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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5年7月20日】与中共请国内外记者参观劳教所一样，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共也曾经导演过一出“请高尔基参观劳改营”的闹剧。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1923年6月，苏共在位于北极圈附近的白海索洛维茨岛上建立了特种劳动营。大批的世袭贵族、军人、知识份子（他们当中有财政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心理学教授，文学、语言学家，美术家、鸟类专家，科学家及工程师等）、不肯放弃信仰的僧尼、大学生及演艺界人士等等，连同杀人犯、刑事犯、小偷和妓女一起被陆续送到劳改营接受改造。苏共在索洛维茨劳改营内的原创性发明有： 麻袋服：真正的普通麻袋，在底端和两侧共挖三个洞，以便犯人能伸出头和双手。如果犯人在被捕时穿的那身衣服穿烂了，就只能里穿内衣、外套一件这样的麻袋服。 人代马：在劳改营里，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拉车的犯人被称作“马临代”，意为“马的临时代理人”。 犯人们平时要在棍棒的驱使下从事伐木、挖土方等重体力劳动，还要在寒冷的冬季用铁锹和丁字镐挖开花岗岩一样坚硬的冻土，修筑公路和铁路。 越来越多无辜的人被陆续充实到了“犯人”队伍中去，截至一九二八年，索洛维茨的犯人总数已经达到一万六千人。为了管住这为数众多的犯人，不听话者被送到斧山去惩戒，以儆效尤。惩戒方式有： 坐树根：在禁闭室内装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棍，树棍的高度正好使犯人坐上去后两脚挨不着地面，难以保持平衡。整个白天犯人就坐在上面努力支撑着，一旦撑不住掉下来就会受到看守的暴打。夜晚则人挨人地睡在地上。 滚台阶：把犯人带上三百六十五级石阶的顶端，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横过来，沿着石阶推下去。石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中途根本停不下来。 喂蚊子：夏天把犯人捆在树干上任由蚊子叮咬。 陷进烂泥：把犯人赶进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 用马拖：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犯人们的人身安全也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在修筑帕兰多夫斯克公路的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加什泽曾经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1928年12月在红山，一群犯人因为没有完成劳动任务而被罚在森林里过夜，当时的温度大概在零下五十度左右，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 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难免会有一些人试图逃跑，但成功者寥寥。有个叫尤德别松诺夫的人成功地逃了出去，写了《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一书，在英国出版。这部书描绘的情景令欧洲人大吃一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看到的是苏共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画册的纸张十分精美，辅以一张张真实感十足的照片，让人以为那里是个美好舒适的地方。 苏共当局对别松诺夫的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称那是恶意的诽谤。为了平息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传言，他们决定请刚刚从国外回来的作家高尔基亲自去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以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二章中对这次参观的描述： 人（注：指高尔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厉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份。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布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们会在水里扑腾……埋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苫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份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 * * * *其实，只要简单对比一下苏共和中共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众多相似之处。从苏联20年代末实行集体化农庄导致的人吃人、父母吃子女的大饥荒，到1937、38年使无数无辜者人头落地的大清洗；从请高尔基参观劳改营到1962年在新切尔卡斯克市用坦克和达姆弹镇压请愿群众，中共的大跃进、文革、六四和现在的“参观劳教所”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苏共的后面，重复了苏共走过的每一步错路。既然苏联人民能在觉醒之后毅然抛弃苏共，那么中共的未来怎样不也是不言自明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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