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2006年1月26日】1999年7.20迫害发生后的当天，我与几个功友到火车站买進京的车票，但那时已不卖進京的票了。然后我们就去赶去北京的大客车，但车主一听去北京，不敢拉，结果没去成。
当天晚上大家在一起交流，有同修提出应该到省政府请愿。7月21日晚我们就去了沈阳，当晚到了省政府。当时省政府门前已聚集3000多大法弟子。7月22日凌晨3点，许多车辆把我们包围，将我们拉到了沈阳体育馆。 大家开始向警察讲真相。天刚蒙蒙亮，一些小同修开始读《转法轮》，其他同修开始背法。早晨7点左右，沈阳功友开始往里面送食品和饮料，成箱的面包、饼干、饮料，还有一袋一袋的油条，很快传到了每个功友的手里，里面的功友都感动的哭了。 上午10点钟左右，大家看到北边天空中出现了许多法轮。不一会儿沈阳功友传進话说，一个厕所处有一条小道，能走脱。我和几个功友便从此道走脱了。然后，我们来到了沈阳同修家里。 当天下午3点，广播、电视一起播放将大法定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的邪恶通知，我们心情非常沉重，决定往回赶，就到沈阳火车站买返回的车票，在车站被公安抓住，将我们送回沈阳体育馆，在那儿又呆了一夜。 次日（7月23日）早晨，许多警察来到了沈阳体育馆，让我们报地点分堆，大家都不配合，我们臂挽着臂，警察拽不开，最后几个警察对付一个同修，硬是一个一个的把我们掰开，然后几个警察抬着一个学员使劲的往车上扔。我们继续连成一片，警察累的满头大汗。很快更多的警力赶到了，他们把我们强行拆开。当天我们被拉回原地，拉到一小学操场上，最后我们分别被当地派出所接回，不久陆续回到家中。 眼看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继续遭到诽谤，我与另一个功友准备進京证实法。2001年12月18日，我俩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准备到金水桥上打条幅，这时一个武警拦住我们，向我们要身份证，紧跟着来了一辆警车，下来许多警察，我们高声呼喊并与警察抗争，喊了约10分钟，被拽上警车。 上车后我俩正好分别坐在两个车门旁，我们趁势掏出横幅，在车外伸开横幅，并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等口号，横幅迎着车风在车外展示，这时一个年轻的武警破口大骂，脏话不堪入耳。后横幅被警察抢去。 我们被拉到天安门派出所，刚进屋，一个武警递给我一个横幅，欺骗我说：“你现在打条幅，我给你照个相。”我一看，当时屋里有不少人，就将计就计，接过横幅高举头顶，对着人群高喊口号，这个恶警狠狠的一脚把我踢倒在地。当天被抓的有一位老教授，还有一位穿着警服的警察大法弟子，他把证件都带来了，要证实大法。不一会儿，警察要给我们按手印，还要给我们照相，我们都不配合。然后我们被送到了石景山看守所。和我一同来京证实法的同修与我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号里。 我所在的号里，共有5个大法弟子，长春1人，北京1人，山东1人，还有一位同修是后進来的，我记不清她是哪里人了。我们全部绝食抗议，我们每个人都被隔一天去灌食。灌食的手段特别野蛮，几个犯人抬着我们。到医院后，他们把我们的四肢和头部死死摁住。有两次灌食时，我被折磨的快窒息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恶警却在一旁看着，非常开心的笑。 在那段日子里，每当被野蛮灌食时，我都在背师父的经文《路》，“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 我自始至终都抱定一念：我一定能回来。当时我也没有执著时间的长短，由于长时间不让洗澡，有一天我被灌食回来，看上去披头散发，污头垢面，一恶警看着我的样子，不怀好意的煽动犯人，想让她们羞辱我，当时我正念很强，就想：决不许你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结果犯人只说了我两句，没有诬蔑之辞。 我们5个人都不配合邪恶，都不报姓名和地址。看守所的恶警们指使犯人监视我们，还教唆犯人打我们，然后他们奖励表现“好”的犯人，给他们做好吃的。犯人们有恶警撑腰，便更加有恃无恐，她们不让我们上床睡觉，就让我们睡在水泥地上，连张纸都不给。我们5个同修只好躺在水泥地上。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三九天里我们躺在水泥地上都不觉得冷。 我们炼功时，犯人就往我们的脖领子里浇凉水，还使劲打我们。我们每天都在法上交流，特别是那位北京大法弟子，始终站在法上看问题。交流中，大家都体验到师父正法的艰难。无论看守所的恶人们如何疯狂，我们坚如磐石。后来我们心性到位了，陆陆续续都出来了。首先是北京那位同修，几天后，就演化出肝炎病态，马上就被释放了。临走时，她把自己丈夫的手机号留给了我们。那位长春的同修半个月后演化出高血压，邪恶想拉她去医院，她坚决不配合，走到哪里都讲真相，很快就被释放了。我与山东的同修绝食1个月，被无条件释放。后進来的那位同修也绝食抗议，几天后就被拉走了。只有她下落不明。与我一同来京证实法的同修也在绝食数日后，被无条件释放。 现在每当回想起这段岁月，真真切切的感到：“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
|
关于法轮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