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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8月17日】我是湖南祁东县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2月28日幸得大法的。在没学大法之前，我身上有许多病：风湿性心脏病、胃病、肩周炎、喉结核、肺结核、骨质增生、尿道炎等，经常打针吃药，是一个“药罐子”。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以后，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幸福。就在我庆幸自己喜得大法的时候，1999年4月，邪恶之徒已经对法轮大法发难了，当地派出所把我的大法书给抢走了，不准我们集体炼功。我真是想不通，但我坚信师父，懂得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做世界上最好的人没错。于是我决定去北京上访，我要去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一、在北京上访遭受的迫害 1999年7月，我踏上了第一次去北京上访的征程。那是7月初的一天，我到北京刚一下车，警察就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告诉他们说我是炼法轮大法的。于是恶警就将我非法抓去，拳打脚踢一顿后，拽上车子开到了北京610办公室。大法弟子所携带的东西全部被搜去，特别是现金，少则几十元，多则几千元，全被掠走，分文不留。我在心里说：我身上的钱不能落邪恶手中，我的钱要用到大法上。我这样想了以后，身上带的600元现金一分也没被拿走。那时我不懂得动这个念的作用，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呵护我。后来我被祁东610的贺峥嵘一伙从北京接回，被非法关押在祁东。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邪恶之徒逼我老公打我，让我写了不炼功的保证才放我出来的。这次我在祁东被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出来后我为写保证的事痛悔不已，后在明慧网上发了“保证”作废的声明。 第二次去北京上访是2000年11月的，那天下着大雪，我乘火车到了北京，第二天到广场打横幅，却不料被恶徒抓住，对我拳打脚踢。我只顾打横幅，喊口号，并没有感觉到伤痛。三个警察把我劫持到北京办事处，在里面我也打起横幅、喊口号。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什么派出所我记不清了，在那里他们问是什么地方的，哪来的 ，叫什么名，我不答理他们，只是用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确实好。问了三个多钟头没问出什么，恶警又急又气，后来就不问了。两天后我们被转到大兴县看守所。到大兴县看守所的第三天有个警察问我话，我同样只讲法轮功的好处，讲师父教我们如何做好人，讲什么是真、善、忍，他问不出什么，也就没问了。 有些大法弟子一进去就绝食，抗议610不法人员对我们的非法关押。我在第四天也开始绝食。绝食后邪恶给我们查身体，并强行给我们打吊针。医生给我查身体时问我为什么要学法，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我告诉他我学法前患有风湿病、肺结核、喉结核等疾病，学法后这些病都不翼而飞了等等。医生也似乎感觉到了大法的神奇。在里面我天天吐，又很瘦，他们就把我转了一个房间。这里又吵又闹又放电视，炼功难以入静，我心想：师父啊，这里不净，我无法炼功学法，我要出去。我动了这一念后，第二天我及另外几名大法弟子真被放了。 出来后我们不知往哪方向走才能到广场。身上又没有一分钱，只好手提一壶水边走边问，一边乞讨一路讲真象。后在半路上碰到三个好心的开车人，他们怕我们人生地不熟迷失方向，就用他的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火车站，并帮我们买了车票，把我们送进候车室后才走。我进了站刚要上车时发现车票丢了，只好沿铁路向下走。这时天已黑了，我问了往广场走的方向，一边走一边休息，就这样走了一夜，到了广场。这一天走得我脚打了血泡，走不动了，我想应该去打坐。 走到天安门门洞正有三个人在打坐，有很多外国朋友从这里经过，我也毫不犹豫的就地打起坐来。一会儿一个警察过来踢我，叫我起来，叫了三次。我才起来后告诉他，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连说好，把我们放了，并叫我们走，我和那三个一同打坐的走了。那三人又是背大法的书又是讲法理，我还以为他们学法学得好，其实不然，原来他们不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帮凶。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把我骗到北京车站并骗取了我的姓名和家庭住址，随后我就莫名其妙地被送进了车站新建的派出所。 那里又臭又黑，人被关在里面难受极了。在车站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后，不法人员把我送到了北京610，在北京610关了三天，他们通知祁东县政保股贺峥嵘前来北京接人。贺峥嵘见面便破口大骂，然后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对我拳打脚踢，并说：“你让我找得好苦，今天来收拾你，看你往哪里跑。” 二、祁东县不法人员对我的迫害 那时我已半月没有吃东西了，上车后我就打坐，邪恶之徒贺峥嵘一看见又破口大骂。车到祁东政保股时已是晚上12点多钟了。他们连夜查问我们，开始询问我的警察并没有打我。贺峥嵘、李伟进来见到我没有被打就气急败坏地抓起一根拖把棒向我头上打，把木棒打成了两截，两人轮换打，没头没脑地打，打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脚被打得不能走路。同我一起被毒打的还有江美英、邓才华。他们这边打了打那边，把我们三人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后才把我们抬上车送到了拘留所，我们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 在非法关押期间，李伟、贺峥嵘经常来拷打查问我们、追问是谁带头去北京的，他们除了诱、骗、哄、诈外还严刑逼供，我和邓洪华、陈秀英等经常挨打挨骂。恶警周道生也是坏透了，他不准我们炼功学法，一看见我们打坐就用扫把沾上大小便往我们脸上涂，然后又把我们从床上拖到地上，但我们始终保持着打坐的姿势。还有恶警周佑忠，他看见我们炼功就开门进来泼冷水。有一次正是下雪天，他把一盆冰凉的冷水倒在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和我的被上。他们还特意每人买了根三指宽、三尺长的竹片，经常用来敲打大法弟子的膝盖骨、脚踝骨等。后来恶徒李伟逼我丈夫（未修炼者）写了不炼功的保证才放我回家。 2001年的一天蒋家桥派出所说找我有点事，我一去他们就不准我回家，非法关了我一夜，第二天，又把我送到祁东县拘留所，我的房东知道后愤愤不平，找到有关人与他们论理，说他们乱抓人并告诉他们，等她老公回来要找他们算帐的。第三天，他们把我放回了家。 同年6月，蒋家桥派出所的恶警又无故把我抓去，关了一个月才把我放回家。同年12月24日晚上1点多钟，蒋家桥派出所的恶警破门而入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关了一夜，第二天送到了祁东县拘留所。在拘留所里同时有十多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为了抵制邪恶的迫害，我们又开始绝食了。邪恶之徒要我们吃饭，不吃就灌浓盐水，手段十分残忍。有一次给谭金云和另外一位老太太被灌盐水时，几个人把她们按倒在地，用筷子硬棒撬她们的嘴，撬得她们满口是血，连牙齿都被打掉。恶警们除了毒打大法弟子外，还在拘留所里写污辱大法的标语，我们去擦，恶警就打人，有一次他们把一位周姓老太太打昏在地一个多钟头才醒。尽管恶警们手段毒辣残忍，但我们一点也不怕，还是坚持绝食。后来省、地来了些干部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吃东西，我们向他们揭露了祁东看守所610恶警的恶行后，并提出不准打人，不准搜书，不准随意关押，放我们回家，我们才吃饭。就这样我们前后绝食了一个多月，我及其他一些大法弟子被释放了。 2002年12月24日晚上12点钟，610的邪恶之徒又把我从床上绑架至蒋家桥派出所关了一夜，第二天又把我送往祁东县拘留所关押。在拘留所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200多天后他们才将我放回家。其间被敲诈现金共3000多元。其后不久蒋家桥派出所又再次非法关押了我一个月期间，恶人叫我帮他们洗衣、扫地等，对我们百般奴役。 2004年3月27日，祁东县步云桥镇、蒋家桥镇、城连圩乡的7名法轮功学员，租我儿子（面的司机，未修炼者）的面的前往邵阳县宁家坪乡发资料、贴标语、挂横幅。晚上9点到10点间，正张贴标语时，被当地不明真象的人发现举报到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出动十多人将其中的3名大法弟子及我儿子抓去派出所（有三名弟子当场正念走脱，另有一名到派出所后正念走脱）。当天夜晚，当地派出所将他们四人全部送到邵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我儿子的车子也被送到邵阳县公安局。第二天我丈夫闻讯赶到邵阳时已是下午1点多钟，到看守所等到下午3点多钟才见到我儿子。我儿子在邵阳看守所里，被牢头逼迫去倒马桶扫厕所等。在几天内同修们绝食抗议，要求他们放人。几天后邵阳县公安局将此事汇报到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打电话到祁东县政法委、公安局，要祁东县公安局到邵阳接人。 4月3日，祁东县公安局将同修及我的儿子4人拉回祁东县公安局，当时已是夜晚12点多钟，公安干警进了一家店子吃晚饭，把同修及我儿子、丈夫抛在一边。到公安局后，公安干警叫我丈夫回家了，然后把他（她）们审问到凌晨3点多钟才送进看守所。第二天，他们4人在看守所里遭到恶人的严刑拷打，恶警还唆使牢头强迫我儿子洗冷水澡，叫我儿子干重活脏活，做不好就叫犯人用拳头打我儿子的背后、胸前等，还要我家交1500元钱去看守所，不交就叫犯人打我儿子。我们家人（不修炼）为我儿子少受迫害，方方面面共花费了上万元（其中包括取保费5千元），4月23日上午12点40多分钟儿子被放出来，但车子未给，邪恶之徒贺峥嵘一直将车占为己有，开着车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唯恐有谁不知。 =====
湖南祁东县政保大队队长贺峥嵘，手机：13707475839
恶警邹爱明，手机135747178
看守所指导员刘奇，手机137478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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