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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大法和证实大法的经历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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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2005年1月16日】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姐弟姊妹七个,我是老小,从小多病多难,家境贫寒。母亲又常年有病,父亲由于拉扯这一大家子长年劳累,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大姐和我四个哥哥都成家自个过了,父亲去世后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后来,大哥把我母亲接到新疆治病住了三年,二姐也去新疆挣钱还债,家里就剩我一人上学,生产队把粮食都分在山里,还得我自己去往家搬,家里家外全靠我自己。自己还经常犯老毛病(胆道蛔虫),就这样高考都耽误了。下学后就在小学当了代课老师,那年县里到下边来招妇女干部,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我的成绩也及格了,只是被干部的家属给顶替了,我非常气愤(没学法前我的名、利、情、争斗心很强)。23岁那年,我哥托人把我弄到胶东去了,从此我就离开了农村成了城里人。我28岁结婚,94年生了个儿子,在产后得了风湿关节炎和经前忧虑症,每次月经前十几天就开始忧虑难受,再加上风湿关节腿痛难忍,整天被病魔折磨着,我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一、大法殊胜的展现

    我是98年1月份得的法,我二姐给我看《转法轮》,我看了“论语”就跟二姐说:“很好!我相信,就是我现在还年轻,还想在人生道路上奋斗一番”。我那年被提拔成了主任,对前途觉得很有信心。但由于病魔缠身,就时常去找单位的一个同事给我推拿。她家里也有气功书,有一次我在她家就随便拿起一本书看了看,觉得上面有些话说得很好,可能就象师父所说的,招惹了那些不好东西,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更加难受。我二姐到我家来看我,就又叫我学法。我答应了,她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每天看20页,觉得非常好,身体也很轻松。有一天我骑自行车上班,在拐弯处的时候觉得一个东西从自己的身上跳下去,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难受了,心情也格外的轻松。那时我还不会炼功,就带着孩子去我二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学会了炼功动作。

    我刚得法就教三岁的儿子学法,从儿子身上展现了大法的神圣。刚得法几天他就出现感冒状态,高烧不退,送托儿所两天还继续高烧,老师都不敢收。我只好请假在家看孩子,说也奇怪,白天去托儿所时高烧,晚上回家就满头大汗,烧也退了,啥事也没有,就是不太爱吃饭,这样持续了四五天。就在第五天晚上,丈夫不在家,大约12点左右孩子直哭,我一摸浑身像一个大火球一样烫,我就给孩子喝了点水,孩子还哭,我想起了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就教儿子说难忍难忍,难行能行。就这样过了半小时左右,我儿子就说:“妈妈,一个大球满家转”,一会儿指这一会儿指那。当时我心里有些疑惑和担心。在天亮时,我把法轮章拿给儿子看,儿子说昨晚的大球就是这样的。第二天,孩子的高烧退了,又送去了幼儿园,我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师父。

    我家住的是顶楼,有一天晚上外面狂风暴雨,把我家房顶的瓦刮走了两片,雨都漏到家里。家里的雨比外面的雨大,不管拿什么遮也遮不住,我吓得直哭。我打着大莲花手印喊师父,求师父帮忙。一会儿就不漏了,外面下了一夜的雨,我家里再一点也没漏。大法的殊胜再一次展现,我从心里感谢师父,并暗暗下决心,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要修下去,无论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修炼精進的路。

    是师父改变了我的一切,我慢慢的懂得了一些法理,心里充满了喜悦,学法炼功非常精進,在这阶段修炼,如饥似渴的学法、背法、抄书,全身心的溶入法中,为证实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风云突变

    99年7.20早晨我在炼功点炼功时,辅导员说:内部消息,中央有文件要把我们打成×教,谁想去证实法,自己悟,想去就去,早班车是6点的,辅导员说完就走了。我得法那一天就有一念: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若有一天像耶稣那样,我绝对不允许,不管路途多远,要饭吃我也要到前面去挡着。听完辅导员的话,我就没有心思炼功了,领着儿子回家收拾东西,把家里仅有的200元钱带上,又到单位向同事借了100元钱并请了假,领着儿子坐上通往济南的大客车去济南证实法。

    下午到了济南,下车后遇到了当地的几位同修,我们就一同到市政府。到那一看市政府已经戒严了,我们几个人就在街上溜达着。陆陆续续的各地同修都来了,听同修说晚上都到烈士陵园去集合(后来才知道这是邪恶设下的圈套)。晚上8点我们等同修的时候,特务领着警察来把我们劫持到一个不知名的派出所里,那里已经有二三百名各地的大法弟子,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就是我5岁的儿子。他们不一会儿把当地和附近的都送回家,剩下我们20多人就在一块切磋、学法、背论语、背《洪吟》,背论语的声音响彻云霄,把警察吓得来大声骂我们。最后就剩下我儿子和那位年纪最大的老同修背,老同修年老耳聋,孩子心灵纯真,警察拿他俩也没办法。

    大约在晚上1点左右,我们被拉到了一所学校,那里各地的大法弟子已经集中很多,天亮后各地政府和当地政府分批来拉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没走的同修也不给饭吃。我儿子是有带饭的同修给他点吃,还有几位好心的警察买盒饭给他吃。就这样持续到第三天下午,其他地方的大法弟子都被拉走了,只剩下我们8个。直到隔天早晨4点钟才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大骂一顿,用两辆车把我们拉走。

    99年7.20后丈夫就跟我闹离婚,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怎么说也不顶事,他还是坚决要离婚。离婚这件事对我洪法、讲真象起了很大的阻碍,觉得自己是个离了婚的人,不好见以前的好友、同事和熟人,就怕人家提离婚二字,为此使我无法对他们讲真象。

    三、去北京证实大法

    2000年10月11日去北京证实法,我们总共12人,我找人帮我做了5条横幅,当时去北京查得很严,同修商定好分组走。有一个同修一上车就被警察看破了,被当地派出所领回去毒打并拘留了半个月。我们这11人到了北京找了一家简陋的旅社住下来,把5条横幅分开,我们这组拿了两条,到天安门附近的地下通道口时,同修B就在警察眼皮底下顺利的把横幅贴上了。我把手放在口袋里紧握横幅,走到通道口的另一端,趁警察一转脸时的一瞬间我把“法正乾坤”横幅也贴上了。有几个常人赞扬我们说:她们真不简单。

    我们贴完横幅,都轻松的回到了旅社。在旅社打坐炼功时,我看到了师父的大法身坐在天安门广场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打算回去的时候把家门的钥匙丢了,所以我也没回自己的家,直接回到娘家老家去了。当地派出所派人在火车站上等我也没等着。这是师父在保护我。

    2000年12月23日,我们20名大法弟子商量好去北京证实法。有走旱路的,有走水路的,分批走。我由于有些大法工作没做完,又等儿子放假,所以在27日才走的。我们这一行连我儿子4人,走的水路,坐的是开往大连的船。在大连的火车站上,恶警逼迫我们骂师父,我们都不骂,就被恶警绑架了。

    恶警把我们劫持到了大连戒毒所搜身,其实就是搜我们的钱,在我身上搜去700元钱,那两位同修被每人各搜去300元,说是留做生活费,每人每天30元。上到四楼一个狱医(叫史雪峰)又要搜,我机智的把2000元钱塞给了儿子。狱医又在我身上搜去220元钱,说是做押金,等走时再给我们,还说我拿100元,那120元逼着给那两位同修借上(因那两位同修身上没钱)。

    刚被关入时,对里边的人都不了解,与她们互不往来,后来看出了她们的为人,坐立都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她们相互之间都非常关心,个个对师父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我非常佩服,她们的言行举动对我的启发鼓舞很大。晚上我睡不着觉反思自己,我为什么没走到北京,是我的心性不到位吗?后来想起了师父的话“偶然是不存在的,必然是有原因的”。每一个环境都有要去自己的心,后来悟到是自己很多心没去,再是自己学法不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从同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过了两天,与我一起来的两个同修被自己的家人各自领走,还被大连戒毒所分别勒索罚款6000元和1万元,剩下我自己没人接。12月31日晚上,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接我和孩子,他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说没有钱,被他臭骂了一顿,说我已经离婚了,不回老家还住在城市。然后他向戒毒所打了个招呼说他先去局里办点事,一去没再回来。我后来悟到:这可能是我正念的作用,因为那时大连同修都说绑架到这里,得去当地派出所,可我彻底否定说:不能。我家里还有两千条横幅没做,谁也不知道,还等我去做。我决不能去那里,同修们还需要我给他们送经文和交流,还有很多的大法工作需要我去做,我绝对不能去那里。

    停了几天,从北京带回一个大连的同修被非法关押在这里,我俩就在一起切磋交流,都认识到应该开创环境,要求无条件释放,好出去证实大法。我俩就开始绝食,这一绝食,不法人员害怕了,因为我还带了一个孩子,开始绝食有点饿,有想吃的想法,晚上就做了个梦:师父托了一盘子好吃的送给我吃,我悟到在另外空间师父已经给我们吃饱了,我就更加有信心。

    绝食三天后,不法人员就联系到我已离婚的丈夫,叫他来接我们。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从一个山沟里飞了出来。第二天我已离婚的丈夫就把我和儿子接出来,临走时我向狱医史雪峰要回我那100元钱,并给她曝了光。

    四、再次去北京 遭到酷刑迫害

    同年腊月24日,我和老家的几个同修加上孩子一行5人再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车。到北京以后大法的奇迹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与同修去租房,竟和在北京等我一个多月的同修租到一个院里了。她告诉我,她在我家与我分手后就到北京等我,并求师父帮助她找到我,结果那么大的一个北京市,我们竟把房子租到一块了。在这个房里住到大年初一,刚到北京一个同修的小孩就直哭,我也头疼瞌睡,这样持续了三天。忽然小孩不哭了,也精神了,我们几个大人分别出现了煤气中毒现象(我们没来之前,在北京等我的那个同修遇到3次这样的事)。小孩的妈妈嘴歪了,我的嘴说不出话来,耳朵听不见,另一位同修呕吐不止,但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背论语,不到半小时就好了。

    就在大年初一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门洞打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不到5分钟,我们分别被恶警绑架送到前门分局,都没有说姓名地址,下午又被送到平古看守所,共60多个人。在车上我们又遇到了大连的一位同修,她一路上带着我们背论语、背经文、背法,她的头发被邪恶撕去了无数,脸被打变了形。下车后在院子里叫我们排好队,男女各一排,把这60多个大法弟子都分别编了号。我们都不说自己的姓名住址,邪恶之徒狠毒的打我们,把我们铐吊在门上来回推,这手铐一会就扎到肉里,正念不足的同修手脖当时就出血了。

    在邪恶迫害我的时候,我想: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的身体是一个金刚不坏之体,结果我的手脖一点血没出,只是勒了一道很深的痕,也不痛,只是有点麻的感觉,结果邪恶的阴谋没成,我们有十四个都没报名。

    邪恶之徒一直将我们迫害到晚上3点,把我送到一个拘留室里,在那里看到了大连那位同修,她一半脸被打成紫色,但精神非常好,尽管被迫害得非常厉害,她还时不时关心着大法,关心着同修。我们一進去,她就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叫邪恶加重迫害,不让它们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整体配合好,迫害哪一个同修我们也不答应,都不能配合,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做好人、炼功强身健体没错,要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无条件释放我们。

    第二天早晨不法人员问我们吃不吃饭,我们异口同声回答不吃。不法人员又非法提审我们,我们都不出去,整体配合。大连那位同修带头站在铁门前,顶着铁门不让不法人员来对同修進行迫害,还有大连另一个同修和菏泽的一个同修,都在前面顶着门。当时我想到前面顶门承受的一定很大,我应该到前面去,可是我心性不到位,还没到前面去,我的腿就在那打哆嗦。被关押的犯人拿胶皮棒狠狠的打前面的同修,把大连两个同修和菏泽一个同修的头发撕掉无数,脸都被打出血打肿了。我们都成一个整体,一块背论语、背《洪吟》,并喊我们无罪,无条件释放我们。

    就这样持续一个多钟头,不法人员找来了30多人来推这个大门也推不开,最后拿灭火器喷我们,前面的那些同修全身都是白的,她们完全象个石灰人,而我们后面的也全身都是白的,灭火器喷的化学粉,气味非常大,我们老的小的都在师父的呵护下,一个咳嗽的都没有。这样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个劳教犯人说:行啦!行啦!局长来了,你们法轮功有什么话跟局长谈谈。这几句话很深的打在我脑子里,但是当时没意识到应该用人的理跟局长谈谈,对他讲清真象。

    最后邪恶之徒用大板把门连同门框都撬掉了,把每个同修都用手铐倒铐着拖出去毒打。特别是前面那三位同修被打得最重,我恰恰被喊“胜利属于你们法轮功的”那个劳教犯拖出去,并且拖的很重、很痛,把我摔在雪堆里。人家都说他平时对法轮功很好,并且还跟同修学大法,为什么那天他对我那样呢?我就开始找自己的心,哪里被邪恶钻了空子,一下子想到,他要我们跟他们局长谈话的那句话,假如当时我跟同修切磋一下,跟他们局长交谈一番,可能整体就不能受这么大的迫害。

    不法人员把我摔在雪堆里两个多小时,我们坐的雪堆都化成了一个窝,但是我们也不觉得冷。下午不法人员吃饱午饭后就把我们三人一帮、四人一组分到各个牢房,由劳教犯人看着。当时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做的太差劲了,我真想与那三位被迫害的最严重住在一块,互相切磋,窒息邪恶。谁知这一念一出,我就被隔着好几个同修拖出去,和那三位同修,还有位下巴缝了三针(也是被邪恶打的),住在一起。我们四人就一起切磋向内找,找到了我们的漏洞在哪里,她们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们应该与局长谈条件,要求无罪释放。

    我们切磋完后就分别去卫生间用冷水把头上的化学粉洗掉,虽然天那么冷(外面的气温零下30多度),我们也不觉冷,我最后一个洗完。我回来后,嘴巴缝三针的那位同修对我说:“大姐,我已经妥协了,我实在受不了啦,已经告诉他们我是哪里人了,我这样是否能影响你们的正念,那三位同修又被拖出去迫害去了。”我说:“没有事,影响不了我,为了证实大法,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嘴里这样说心里想:师父说修炼大法没有榜样,我佩服那三位同修,可她们被拖去迫害没回来。

    不一会儿,不法人员又对我進行迫害了,把我拖到了刑警室,局长亲自审我,问我为什么不开门?为什么不配合?我说:我们没有错,我们学大法强身健体做好人有什么错?听我这么说,局长就走了。接着進来四五个恶警,又把我的手铐起来吊在门上,这个门很高,比头一天那个门还要高,我的脚都落不到地,我一看这门太高了,在他们戴挂没挂上时我冷不防跳了下来。后来我就大喊:“警察打人啦!我们都是好人”,接着好几个警察一拥而上,有的拽头发,有的拿胶皮棒打脸,将我好一顿毒打,一直把我打得在地上不动了,但我的大脑很清醒,就对自己说:我不能配合他们,我在心里背着《洪吟》中的“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

    不法人员们又把我拖到另一个屋里,有三四个人被迫害妥协了,邪恶指着她们说:你看她们都签名了。我说:“她们是她们,我是我,我死也不会告诉你们。”最后局长没招了,就叫劳教犯人把我抬回了牢房,那几个同修看到我被迫害成这个样子,她们都哭了,也都佩服我。我说我才佩服你们哪!你们在前面挡着大门,我却不敢,要在这时我就敢了。我们还继续绝食。

    到了第二天,我们一块切磋,我说: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应该运用智慧,我们是来证实法的,不是来受迫害的。师父在《转法轮》讲的那个拔牙的人:“他给人拔牙不是目地,卖他的药水是目地。”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智慧的叫不法人员放我们,这四位同修都同意我的观点,其中大连那位同修不同意,可是这时另一位大连同修开始休克。我们悟到,师父在帮我们,这时同修就叫常人劳教犯说:这里有人“不行了”,邪恶局长和狱医象征性的给我和那同修检查一番说:“没事,死不了”,可是能看出他们的内心很慌张。他们刚回去不到2分钟,那位休克的同修又浑身颤抖,手脚都凉了。这时我们同修也都害怕了,劳教犯人也害怕,不敢叫人了。我们同修就开始叫:有人不行了。不一会不法人员把我们拖出去说:放你们回家;在拖我的时候又用胶皮棒狠狠的打了我的脸几下。

    大约半个小时,车来了,把我和大连休克的那位同修,还有菏泽一位同修,送到了平古火车站。送我们的警察还挺好,问我们有没有钱,若没有钱他要给我们钱,我们说有钱,他告诉我们有钱就早些买票回家吧!下车后,我们问那个休克的同修:“你休克是真的吗?不是装的?”她说:“不是,咱们交流说用智慧脱离那里,刚说完我的心脏就加快了跳速,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装的。”

    我们上小吃部吃了点饭,把大连的同修送走了,接着菏泽同修要我与她一块去北京,我们在北京租的房里面还有行李,我说我们要去北京也得明天,因为现在往北京走的火车,查的很紧。那位同修接受了我的意见。这时,一个三轮车司机又来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想找个旅馆,但是身份证丢了,你能否帮我们找个旅馆?他说:能。找到一个旅馆,条件很好,价钱也很便宜。第二天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通过恶警的盘查返回北京的住处。

    2001年9月3日又一次同一位同修去北京证实法。这一次因为我与已离婚的丈夫的“情”的执著很大,很多同修以为我的执著心太大,不符合传递资料和其他大法工作,要静下心来去自己的执著心。当时我对同修这种观念特别反感,这是多大的争斗心呀?当时自己没认识到,还认为哪个同修没有执著心,有执著心就不能证实法吗?师父没有说过有执著心不能证实大法。我就抱着对同修愤愤不平的争斗心,要去北京证实法,证实给他们看看,我不能做大法工作,我还能去北京证实法。就这样我与一位男同修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我们在9月4日下午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二人把横幅用双面胶粘在了天安门城楼门洞的墙上,粘上不一会儿,就被城楼上的恶警用监控器看到了,恶警强行将我们带到警车上,拉到了前门派出所,关到铁笼子里,里面已经有各地的9名大法弟子。邪恶之徒就对我们俩搜身,从男同修身上搜出了我们当地的火车票,他们就说我们是那个市的。但我们听后内心一点也没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师父还曾讲一个不动能制万动,就这样查了一会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晚上不法人员用三辆车把我们11名大法弟子带到密云看守所。一進看守所大院,我心里就对师父说:师父啊!您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我也绝对不承认,请师父帮助我一定要用智慧走出去。这时不法人员要非法提审我,我的腿就有点不好使,眼前也直冒花,他们就认为我是绝食饿的,就没敢对我迫害。在这个过程有一个恶警用一个大电棍对着我的鼻子放火花,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有业力也不允许邪恶迫害我,有大法和师父归正我,我不承认这一切。结果邪恶的电棍离我的鼻尖很近也没落下来。

    后来不法人员把我拖到一个办公室進行审问,我的身体很虚弱,开始呕吐,狱医以给我检查为名,用手指使劲戳我的眼睛,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我想我是金刚不坏之体,你戳不坏我。提审我什么,我也不配合,只是摇头不答,有时还轻微的呕吐。不一会儿,当头的来了说:“快放了吧,问不出什么来。”就这样他们把我送到密云火车站放了。

    五、被迫流离失所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回家一看,我已离婚的丈夫给我把门起开了,并另换了锁。当天晚上我去流离失所的同修的住处取真象资料,未曾想那位同修已经被绑架了,恶警在屋里蹲坑,我和同修一块被绑架了。我被铐在值班室的椅子上,我那时正是经期量特别多的时候,邪恶也不让我换卫生巾。我的身体很虚弱,第二天提审我,我也不配合,不管问什么都不回答,他们见我的身体实在太差也害怕了,就把我连拖带抬送到医院,骗医院说我是吸毒的。医院说我有心脏病,需要住院观察;他们这才告诉医院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在我包里翻了6元钱给我打了个吊瓶。不法人员见我真病的不轻,就放松了对我的看管,我乘他们吃饭的时间又脱离了魔掌,从此我流离失所。

    这期间我无家可归,班也不能上,不法人员整天去找我,去别的单位工作,没有身份证人家也不敢要,孩子被他奶奶藏起来了,也不允许见我。我投奔亲戚家,也不敢收留我,我就今天这个同修家住几天,明天那个同修家住几时,饥寒交迫,酸甜苦辣都尝到了,但在这期间我遇到一位精進的同修,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在我个人修炼中,他确实是我的一面镜子,他处处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我的修炼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此我向他表示感谢。

    2004年7月3日在威海,我与一位同修到已出事的同修的住处去取东西,被蹲坑的邪恶把我们绑架到威海看守所,然后被抬入了牢房。那个晚上,大法的音乐在我耳边响了一夜,我一宿也没合眼,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被不法人员钻了空子,想起一進来时邪恶把我摔在了地上骂我是个骗子,说我骗吃骗喝,我想他为什么这样骂我,我仔细想了想,流离失所这几年,在吃穿上花钱方面有些不节俭,没有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

    第二天早晨牢头和犯人打仗,谁都没劝好,我开始没吱声,后来觉得不对,这事为什么被我碰上了,我就给她们讲修炼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缘份,百年修来同船渡,千年修来共婵娟,尽管你们在这肮脏的地方碰在一起了,也毕竟是缘份化来的,应该互相关心,不要学恶警那样骂人。特别对牢头说,恶警用强制的方式管,你又用这方式对待他们,以恶制恶改变不了人心,表面服了,内心也不服,我们师父说:“慈悲能溶天地春”,只有真心善心对待别人,别人才能理解你,相信你。

    犯人们都乐意听我说,并问我为什么学的法轮功,我从我自己强身健体,学了法轮功后身体的各种疾病都好了,谈到国内外有不同阶层的人都在修炼,身心受益不浅,难道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喝开水的,全世界6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及国内外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并告诉她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通过我的说服,她们都对大法有了好感,有的说:“法轮功是有一定道理的,要不不会那么多外国人都学法轮功”,那个牢头还单独跟我谈了很长时间,说她相信法轮功并且也想学法轮功,还向我认错说她第一天打我是不对的。

    我在牢房里面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后来在慈悲的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冲出了牢笼,继续证实大法、讲清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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