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6年3月25日】苏家屯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惊天黑幕被曝光后，中共保持了“不同凡响”的沉默。三天后，笔者在悉尼《九评》研讨会上第一次听袁红冰教授说，如此重大的指控，中共不否认、不调查，就等于默认。又是十一天过去了，3月22日，《澳洲新快报》在第五版右下角最不起眼的地方，登了豆腐干大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沈阳否认设法轮功集中营》。以下是该文的摘要：
“据中新社报道，境外法轮功媒体和网站近来指沈阳‘苏家屯集中营秘密关押残害六千法轮功学员’，令沈阳政府和苏家屯区居民十分惊讶，中新社记者专门赴沈阳和苏家屯区采访，……苏家屯区党委主管司法的罗书记说：‘如果是6000人集中营，加上各种人员和配套设施，需要很大一块地方。建这么大的“杀人工厂”，能藏得住秘密吗？’……苏家屯辖区内有两所监狱，……这两处都是关押刑事犯人和疑犯，并无法轮功学员。辽宁省一名官员曾带队前往调查，……官员说，……辽宁从省到市的主要官员都不知道这回事。”
不知各位看了这300多字的“报道”后有何观感，笔者看后的感想是：
1、 比较起迫害法轮功初期、将法轮功打为“X教”，及“天安门自焚”伪案后铺天盖地、“理直气壮”、气势汹汹的“声讨”来，这篇豆腐干大的“澄清”文章何其有气无力也！当年之“理直气壮”，与今日之有气无力对比，结论只有一个：中共已没有力气抵赖苏家屯黑幕；以中共无理也要争三分、杀了多少人也敢矢口否认的“惯性”来看，如此有气无力的抵赖，正说明了苏家屯指控的真实性。
2、 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共避“活取器官”之重，就“关押六千人”之轻。你“专程”去苏家屯“调查”了，却闭口不谈“活取器官”的指控，更无法解释“器官移植大国”、“全球器官移植中心”近年来每年上万起器官移植手术中的器官来源问题，不也等于承认了活取器官的存在吗？！
3、 对如此严重的指控，山东孙文广教授指名道姓要求胡温必须就此事展开调查，可报道中先是说“中新社记者”去“采访”，再是说“辽宁省一名官员”去调查，这名记者是谁？这名官员是个无名小卒吗？为什么连个名字都不报？了解中共国体制的人大致都知道 ，在中共治下，出了这样的事，去个什么“中新社记者”，是根本了解不到任何内幕的；就是了解到了，杀了他的头他也是不敢报的。中共国根本不是这么运作的，无论大小事，都要先等“上面的精神”，“上面的精神”下来后，才能再来安排如报道怎么写、怎么报道、“口径”怎么统一，对相关人员怎么处理、直至制定相关“法律”，等等。
谈到迫害法轮功是怎么一步步升级的问题，笔者身在北京时亲历这样的“升级”过程。99年12月26日到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想去旁听对原法轮大法研究会几名义务工作人员的审理，被抓回崇文区派出所，当晚要被送往拘留所前，听到有人问警察：“你估计我们得被关多久？”警察叹口气道：“不知道，得等上面的精神。”
“等上面的精神”，这才是中共国一切的一切的运作模式。在苏家屯这样的大事面前，区区中新社记者敢“擅自”去采访报道的话，无异“找死”。
4、 对如此严重的指控，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起码都会让国家级的首脑出来讲话，而中共国却只用一个什么“苏家屯区党委主管司法的罗书记”来讲话，含混的以“杀人工厂”来指代活取器官集中营，然后说，关押6千人，需要很大的地方，能藏得住秘密吗？
笔者想说，“藏秘密”是中共的看家本事，没有“藏秘密”的功夫，中共的统治早就完了。
藏六千人，并不需要很大的地方。笔者99年7月20日那天曾与3、4千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押在北京石景山体育馆，一眼看过去，几千人只坐满了体育馆的一小半，看上去还显得空荡荡的。而且几千人被集中关押在体育馆中，只需几个警察把几个出口一堵就行了，没人想到要逃，需要的警力真是少之又少。
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以一间7、8平米的小房间，关押20个人。
笔者的家乡在四川绵阳，那里是著名的“三线工程”基地，绵阳周边的山区中，至今有许多非常大的兵工厂、军事研究基地和制钞厂在运作，只不过绵阳市民们只朦胧地知道这些工厂和基地的存在，更具体的详情，这么多年一直象在云里雾中，“不足为外人道也”。
其实大陆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备战备荒”年代，全国各地挖的“人防工事”不计其数，每个省，每个市，都有什么“人防局”专门管这些事情。绵阳市的市中心，就有这样的“人防工程”，现在这个“人防工程”被改建为大型地下商场，面积在几千平米以上。
以7、8平米就能装20个人的“效率”来看，关押6千人只要2千多平米就够了。这样的“人防工程”，太容易找了。
5、 苏家屯的“罗书记”还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关押这么多人的物质供应问题。这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当笔者看到证实苏家屯活取器官的证人提到她所工作的医院超大规模的采购引起了医院职工注意，并为此询问医院高层这个细节时，想起了自己的一点经历，而更加觉得该证人的消息是真实的。
笔者被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关押几个月后，萌生了要揭露其中黑幕的念头。从此后我非常留心劳教所内的一切。比如我能准确的说出来，在2001年4月我被释放之前，劳教所被关押的人员是984名。
这样准确的数字，照理是根本拿不到的，劳教所内，不要说不同的中队、大队之间，就是同一中队之间的不同“班”之间，都不能互相说话的，当时北京女子劳教所一共有七个“大队”，我怎么能知道其他大队关了多少人呢？
我当时跟劳教所的“炊事班”关在一起。“炊事班”也是由劳教人员组成的。本来她们有单独的监室，但后来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地方不够，每个房间关押的人数增加了50%，“炊事班”也不得不和其他人员关在一起。984人的数字，我就是从炊事班那里知道的，她们做饭，是要按人头计量的。
7、笔者还注意到中共否认苏家屯的报道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两处都是关押刑事犯人和疑犯，并无法轮功学员。”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刑事犯人和疑犯”，跟法轮功学员是两码事。潜意识里，无论是“苏家屯区党委主管司法的罗书记”，还是撰写报道的中新社记者，他们都认为法轮功学员不是“刑事犯人和疑犯”。就这一句话，就煽了中共整个司法体系一个响亮的耳光。它们不是根据所谓的《刑法》第300条，将几千名甚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当作“刑事犯”处以冤狱么？
望海内外人士加紧呼吁、调查及营救，以防中共狗急跳墙，杀人灭口。
注：笔者提到中共时用“它”不用“他”，并非笔误，乃因中共兽行，不可以人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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