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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9月7日】我在1999年7月19日以前是当地的辅导员，由于在此之前当地的公安局多次调查监视我们的炼功点，我们点上的主要负责人它们早就掌握了，因为大家心里上很坦荡，没什么可隐藏的，谁也没想到锻炼身体做好人会遭到如此邪恶的迫害。这是我四年来的亲身感受。
1999年7月19日半夜12点4个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砸开我家门拿走、《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解法》、锦州学员交流会录像带，并劫持我去派出所一趟，在那里他们对我进行了各种人身威胁。我根据法律和他们据理力争，我问他们是否有文件，还是上面电话指示，他们说有文件还拿不出，后默认是电话指示，一恶警信口开河的说：“全国人民都反对法轮功，”我说：“你代表全国人民哪？”它一下哑口无言了。派出所所长王杰竟然险恶的说：“你早上去炼功点上去讲法轮功是××，让你们那些人解散。”我说：“上面让你干什么，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我不会听你们的。”他们说不过我，只好作罢；另一间办公室里几个警察正在逼迫小方说大法不好的话。 6所警察刘警武连续多天跟踪监视并随时劫持我去派出所，有一天我刚下班，他不让我回家，给我拦截到派出所，我以为又想问我什么，让我在一个屋子里呆了两分钟，突然给我叫到一个小会议室，我进屋一看非常反感，他们早已架好了摄像机准备强行采访，我想这些人太无理，如果我不说，好象我怕他们似的，他们用摄像机对着我说：“法轮功是不是×教？”我说：“那么你看一看我邪不邪？你们凭什么可以瞎说，中央想做什么，那是它的事，我做的是什么我很清楚，我没做坏事，你们没权力干扰我的生活。”他们再问我什么我说：“我可以保持沉默。”他们其中一人说：“可以”，我对他们说：“警察是保护人民安居乐业的，你们现在是干扰人民生活。”恶警刘警武居然说：“饭还天天吃呢，这个就天天找。”我说：“吃饭那是生理需要，哪个人需要这个干扰。”他一下哑口无言了。后来这段非法采访在新闻节目上非法播放，把我说成“顽固分子”。 在单位党支部书记刁云才紧跟形势召开批判会，会上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的瞎说一气，我没听转身走了，后来他找我谈话出言不逊，因我不按他的意思表态，他就说我有病，我说党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可以随便下结论，当年喊“打倒刘少奇”时你喊了没有？他说喊了；后来喊“打倒邓小平”你喊了没有，他说喊了，现在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你说了没有？他说了，我说这是你的思想吗？为什么非得强迫他人的想法和你一样呢？这不是欺负人吗？是侵犯人权。刁云才蛮横的说：“回去写检查，不写别上班。”后来他开除我的党籍，多次刁难我不让我上班，不发工资，并放风说开除我了。大雁矿务局海燕公安分局魏洪贵，无视国法不让我上班，逼迫我签什么“合同”，我说既然是合同，双方同意才行，那有你这样执法的。后来因我上访，半夜非法审问时用警棍对我大打出手，手臂和后背的伤九个月才好，肆意的对我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并把百姓的正常上访给歪曲成“给政府施加压力”，我给他讲道理，他却说：“等法轮功平反，你都八十了。”那意思是即使这件事错了，也要错下去。土匪强盗似的逻辑和形象，败坏国法泯灭着道德和良知。其中有两个警察我还给他们看过病，转眼他们对我象阶级敌人一样，真是不可思议。在中国行政手段胆敢逾越法律侵犯人权，这不是人为的乱法吗？这就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吗？ 我去北京请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车拉到前门派出所下车后，我看到一幕真是不可思议，派出所门口两侧站着两排20岁左右的男女，法轮功学员不分大小，进一个就被他们打一个耳光，他们穿着便装，他们能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怕见光，就看他们的年龄怎么会被××党在短期内训练的这么没人性，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走廊的两侧被迫站满了上访的大法弟子，一个20岁的便衣开始打我身边的一个20岁左右的大法弟子，打人者虽没着装但也看得出是代表的是“政府”，他们心中有鬼才不敢着装，但被打的却很坦然，他挺着头毫不躲闪，在这颠倒黑白的地方，大法弟子的坚毅、隐忍和不屈让我很敬佩；打人者的猖狂也令我震惊，我立刻质问打人者：“你们警察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打人者说：“法律上规定警察问话必须回答。”（我可看过英国皇家警察面对被检查人说的第一句话是：面对检查你有权可以保持沉默）我马上说：“法律上也没规定不回答就可以打人啊，我们上访你们不让这才是破坏法律。”突然上来一个50多岁的穿黑皮夹克的他们的头和三个20岁的便衣一起打我，这个头打我时我把他的拳拦了出去，他又想把我的胳膊拧过去，他没能拧动，因为这时我听到另一位女孩（大法弟子）说：“注意我们的口吻”，我也下意识的想了一下“我是不是有争斗心”。就这么一分心被那恶警一拳打在右眼上，当时感到一团白光，右眼被封住了，大法弟子多么好，在我们受到欺辱时，还没有忘了向内找。 当我们被关进铁笼子时那个上空大法轮放射着光芒，里面大法弟子小腹内的法轮都在加速转。师父在另外的空间里给我灌顶，瞬间我被打封了的右眼便完好如初。感谢师父的呵护，从学大法到现在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也有做不好的时候，但对大法的坚信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曾说过：这么腐败的邪恶“机器”它所反对的肯定是个最正的。我在去天安门前我的思想中对自己说我此生就是为这个来的，弟弟千里迢迢的来拦截我，并告诉我父亲不行了，让我回去。我和弟弟讲清道理，就毅然去了。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在看着我，我做不好也影响他们。在驻京办事处被非法羁押时，我没想什么，一直看着事态的发展，无意中抬头看到半空中几个觉者坐在那里看着下面的人心起伏。天上人间差别太大了，可是正象老师所说的一样：这里最苦也就最好修炼。 我们在驻京办事处34人被非法搜身，并被强抢近1万人民币，事后多次索要不给，参与此事的有内蒙古呼盟公安处的人和内蒙古牙克石公安局的宋立民，并且向法轮功家属勒索钱财，市委书记孙梦林、政法委书记显杰国安大队迟树和指使公安局对我们进行了非法录像和在电视台上的恶毒污蔑，然后连夜的行刑逼供，恫吓和人为的诱供，和他们有关系的亲属，他们就告诉说：“×××已经把事儿都揽过去了，你们把责任往他身上推。”就这样公检法联合起来硬是无中生有的说我是头，非法关押我一年半，检察院的杨成文把他信口雌黄的猜测都当成证据来讲，审判长屈年忠不让律师说话，他们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给我弄了个判3缓3，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我，同时好向他们的上司交代，后来他们通知安徽省安庆市的警察到我弟家非法抓我两次，连那儿的警察都不相信去趟北京就判刑，接我回去的警察气愤的说：“这事儿（法轮功）要平反了，这些人（公安局）都得抓起来。”这说明他很了解他们内部那些肮脏的事儿。因我被关押在内蒙古大雁矿务局海燕公安分局，看守所的胡世荣和一个姓田的看守多次向家属索要钱财，并不怀好意的让家属晚上上他家住去，多次让我的家属晚间去看守所看我，在他的办公室他把我的家属推倒在床上，意欲强奸，因我在里面的屋，听到家属的喊声，我要出去，姓田的看守拽着我不让我出去，后来我出去了看到我的家属站在走廊里，那个坏蛋把办公室门关上不好意思出来，这个坏蛋后来又让我的家属在牙克石请他吃饭，他贼心不改，借醉上我家睡觉，后来回到看守所他的帽子不见了，他又开车回去找，他做贼心虚的说：“那就是证据”。一年半后我出去时，因家属经不起各种邪恶的干扰，早已和她单位的姓姜的流氓鬼混两年了，所以上述的事情她也不好和我实说了，我让她告他们去，她已经没有勇气了。胡世荣向她索要2000元人民币，牙克石公检法的个别人也多次向她索要钱财，因她早已在个人生活上另做打算，所以她没再给那些贪官，2000年1月3日他们把我转押在牙克石看守所，2002年4月27日放我出来时，牙克石看守所在有呼盟公安处早就公布的公检法内部的25项不合理收费的情况下，又向她勒索两千多元钱。 1999年12月6日我的家属和大舅嫂在看守所看我时，大嫂告诉我说：他们在外面找人算卦，那人见到她们就说：“这回我可掉链子了（意思是他看不清），好象和什么“轮子”有关？”这不正和李老师所说的一样吗，修炼的人生是改变的，大法修炼者是一般算卦的算不出来的，但又点给她们了。她在和那些人鬼混的时候出了两次车祸，在家中灯管莫名其妙的爆炸；她先后又多次找几个算卦的，对方直接告诉她说：“你家的×××和佛有缘，你也应该修佛。”另一个告诉她：“你家×××经常回去，就坐在沙发上”（因为她把我家的钥匙给了那个流氓，经常在我家鬼混。）她事后还问我，是这样吗？我说：“是的”，上苍点化她，可她一点也不悟，在我出狱的第2天，她居然陪那流氓一天一宿，她父母袒护她，叫她和我离婚，我也不希望他们因我的事受乱匪的搅扰，2001年8月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在这期间牙克石三办的戴竟岩、三半张主任多次搅扰我，强迫我从外地赶回来填对法轮功看法的表，我填上“法轮大法就是好”后，他们竟无耻的自己又写一份，让其他的法轮功学员看说：“×××已经写了不炼了”，去欺骗人。市政法委谢文忠和办公室主任张青林无视国法窃听个人电话，他们协同三所警察扬国茹多次干扰我打工的单位，使我没有经济收入，我被迫前往我弟弟那里谋生，我前脚走他们就通知安徽抓我（原因是2001年10月上海召开APEC会议）他们事后又瞎编理由。他们非法关押我一个月后，放了我。在2002年4月20日公安局局长曲洪利因新上任，迫害很卖力，他们一直认为我很有号召力，所以就把我又抓起来，参与此次非法绑架的是三所的新上任的姓刘的所长和刘国华、邵波等4人，并非法贪污我300元钱。在我被非法绑架后牙克石610张青林、三办戴竟岩和卫生局徐局长和一医政科长趁火打劫，非法到我朋友的诊所强抢我的医疗器械和我朋友的药品，并威胁我的朋友，说他帮助我的生活，也要抓起来。 2002年9月25日放了我，我到了老家转身去弟弟那休养，没想到恶人第二天就又来了，他们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在合肥押了我半个月，其实都是牙克石公安局搞的鬼，国安的冯会林还无耻的骂我，（其实16大召开他们害怕）给我带到牙克石看守所继续关押，我多次找610张青林谈，他推脱说他说了不算，我因绝食抗议，看守所的副队长李艺龙多次找我碴，一次他骂我我反问他为什么骂人，因为当着很多犯人的面，他恬不知耻还问犯人说：‘我骂了吗？’然后他把我叫到放风场（他经常把人叫到没人的地方打一顿），他在我后面用脚踢我，没踢着，用拳头打我，我给拦出去了，他就象狼一样扑到我的身后摔我，因我光脚穿着拖鞋，放风场地上的石头子把我划倒了，他就使劲的拧我的胳膊，然后对着我的软肋使劲的扎，我的脚趾甲被他掀掉一个，血流了一地，放风时犯人都看见了，他用手铐把我吊在单杠上，犯人看我光着脚，就把拖鞋踢过来给我垫上，他还不干，他在犯人不在的时候，对我的腹部一顿勾拳，反复打我4次，并嚣张的说：“共产党总结了几十年的整人的经验，难道就治不了你？”可见这些邪恶分子已把他们的邪恶本质说的一清二楚了。破坏着国法，摧残着善良。 从上午9点一直吊到下午5点半，他想让我和他妥协，我就不听他的，他气的骂了我一句很难听的话，就走了，我叫值班的严警长叫检察院驻看守所的杨老大，严推脱说他不在，李艺龙听说有些害怕了，让另一个看守高奎续给我放回去，第2天我找狱医要求检查，李听到后百般阻挠并威胁我，因我肋骨被打折，胸痛、呼吸困难，右手桡神经损伤，右指麻木，左脚趾甲被掀掉一个（此事通过狱医姚大夫跟看守所的大队长刘明岗说过，他无动于衷），加上我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我的同学（当地的副市长），我想我不是有求于他，但是我得让他了解真象，给他一个摆放位置的机会。由于我继续绝食，外面的同修也在不断的声援我，全牙克石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此事了，加上病间先后死了两个犯人，他们不得不放我，我出去后方知道管我这事的警察李群口是心非的还等着向我弟弟要钱哪，所以他们迟迟不放我，此人半年后突然死于肝癌。 经过此事让我认识到只要坚定正念，让邪恶曝光，他们就害怕了（恶警李艺龙打我时，当时我没反应过来，他不是在暗处打人吗，我当时应该大喊：‘李艺龙打人了’就好了。）此人一看我要出去了，便把我单独叫出去，威胁我说：“你出去别再和他们联系了，不然你可会再进来，你明白吗？”我说：“我可以不计较个人恩怨，但是我这样出去怎么生活？”他的计谋没得逞。后来他终于隔着门对我说：“过去的事就过去吧，别和我一般见识。”由于他的声音非常小，当时我还没听着，我身后的犯人听见了告诉我的。正义总要战胜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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