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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9月27日】我是河北省定兴县一名大法弟子。自从1996年修炼法轮功以来，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胸开阔，知道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一个好人。1999年7.20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我和一个同修为了说明大法是正的，还大法清白，依法去北京上访。还未到北京天安门，就被便衣恶警抓住，开始了我这一生从未有过的生与死、血与泪的人生之路。
自江××政治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我共被非法关押四次。第一次被抓后，被送回镇政府，遭到恶警李金福、李爱民打嘴巴子、脚后筋，逼迫在烈日下跪砖。打了之后，又非法把我们戴上手铐送定兴县拘留所，非法拘留我们半个月后，我们象球一样又被踢回镇里。因为我们不背弃修炼，不法人员们又把我们拉回镇，非法把我关在了一间小黑屋里，四五个人围着我用橡胶棒打我，并叫来我的儿女、亲戚、朋友对我进行威胁，强迫我在别人写的保证书上签字。 回到家后，政法委书记王凡、原庆经常到家里骚扰，挑起我的家人对法轮功的不满。由于家人受邪恶的威胁，在谎言的欺骗和经济的压力下，不让我炼功，还经常打骂我，弄得我家不成家，使我们整日生活在痛苦的打骂中。 99年9月，镇政府不知听到上级的什么密令，强迫我们到镇里开会，实际就是非法把我们关起来了。我于9月4日再次去北京说明真象，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下，荆洪飞等大队领导怕失去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本，把我推出了村，劫持到镇政府。下车后，大约40多个小伙子围了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打的我的脸都变形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地方了。在我神志不清、夏日炎热的天气呼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强迫我跪砖。 政法委书记王凡气急败坏，继续挑起我的家人对法轮大法的仇恨，当着我的家人的面逼迫我骂我们的师父。我不顺从，就遭到一顿雨点般的嘴巴。 在拘留所里，我被关在潮湿的黑屋子里，由于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压力，整夜不能入睡，有一段时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不法人员们不但不管，还说我装蒜。在同修们正义的呼吁下，他们才拉我去高碑店就医。在去高碑店的路上，王凡阴险的说：“你怎么不自杀，你自杀了我们省了多少麻烦。” 王凡还说是谁指使我喊眼睛看不见的，拘留所吃什么。随后他又讨好的说给我买水果和火烧夹肉，遭到我拒绝。在医院里围观的病人和医生看我被打成那样，觉得很惊讶。王凡做贼心虚的说了一套诽谤法轮大法的话，挑起民众对法轮大法的仇恨。 我们由拘留所被劫持往汉庄洗脑班，在那里我们被整天关在一间黑屋子里，不让吃饱。我们绝食抗议，他们用重金收买当地的地痞、流氓打我们，打得我们腿不能走路，半夜拉出去锁在树上，最后逼迫家人交了3000元钱把我接回家。 每到节假日，镇伙同村大队不是去学员家骚扰，就是把我们关起来，要罚金，还让我们收不了秋，过不了日子，还造谣说我们炼了功不过日子了，挑起家人、亲朋对法轮大法的仇恨。 2000年阴历8月11号，我正在地里摘棉花，镇里伙同村委会，派车在棉花地里把我强行抬上车送往李郁庄洗脑班。在610淫威下，洗脑班主任李平为首的恶警给我们来个下马威，逼迫我们站军姿，以站不好为名用橡胶棒打、电棍电、还威胁说我们这样的，上告也不受理。恶徒们打了很长时间，最后把我和一个女同修锁在树上，把另一个男同修吊在门槛上，晚上没让我们吃饭。我被锁在一张小床上，身子平躺或仰躺，双手抱着床架，用手铐铐上，脚叉开用铁链子锁上。恶徒还扬言是锁狗的链子，不让我们大小便，不让翻身。 洗脑班不法人员每天给我们灌输谎言诽谤大法和师父，强迫做笔记和守则，不配合他们就用橡胶棒打，用电棒电、拖入所谓“反省室”折磨。 “反省室”设有两根铁链把我两个手腕锁上，手叉开，脚不粘地吊起来。然后恶警用橡胶棒在后边打。我被打得皮开肉绽，又被逼迫站军姿、做俯卧撑和各种怪动作。我进行抗议，他们过来就是雨点般的棍棒打在我的头上、身上，把我打晕死过去。又用水管放水冲醒，再用电棍电嘴、牙、用烟烫。 在我不能进食的情况下，恶人以我绝食为名，撬开我的嘴灌药，把我的嘴弄得鲜血直流，晚上十二点强行让我跑步。 这样整整折磨了我两个月，这就是江××迫害法轮功的铁证。最后家人花了两千元钱把我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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