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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新修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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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2004年9月27日】我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学员,在邪恶势力迫害大法之初,由于对法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没有马上进京证实大法。后来看到一些同修证实法的经历和伟大壮举,我逐渐的认识到自己身为大法中的一员,在大法与恩师遭受诽谤之时,理所应当站出来证实大法。于是我在2000年2月第一次进京证实大法,同年5月、12月又先后两次进京证实大法,四次被非法拘留,最后一次被非法劳教。在被非法劳教的最后半年里,在邪恶的高压下,我也曾经误入歧途,那一段弯路使我深感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回顾五年来的风雨历程,苦与乐伴我前行。

    记得我第一次散发真象传单,还是我在北京证实大法期间,由于是第一次,感觉很紧张,地理环境又不熟,怕心也时不时往上返,又是白天。我们都是在旧楼群里做,因那里一般的都没有门岗,出入比较方便,加上师父的慈悲呵护,做得还算顺利。有一次,我与一同修坐线车坐了好几站地,下车后找居民楼,走了一程又一程,也没找到,只好顺原路返回,突然在眼前出现一片旧楼群,好似从天而降,我真有点喜出望外。发完真象后,我与同修交流,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助我们做啊!我们只是在做的过程中修去执著。

    在北京做真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刚住两天的新住所被跟踪的恶警包围了。院内大约有三、四栋房子,住着一百多位大法弟子,我住的是最里面的一间。当晚八点多我们正在学师父新发表的《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只听到外面人喊狗叫的,刚来的恶警不多,就听见外面喊:“男同志站一派,女同志站一排。”这时我意识到我们被包围了,当时心里想:“师父啊,我可不能被他们抓走,我还没去天安门呢。”这时恶警已到我们门前,催促我们到院子里去。我拿起自己的东西走在前面,喊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院子里的同修不知谁撞开了被反锁的大铁门,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大约有五十人左右)很快冲出了大院,向大道跑去。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与一同修找到了当地同修家附近的电话亭,由于记不准她家的门牌,只好打电话,而电话又是投币的,当时的五角、一元的硬币还不多,我想起白天买东西时好像找回一枚,翻了翻,果真还在,于是我们很快联系上了同修。事后想到此,体会颇深:我们每走一步,师父都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到同修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我们切磋了一会。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我俩带着同修为我们准备的条幅上路了。因条幅较大,而且是竖的,所以我俩选择在立交桥上挂出去。在路上我们也发现了在桥下蹲坑的警察,离开他们一段距离后,我俩把这条五、六米长的大条幅挂到了一座立交桥上。在桥下望去,红底黄字的条幅特别耀眼、庄重。临下桥时,一辆出租车开到桥头,因为当时有怕心,没敢坐,结果在黑色的夜里穿越小胡同左拐右拐足足走了大约二里地,上了大道,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火车站对面的邮局门前,一直坐到天亮,找个地方吃了点饭,我俩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这时广场上人还不多,只有几个便衣。转了两圈,后来看到有大法弟子打横幅,我俩就像横幅跑去,高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之后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因不报姓名,被带到后院,那里站了好多好多的大法弟子,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时,被我们当地公安局警察认了出来。

    离开北京的那天,在我们当地公安局警察押我去火车站的途中,我脑子里始终有一个念头:不能配合他们非法抓捕,但由于没能和其他几位同修进行很好的切磋,结果我们在仓促的一瞬间做出的举动,没能太如愿。只有一位同修走脱,余下的同修受到了恶警不同程度的加重迫害,但我觉得对恶警去京绑架大法弟子一事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很多恶警非常乐于此事,因从中可以勒索大法弟子钱财)。

    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向内找,也不知是那颗心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我这一次被非法拘留二十几天后,又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劳教所的第一次证实法,是在2001年的三十晚上,被新劫持来的大法弟子就有一百多,晚上八点我们被安排在教育室看春节联欢晚会,看了不到一个小时,开始是小范围后来是全体大法弟子一起背诵《论语》。值班女警调来了男警,指使刑事犯死命的往各屋拽我们,我们互相手挽着手簇拥在一起,喊起了“法轮大法好”,当时的场面真是让人感动。警察可吓坏了,回到屋里后,把门紧紧的关上。我们开始炼静功,当班的女警没敢阻拦,在门外看着。一连几天没让我们下楼吃饭,都是刑事犯给送进屋里。这一次证实法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正月初八,去食堂吃饭途中有同修背诵《论语》,到食堂刚刚坐下,就看到第一排前面两恶警正拖拽一同修往“小号”去,后又拽走一同修。我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当我看到恶警又来拽第三个同修时,我急了,当时也没有了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们迫害同修的阴谋得逞,就跑过去拼命往回拽,这时又站出来几个同修,使邪恶的阴谋最终没能得逞。为了抗议对同修的非法迫害,我们在食堂集体绝食,开始背《论语》、《洪吟》,后来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男警、女警大约一百多人全部调来,把我们连拉带拽拖出食堂,有的同修被关进了阴冷的“小号”。

    我因为制止恶警打同修,被恶警一拳打到太阳穴上,揪着头发拖进了“小号”。陆续被关进“小号”的有二十七、八个大法弟子。一连七天,恶警逼迫我们每天站十七、八个小时,一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稀粥,不给被褥,晚上睡觉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有的坐在铁椅子上,四壁是雪白的冰霜。挨饿受冻,并没有动摇我对大法坚定的心,每天坚持背诵自己会背的经文。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没有感觉到苦。

    精神与肉体的摧残都没能达到企图让我们放弃信仰的目地,邪恶也使尽了招,恶警没办法,只好让刑事犯给我们送来了行李,也让正常点睡觉了。但我们仍不忘记正法,我们开始公开炼功,几次被恶警绑、铐到小铁门的栅栏上。小号里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少了,最后剩下我们六个人时,一次因炼功我们被绑、铐在小铁门上,晚上也不放下来,我们就站着睡。我们开始绝食抗争,恶警们软了下来,为了让我们吃饭,把我们从小铁门上放下来,进行哄骗,我们不答应进食,他们就威胁说:“不吃就要插鼻灌食。” 我当时就是坚定一念:我要用生命证实大法。当时这一念真的很纯,没有求任何结果,所以也没感觉饿,只觉得身体很轻。到了第三天早晨,就看见来了一个女警和管我们小号的女警说了些什么,不一会,管我们小号的女警就找个借口把我们放回大队了。这一次正法,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佛法的超常,恩师的洪大慈悲,念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

    还有一次在队里,我和我所在班的同修一起炼功。当看到女警进来时,多数同修都停下来了,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同修还在抱轮。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炼功就是在证实大法,去北京存在走出来走不出来的问题,在劳教所仍然存在能否走出来的问题。我们三人被恶警绑在暖气管子上,蹲不下、站不起。早晨吃饭的时候,恶警把我们放下来了,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完事了,所以也就吃饭了,哪知回来后又接着绑我们,而且让刑事犯看着。午饭我们开始绝食。晚饭的时候,恶警根本就没让我们去食堂,让刑事犯把窝头、汤端到我们面前,劝我们吃,我们没有吃,后来他们也没再绑我们。到了晚上十点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另一同修表现出呕吐的症状先放回队里去了),我想这宿觉就在这睡了。没想到一副队长进来对我俩说:“我给你们一个思考题……明天回答我。”然后就叫我们回队里去睡觉了。当时由于有怕心,还想第二天会如何呢?结果这事到此为止了。后来想起此事,其实正象师父所说,你真的坚如磐石,邪恶拿你没办法。

    到了2002年初,劳教所里先期来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少了,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材料看到的也很少,人心也逐渐的上来了。同修之间的摩擦增多,但都不向内找,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在常人面前毫不遮掩。在学法抄法上也经常出现矛盾,为我为私的心越来越明显,但仍不知修正。渐渐的邪恶找到了我们的漏洞,开始迫害了,这时我们才逐渐醒悟,可是为时已晚。劳教所调男警开始对我们搞集训,欺骗我们说要搞比赛,先统一服装,紧接着就是背诵犯人学的什么守则。稍有不从就关进“小号”,用吊绳、电棍电、做铁椅等酷刑进行迫害。到了九月下旬,劳教所恶警开始了最疯狂的毫无人性的高压迫害,强制洗脑。由于迫害相当残酷,结果几乎是无一人幸免,后来尽管做出一些反迫害的举动,但仍然处于被动。我在劳教要到期时,因答卷时在讯问笔录中证实大法而被两次加期,整整被迫害了两年零四个月。这后半年是我正法路上最黑暗的时期,在邪恶对我精神及肉体的极大摧残下,我对师对法犯罪,是我最大的耻辱,令我不堪回首。解教回来后,我写了严正声明,彻底与旧势力决裂,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我以写信的方式揭露邪恶迫害,告诉人们劳教所里是如何“转化”大法弟子的,都采用了什么卑鄙手段。我还用法律条文讲恶警如何执法犯法,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心态逐渐的调整过来,现在正在紧跟师父正法进程,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让众生快快清醒,这是我目前做的最重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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