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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上海邪恶之徒对我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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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2005年8月28日】我今年53岁,是上海大法弟子。我从小就是个多病多难的人,由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肾大量结石,胆囊炎、颈椎病、癔病(长期抽搐)、双膝骨刺(行走困难)、胸椎骨刺、贫血、神经衰弱、神经性皮炎(医生说看不好)、眼角膜炎、胃病(长期服药所致)等十多种病。因此,我是长期靠吃药来维持生命的,我活得生不如死。98年底,医生告诉我:“你严重的颈椎病,再发展下去就是有瘫痪的可能。”

    就在我正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1999年4月的一天,我拖着沉重的身体,由丈夫护着陪同散步,突然看到有很多人在炼法轮功。当我明白了这是修炼,不但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能使人心向善,还能使社会道德回升的道理后,犹如旱地里得到了甘泉,从此每天认真的学法炼功。师父的句句话都触动了我的心,我被深深地震撼。

    炼法轮功一个星期后,奇迹真的出现了,每天必须大把吃药的我,炼功后不吃一粒药,而且全身的病痛一下子全消失了。我如同脱胎换骨地变了一个人似的,走路精神饱满,“蹬蹬”有力,说话声音响亮,原来由于长期生病而形成的烦躁、固执的脾气也改了。邻居、亲戚朋友见了无不目瞪口呆的,都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太神奇了。

    在受益后的那些日子里,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总让我不住地泪流满面。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获得了新生,也使我更坚定了一修到底的信念。

    1999年7月20日,我们许多人正在平静地炼功。突然警车停下,从车上跳下好几个警察,恶狠狠地挥舞着警棍不让炼功,连“为什么”都不准问,否则就要遭打和被抓,连7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在邪恶的无理镇压下,我们这群已退了休、体弱多病的人,从此失去了再在一起炼功的好环境。

    从不准炼功的那天开始,警察、610、单位领导、社区干部每天都到我家骚扰,有时甚至一天来四批人,在我家拍桌子、骂人、搜查,逼着要我说“不炼了”。由于师父教导我们要做到“真、善、忍”,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恶徒更变本加厉的用各种恐吓、欺骗的手段,有事没事的把我突然间弄去审问。

    2000年11月24日,我和同修一起发真象资料,突被几个警察绑架,并抢走了我的包和包内的钱物。在逼供一天后,他们无法让我放弃大法修炼,要把我关入看守所,强行让我在收容单上签字。我认为我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所以不签,于是十几个高大的男子围着我,用手指着我的脑门辱骂,还强按着我拍照。后在收容单没有签字的情况下,把我非法关入看守所。在他们把我抓去的这一天一夜中,轮番审问,没让我合一次眼休息过,更没有让我喝一口水和吃一口饭。同时在半夜二点抄了我家。

    在看守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警察边骂人,边抢先摸我的口袋,把我的钱扔进了一个空的塑料箱里,然后强行残暴地按住我,扒去了我所有的衣服,当我受到这种侮辱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愤怒提出抗议,它们竟强迫我长时间蹲着,那时我已被冻得全身发紫,不停地颤抖。我只是一个炼功人,没违反任何国家的法律,他们竟然将我施以世界上最残暴的人身侮辱刑罚。

    然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与吸毒、贩毒人一起的铁笼子里。整个铁笼子里关了近三十多人,只能侧着身子睡觉。如果半夜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没睡的地方,只能站在散发着强烈臭气的粪池边等天亮。粪池边有一个老鼠窝,每晚有很多大得如小猫般的老鼠出没,有一次半夜,一只大老鼠竟趴在我的头顶。

    它们给我吃的是发黄的、没有一点油水的烂菜皮,从来不洗的铁皮盒子里,每次都可挑出好几根头发,冰冷的饭里经常可以挑出老鼠的粪便。它们规定我们每星期洗一次澡,从进门到出门只许5分钟,还要二至三个人一只龙头,洗澡后还要抄身。

    警察每天把我双手铐上后带进办公室,要我诬告同修,同时逼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为的是它能立功,并能得到很多奖金。它们用电视中播放的大量捏造的事实来误导,并长时间的洗脑对我逼供,不但在肉体上对我摧残,更从精神上对我进行迫害。它们时常会在半夜突然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带出去审问、逼供。有一天半夜十二点,我又被强行拉了出去,二个高大的警察( 都姓王)将我关进一间没窗、四周墙壁全用海绵铺的审讯室,把我锁在前面有块板的审讯椅子上,他们一上来就拍着桌子,吓我说找到了新的证据,当我告诉他们我是正当修炼,没犯过任何法,如果我有什么犯法的证据请拿出来时,它们无法回答我,是冲过来把我强行从椅子上拉起,猛烈把我推到墙边罚站,接着拿出一包事先带来的零食和饮料,边吃边审问,在僵持了很长时间问不出什么后,突然小王拍着桌子,吼着:“你到底说不说?”我斩钉截铁地对着他大声地说:“就不说!”这一下,把小王给怔住了,他二话不说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都没再开过口,老王见小王趴在桌上睡了,也跟着趴下了,把我扔在一边。我一点都不困,不断地背着师父的经文。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来换班的是一个女警察和一个男警察,女的伪善关心我,一边拉着我坐回椅子上,开始叫我回答问题。由于我拒绝回答,她凶相毕露,把我推出“海绵”间,推进了一间冰冷漏风的水泥房间冻我,一天一夜不让我合眼,断绝食物饮水,而且轮番地审讯折磨我,长时间的站立,二腿浮肿得不能走路,我绝食抗议迫害。在我正念的抗议下,他们不得不放我回牢房。

    2000年12月,我终于被释放回家。这时,我已被折磨得很瘦,家里人来接我时,已经快认不出我来了。

    为了维护我一个公民的人权、信仰自由和揭露我在看守所里所遭受的迫害,2001年5月到9月,我开始写信到检察院、法院、市委、公安局控告元凶江泽民,我还写了将近1000封信,散发到各街道社区,说明我受迫害的真象。

    2001年9月5日,我外出时,被一恶人从后背撞上来,恶人而后逃离,我一下被甩到马路中央,当场昏死过去。我醒来时满脸鲜血淋淋,左手完全失去了知觉,整个手臂和手指一下子肿了起来,很显然由于我说了真话,这是邪恶对我的又一次迫害。摔成了重伤后的身体不能移动,一牵动左手就会撕心的疼痛。

    2天后的9月7日下午5时左右,突然接到我原公司一起办公室的好友来电,告诉我公安局有个叫邬菊伟的,今来公司调查,并对照了我的笔迹。好友说我处境很危险。为了不接受邪恶对我的迫害,我被迫拖着受伤的身体,告别了老父和小女儿,离家出走,过起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由于找不到我,管辖民警被上司逼着,天天坐在我家里要人,并通知说市里已经立案通缉,我的家里整日被搅得不得安宁。得知我已被通缉,平时有事用手机联系的丈夫,由于迫切想告诉我而疏忽地用了长期被窃听的家里的电话。2002年1月5日半夜12点,十几个警察在黑暗里偷偷摸摸闯进我租借的房间,强行把我从床上拉起,又一次将我绑架,连夜警车呼鸣将我押往上海。那天它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穿着制服,还当着我的面把房主的家全抄了,这一家人被吓得躲在墙角,话也说不出来了。

    警察把我与一个吸毒并患有精神不正常的男子关在一间铁笼里。三天二夜不让我睡觉,让我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由三个雇来的男人一日三班的轮流看住我,连上厕所也要跟在后面。他们抢走了我修炼的书和所有物品,也不给任何收据。他们不时地对我提审,又一次把我绑架进了拘留所。2002年1月13日,半夜二点,它们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及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闯进我家进行了全面抄家,三个男人无礼地闯进了熟睡中女儿的房间,开始翻箱倒柜,把她惊吓得直掉眼泪,丈夫的重要物品及家里的存折、钱财、也被翻出,临走时只给了一张不全面的扣压物品清单(这扣压物品到现在也没有归还),其它三次的抄家,都是在半夜二点(因为不敢曝光,所以半夜抄家),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及搜查证,连扣压物品清单也没留一张,拿了东西就跑。

    2002年1月30日,在没有任何法律顺序和条文,也没有开庭作任何辩护的情况下,我这样一个被恶人撞得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被非法判劳教二年。

    在拘留所里,因为我向劳动教养局上诉,尽管我知道在中国告到哪里都是只有一个共产党执政,天大的冤枉没处告,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正念正行的修炼者来说,我还是必须要揭露这些邪恶的行为。

    2002年3月,我被二辆警车四名警察挟持到劳教所。从此,我更是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恶警将我关进一间有300人的吸毒车间,并专派二个吸毒的人24小时看住我。从早上六点开始干活,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收工,十几个小时坐在又矮又小的凳子上不准停地干苦力,使我直不起身子,站不起来,双手疼痛地裂开许多血淋淋的口子,臀部也多次坐烂,奴工产品有:上鞋面、各种长毛绒玩具、在农田里拔半身高的草、穿珠子挂件、针线活、拉直弯曲的电线、采豆剥豆、包装袜子、做麻将台的配件、编织、在拖鞋上绣花、包装铅笔、搓二节管等等。

    恶警对我进行过以下体罚:夏天在太阳下曝晒、大冬天站在西北风呼啸的空地上;有几次警察逼我三百六十度地猛力旋转,直到跌倒在地上为止;还经常让我端正坐在矮凳上,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能动。

    倾盆大雨天,警察撑着伞站在边上看,让二个吸毒的人看管着我在雨里走。从里到外湿透的衣服和滴水的头发必须要穿到半夜收工。它们经常会突然间对我进行抄身、抄行李。它们对我肉体上的迫害,使我整个人被虐待得麻木了。

    除此之外恶警还要强迫我们看那些编造出来的歪曲事实的录像片,天天“洗脑”,逼迫每天谈体会。经常反反复复逼我看那些捏造事实的“自焚”等诬陷大法和诋毁大法的录象,有些人在电视上讲话的口形很明显与发音完全两样,一看都知道是假的,是编造的,但还是一直逼着我看,目的是让我屈服……

    由于长期的肉体折磨、精神刺激和营养不良,我的两眼一下子看不见东西,原来没高血压的我,一下子血压升到了190/115,一个月之内瘦了4公斤,曾经3次被迫害得昏死过去。

    当家里人知道我的状况后,心急如焚地赶到劳教所时,恶警害怕暴露对我迫害的罪行,因此不让家人见我。几个月后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它们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一面。好不容易等到那一天,体力极度虚弱的我,从五楼才走到四楼已支撑不住,瞬间倒下。醒来时躺在床上,接见一小时的时间已过了大半。丈夫被警察拦在外面,告诉他我不能接见,他焦急万分地看着别人接见却不知我出了什么事。在一再的要求下,警察让人把我背到了接见处,并事先警告我不要让家人看出来。等我坐好后,才让他进来。隔着很远的接见台,我强忍着虚弱的身体靠在一个同修的身上,他一看见我被迫害成如此状态,结婚三十年来,我从未见到他流过泪的男人,禁不住地失声痛哭起来,他不停地擦着眼泪,伤心地让我挺住,短暂的接见,只见他在很远处了,还在不停地回过头来,用担心、忧伤的目光看着我又被它们关进了那幢阴森的牢房。由于我实在忍不住也掉了泪,所以又受到了它们的侮骂。

    还有一件更荒唐的事情。2003年某月,我在劳教所已有一年多,我流离失所时借住的地方的警察在到处抓我,说是要抓法轮功,丈夫的妹妹更是让它们推倒、殴打,而后又闯进妹夫的工厂叫着要抓人,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六年的苦难如一场恶梦。我一个平民百姓为了修炼,为了追求做一个好人,却要遭受共产党政府非人的残酷迫害。天理何在!?六年的苦难如一场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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