威胁，你不“转化”，她们就可以给你上刑。
2003年3月24日，我突然摔倒在厕所里，刑事犯王艳敏把我背回号里，劳教所宋大夫来量血压，没有血压，看眼睛说瞳孔扩散了，给我吸氧，打点滴，两只手扎了七八针，也扎不进去，最后一边打点滴，一边送中心医院抢救，并通知我儿子带钱（我儿子当兵五年回来，分配传染病院工作，因没钱送礼不让上班，只能借钱给被恶警迫害的奄奄一息的母亲看病），医院的大夫说血压没了，开始抢救，儿子哭得够呛，抢救后，又把我拉回劳教所，我儿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我1米64的个头，只剩70多斤。
2003年4月末，劳教所对没转化的大法弟子进一步迫害，说“转化”率要达到100%。恶警于文斌说：“别看你身体这样，已经办保外就医鉴定了，不‘转化’也不能放你回家，你‘转化’就可以回家！”我说：“我宁死也不‘转化’！我们是在做好人，有个健康身体，没触犯任何法律，往那‘转化’啊！？”于说：“想死没那么容易，你家不是穷吗，把你送医院住院，我让你儿子倾家荡产，借钱给你治，祸害死你！你儿子不能看着你死不让你活吧？我说：“你也是女人呢，生过孩子，你不觉得你这样太残忍了吗？”她说：“说别的没用，那你就‘转化’！”她们叫来一帮犹大和一帮警察，把我连扯带拽地拽到另一间屋里，一边走于文斌还打我的左肩说：“你不是这边不好使吗？就打你这边！”屋里床上全是毛茬板子，让我坐上面，一会又把我拽到地上，她们指挥犹大把我按在地上，犹大按着我的手，在事先写好的“转化”书上签我的名，我不配合跟他们使劲挣脱，一横一竖都扯得很不像样，我说：“要想让人服，得让人心服口服，这算什么？”于文斌说：“我们也不要你心服口服，就是要下地狱，我们下也不要你下！”当时我一听这话眼泪唰的下来了，这生命不是完了吗？她说要哭就痛快哭吧。
在师父的加持下，2003年5月26日我回家了。以后南岗办事处社区的恶徒张伟光和一个姓王的还是经常上家骚扰。
2004年10月18日，我正在家和两个同修坐着，恶徒张伟光来骚扰，并强行拿走了大法书，僵持了半天，我们不让他拿走，他几次要打手机报警，我不让他打。送走他，又送走两个同修，为了安全，随后我也只好出走了。我知道，如果我在家，他们不会放过我。
恶徒张伟光拿着我的大法书去领功讨赏，随后恶警严卫东领着七、八个警察拿着录像机，悄悄进到我家屋里，南院北院全是警察。从那以后严卫东天天去我家骚扰，还说给我定为在逃。从那时到现在快两年了，我有家不能回，两个孩子得不到母亲的关心照顾，过年都不能团聚。
以上是我受迫害的经历。我修炼法轮大法，修身养性，为的是做一个好人。共产党是不是看我们老百姓身体好，活的好就不舒服？要不凭那一点这么迫害我们？怎么就非要这么不得人心？7年来被迫害死的同修多的已经数不清。中国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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