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4年9月21日】我修炼法轮功后，升华了自己人的思想，净化了自己的心灵，因而身体的不良状态也得到了好转，原来有关节痛症、健忘症，随之消失，多年的乙肝阳性也转为正常阴性。感受到同化法后的喜悦，从中找到生命的真谛。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一伙利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進行了全面的迫害，利用媒体造谣，污蔑诽谤法轮功，对李洪志先生進行人身攻击。我们到平时群众炼功场所炼功，被警察强行驱赶，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自由被强权暴政剥夺，在单位上班的在职人员被开除，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害的法轮功群众没有一个使用暴力反抗，而是选择了一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向各级政府上访，申诉我们的真实情况。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先后到了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去上访，当我先后到达市政府和省政府门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法轮功的群众在政府门口等候政府的回答。当天，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不但不给在门口等候多时的学法轮功的群众一个公平、公正的回答，法轮功学员反而遭到了他们的驱赶，被强行逐送到郊外，有的被抓，被打，当天我从郊外自个儿回来。
在无奈之下沉默了将近半年时间，在一九九九年将近年底那段时间，听说到北京上访的群众被抓、被打，被非法关押，强权、暴政还在变本加厉的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我沉默不住了，决定到北京上访去，买好车票在火车站准备上火车时，被当地的警察截住，强行拉到派出所，叫家人接了我回去，一同去的学员，有的被强行拉回送進看守所关了十五天。
家人从派出所接我回来之后，为我的安全担心，面对家人的涟涟泪水，我忍痛走了，只身一人绕道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听说信访局没人接待信访，就这样，我只好来到了天安门，这也是一个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好机会。我来到天安门安全检查处，被搜身之后，一位女工作人员把我拉到一边问我说，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看她态度比较和气，我和善的对她笑了笑，可能她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有了经验，跟随说：“是，是，你是学法轮功的。”就叫我去一间办公室，说是登记一下，我对他们抱着希望，当时我想那也是我向他们申诉、讲清真象的好机会，我就跟她去到那间办公室，然后换了一位穿制服的公安人员来问话，他也是首先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跟他声明：“听说前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你们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如果回答是，你们就把他（她）们遣送回当地派出所或关押起来，我不希望在我身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我的人权自由，否则我拒绝谈话。”他当时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想不管他什么身份，都是我向政府申诉和讲清真象的一个渠道，我就坦然的跟他说了。后来，我被送進天安门附近的一间派出所关了一天，晚上我和一些广东学员被送到广东驻北京办事处，在地下室里关了几天，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又来接我到当地派出所，然后强行把我关進看守所，当送進看守所的时候，她们把我的行李扔了一地，我去收拾我的行李和衣服，这次在看守所被关了十五天。
在二零零零年的五月份，我写了一封七页纸的信带去北京，希望找到中国高级领导人谈话，我抱着这个愿望去了。（现在我知道那个邪恶头子造下的罪太大了，永远也还不尽了）到了北京要找高级领导人谈话。我知道又是走投无路，只好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开我制作的横幅告诉人们那些强权暴政剥夺了我们任何说话的权利，他们抢走了我打开的横幅，把我推上了警车，关進了天安门附近的一间派出所，在派出所我把那封七页纸的信交给了警察看。当天晚上他们把我送到广东驻北京办事处地下室关押，当时我不配合他们违反人道的行为，要求他们放人，我自己回家去，一位警察拿着一张表格说让我填表去上访，其实他是骗我出去坐车，然后几条大汉强行把我拉進车，两个警察把我押送到机场，又押送回当地派出所，一路上我在给那两个押送我的警察讲法轮大法的实际情况，其中一个警察说，我讲的他相信，他说可是如果父母亲病了怎么安心去上访，那位押送我的警察从派出所走了，那次我被送進看守所关了十五天，在那十五天时间里，我绝食抗议，叫他们停止迫害，他们就把我的手和脚铐在埋在地下的铁链上无法躺下睡觉。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早上，我来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平时炼功的场地，那天来了很多警察，我还没炼功，警察就把我强行拉到车上，关進天河南派出所又转到车陂派出所，我看到他们都是利用手段迫害我们，我不配合他们，我不说名字。有一个警察告诉我说四十八小时之后，仍然不知道我的身份就得把我放出去。在那两天里，他们使用许多手段引诱我，逼我说出了我的身份，然后把我送進了天河看守所，没有任何字条，口头说要关我十五天。
在看守所里，我不配合他们的行为，我绝食，要求释放无罪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乱给我定罪，他们把他们预先写好的要我签名，要我认罪，我不签，其中一恶警就打我的头，推我，把我在看守所关了五十多天后宣布判我三年劳教，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法律，把我关進了劳教所，当时劳教所已经有了被先关進来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给我们超强度的劳动，早上六点起来干活，时常干到凌晨两点，我们要求炼功，他们就把我们的两手用手铐铐在床上，两脚用绳子绑在床上，痛苦难忍，大小便不给下床。
所长给我们读所谓的上面的文件，恐吓我们，说我们如果继续坚持，就要把我们送到荒无人烟的大西北去，后来搞什么所为的转化，把我的思想都搞乱了，一念之差写了所谓的“转化书”等，我哭泣了几天，我要管教拿回那些不合乎法的言论的材料给我撕掉，她们不肯给我，我只好写出声明：我的一切不符合法的言论、材料作废，重新走入正法中来。我绝食抗议，叫他们停止迫害，她们就把我仰面朝天的绑在床上，疼痛难忍。
在他们搞什么所谓的转化后，有人来参观劳教所，平时劳教所给我们很重的劳动量，当一有人進来参观时，管教就叫我们把劳动工具和生产材料收藏起来，呆坐在那里，我不听她们的作假，有人来参观时，我跟平时一样干活，急得那位管教直往外走。她们一直安排犯人看管我们，不给我们炼功，不准看师父的经文，否则就给她们加刑，不过有些了解我们的犯人在暗中帮助我们。
在迫害之前，我因为学法轮功，精神饱满，生活过得很充实，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可是因为迫害，我失去了以往的欢乐，安宁的日子，因为迫害，在劳教所里我开始不能正常進食，不能劳动，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精神上受到很大摧残，他们以为我疯了，就给我办所外就医。
回到家妈妈看到我皮包骨头，進劳教所之前那个精神饱满，活泼可爱的我变成了呆呆痴痴的样子，不能正常進食，不能正常劳动，也不能正常生活，思维都被搞乱了，妈妈心痛极了，爸爸以为我疯了，把我弄到精神病院去，可是爸爸哪知道，精神病院的打针和药物只会加速我精神的摧残，爸爸曾把我送到几个精神病院。在紫金古竹镇那个精神病院，那里的医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骗進大院式的病房，关住门把我绑在床上就给我打针，弄得我痛苦不堪，眼睛看不见，有的精神病院的医生强硬灌我吃药，不张开嘴就把我的牙齿敲掉，吃了他们的药，使我浑身发抖，头昏目眩，站立不稳，眼睛也看不见，我几次在医院的冲凉房倒下地，浑身抽缩。
在紫金古竹镇那个精神病院，我不肯吃药，医生就把我抓去给我的脸、头过电，那种痛苦会使人的精神崩溃，那时刚关在医院里面，有一个老医生来给我把脉，那个老医生当即就说：“你得的不是病”在医院里我要求医生放我出去，院长明知我没病就是不放，有一个所谓的教授，他跟我说只要我说假话，比如：说法轮功不好，或骂李洪志老师，他就放我出去。还时不时的给我打针。
那时是夏天，傍晚六、七点钟，医生就叫我要睡觉，那么早我睡不了，医生就强迫我说，如果我不睡就给我打针。在广州芳村精神病院里受到的摧残更大，那时已把我弄得无法正常生活，医院给我作了全面检查，可是没有任何病，检查的一切结果正常，我要求回家，医院就是不肯放人，一位主任跟我说，只要我写了不炼法轮功，就放我出去，我已经被摧残成那样，也炼不了法轮功，我爸爸看我在医院里没有任何好转，把我接了回去。由于受到过以往那些迫害，在今年的大约三月份，那种不能正常说话，不能正常生活，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又出现了。
我决定从广州回老家，身上背着行李和一些大法书，一些法轮功真象资料。在车站过境检查时，有个保安模样的人把我袋子里的大法书和一些真象资料翻了出来，叫来警察强硬把我抬進警车。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就是怕人知道真象，一发现真象资料就要抓人。在派出所里我被折腾了一天，他们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告诉他们，我知道法轮功好，可是因受到迫害，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炼不了，我很痛苦，当天晚上，他们叫到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便衣警察和居委会的人把我接走，我要求回家，他们答应我说让我回家，可是他们是骗我的，其实是把我送到槎头那间所谓的法制学校（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他们把我背袋里的大法书和法轮功真象资料，还有我身上带的一个手机电话号码本抢去了，他们把我抬進所谓的法制学校，把我关在房间里，设保安二十四小时看住我，不准我出房门，有一次还叫一位男保安来看住我，那是晚上，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每天二十四小时房间里也只关有我一个人），我指责他们的不人道行为，才换了一个女保安来，我对他们指出，那个不是什么法制学校，是折磨人的地方，要求放我出去，他们不肯，我自己去开门，她们就用脚踢我，用手戳我的胸，打我的头，用笔画我的鼻子和脸，有时把我绑在椅子上。她们不给我自己冲凉，在冲凉的时候，她们几个人围着我拉拉扯扯，还没脱衣服，拿起花洒就往我头上淋，通常弄得我神志不清。
我把我被关在里面的情况写信给我姐，她们不肯给我寄。因为精神上受到迫害，有时我要写东西会写不了。在那里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她们把我弄得神志不清，通知我家人来接我，我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天来接我的有我哥哥，居委会的人和一位警察也在场，他们又开车把我往芳村医院方向送去，来到芳村精神病医院门口，我哥哥坚决不同意他们把我送進精神病医院，他说他知道他们就是想在那里对我進一步迫害，我哥哥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妈也反对他们的不人道行为，我跟妈妈通电话时只说了一句：“妈妈我就想回家。”其它什么也不会说了。哥哥看他们总想把我送去精神病院，我哥哥就说，你们自己负责，（其实造成我这么大的伤害，谁又能负责得起呢？）我走了。后来他们才肯让我回去。
我知道精神病院对我来说是多么黑暗的地方，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我爸把我从我哥处接回家半个月后，他们又指使家乡的警察找我的亲戚打听我的情况，还扬言说，如果我清醒了，就要把我拉回去判二十多年劳改，搞得人心惶惶，使我家人不得安宁。有一次来了五个警察说来我家了解我的情况，我妈妈跟他们说：“她（指我）公心直道，只做好人，不做坏事，她现在也没有好转，连工作能力都没有（是它们迫害成这样的）。”
现在我家人在为我的安全担心，我也生怕被抓，不能安心工作，因为被迫害，也还没有恢复我正常的工作能力。以前我是家庭的栋梁，能为家庭的经济分担，还时常帮助其他有困难的兄弟姐妹，自从我被关進劳教所以后，我被迫害失去正常工作能力，有时甚至正常的生活起居都无法得到保障，不知情的人却说，我学了法轮功才变成这样子，有时连家人都不理解，都在责怪我，以为我不爱家，无心工作，法轮功也是教大法弟子炼好功，学好法，归国顾好家，兢兢业业工作，处处做个好人。其实我很想安安心心工作，踏踏实实生活，现在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失去了，是谁造成的，谁能为我负责，是迫害我的人造成的，你们能为我这个生命负责得起吗？
我把这些真象写出来，就是揭露他们的不人道的行为，希望人们抵制他们的恶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