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4年7月2日】我今年40岁，是佳木斯市纺织印染厂的职工。1998年7月，我本着祛病健身的目地走進了法轮功修炼的行列。经过学法炼功，身上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身体得到了健康，道德品质得到了提高，知道了重德做好人的道理。当我正沉浸在修炼高德大法的幸福之时，99年7月江××出于妒嫉之心，滥用手中的权力，用欺世的谎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对法轮功学员進行残酷的迫害。为了说明真象，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行7人，于2000年10月5日去北京上访，在火车上，乘警以查票为由强迫我骂师父、骂大法，并强行让我们在山海关下车，交给当地警察。10月11日，被单位610接回，交给佳市永红分局，把我们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看守所恶警对我强行灌食迫害，用手指粗的胶管从嘴里插到胃里，灌的玉米面粥，还加上了很多盐，被灌后胃涨得非常难受，还给我戴上了60斤的脚镣。12月22日，永红分局勒索了家人2000元钱，看守所勒索了800元，才放我回家（交钱后没给任何收据）。回来后单位罚款1380元，说是在山海关接我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在以后的日子里，单位610人员经常到我家骚扰，尤其是敏感日期，更是没有安宁。
2001年10月8日，我和三位大法弟子，其中一名是6岁的小弟子，我们四人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的横幅，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一个便衣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衣领，往警车方向拽，这时又来了两个便衣，把同来的三个大法弟子拽到了警车前，把我们推入警车。一个便衣对一个同修大打出手，我喊：“不许打人！”便衣冲我瞪起了眼睛，做出要打我的架势。警车开到了天安门派出所，一名女警强行扒光我们的衣服非法搜身，问我们姓名住址，我们不说，就把我们关入了铁笼子。笼子里有两名南方同修，晚上六点左右，我们几人被拉到了北京顺义看守所，把我们分配到下面的派出所审讯，我被分配到马坡派出所审讯，我不说，他们就让我做开飞机的体罚，两手平行向上伸直，两腿半蹲。我坚持不说，恶警就把我的双手后背铐起来，同时用两根电棍电我。
一恶警边电边说：“你不说，我们就得下岗，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我挣扎著，他们把我按倒在地，一恶警坐在椅子上压着，一领导模样的恶警坐在一旁指挥，另五名恶警用两根电棍残酷折磨我。我说：“我跟你们无怨无仇，我只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你们怎么忍心对我下手，你们就没有兄弟姐妹吗？你们七八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一个恶警抢着说：“你还弱呀，你比刘胡兰都坚强！”我咬着嘴唇一声不吭的坚持着。这时坐阵的恶警说：“快把她的嘴扒开！”他们把我的袜子脱下来塞到了我的嘴里，我直恶心，他们就不再塞了，直接电我的脚心，把电棍塞到衣服里电身体的敏感部位。
这时差不多午夜了，他们吃完饭分成两班，一班休息，一班继续迫害。这时一根电棍反电到恶警自己并充不上电，就用另一根电棍迫害我，直到电棍没电去充电。
一个小头目模样的恶警上来气急败坏的逼我脱下外衣外裤，只穿内衣裤，把我的双手拉开铐在长条靠背椅上，我的双手已经肿得象馒头，两个恶警把我抬到外面，把自来水浇到我的身上。北京10月中旬的凌晨也增加了几分寒冷，两个恶警穿着军大衣，坐在车里看着我。我仰望星空，看着天上的星和月，想了很多。小头目恶警又命令把我抬到屋里，脱下自己的皮鞋，狠命的打在我的身上，打了几下，他怕把鞋打坏，就抓起苍蝇拍抽我，苍蝇拍打折了又拿起扫床的竹刷子打我，竹刷子打折了，就拽出我裤子上皮腰带，狠命的抽我的双腿，现在腿上还落下两块疤痕。
小头目见我还不说，又打了我两个耳光。一恶警制止他说别落下痕迹，我明白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怕曝光。小头目命令两个恶警又一次把我抬出去浇上凉水，这时我已经遍体鳞伤。伤口沾上水疼痛难忍，冷风吹在身上，冻得我浑身抖个不停。
大概一个多小时，天渐渐的亮了，他们把我抬進屋，小头目让我穿上外衣裤，我还是抖个不停。早上7点左右，另一个恶警过来，拿电棍电我的脸和脖子，我已经是披头散发，疲惫不堪。
早8点换上了一群生面孔的警察，一个40岁左右的警察和我唠家常，我不吱声。又来了一个老警察伪善的问这问那，我不回答，他让我把头发梳理一下，把袜子穿上，他说这一收拾还挺漂亮的。后来我跟他们讲真象，讲昨天晚上恶警对我的恶行，唠着唠着他不时的插口一句：“你家住哪里呀？你叫什么名字？”，我不上他的当。
午饭后，他的假善也伪装不下去了，又不好对我下手，就叫来一女警对她示意一下，女警领会了，出去做准备，这时他们彻底的撕下了伪善的面具，让我站着，我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状态，我坐下了，他们凶相毕露说：“谁让你坐下了，站起来！”我说肚子痛，一会我的肚子痛得已经坐不住了，在地上打滚痛。女警看到这种情况就走了，再也没来。恶警们也慌了，他们把我送到私人医院，我已经痛得直不起腰，两个恶警把我架到床上，跟医生说明情况，他们逼问我姓名，并威胁说不说姓名不给你看病。大概一个小时后，我的症状有所缓解，他们又把我拉回马坡派出所，我被一天一夜的迫害得疲惫不堪，说了姓名地址。
晚上6点左右，我被送到了顺义看守所。狱医检查后小声说：“你们怎么把她打成这样？”我和同去的同修绝食抗议，第二天，同监室的同修看我被打得浑身是伤，就报告了干警，他们怕承担责任，并让昨天给我检查身体的狱医给我写了一份身体检查报告，最后他说：“我写上你出现任何危险，我们不承担责任，因为不是我们打的你。”我说：“不行！既然看守所能收下我，我出现一切问题，你们必须负责，要不你们就别留我！”他听我这么说，就没写。在我绝食第四天，他们把我和一个同去的同修，戴上手铐和脚镣拉到医院，我头晕，走路都得扶墙。他们强行给我输液，强行给同修灌食。
10月17日，单位610来接我，我对他们说：“我已经7天没吃饭了，他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走路都很吃力，如果你们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就接我回去，否则就别接我，我是为你们好。”他听后愣了一会，他们商量了一下，把我同去的一行四人带到了佳木斯市驻京办事处。10月19日下午回到佳木斯市送到永红分局，给我做笔录，我当时头晕、喘不上来气，已经坐不住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佳纺610主任和厂公安处等6人架着我，把我送到看守所，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又把我拉到了永红分局，他们商量了20多分钟，把我送回了家，他们的意思让我回家缓解两天再来抓我（当时他们就判了我两年劳教）。
我已经识破他们的诡计，就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单位拖欠我三个月的工资，在工资里扣了我1000元钱，说是接我回来的费用。我同去的同修被送到看守所也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送回了家。
2001年12月9日晚，我和两名同修去依兰县演武基乡百兴村发真象资料被邪恶村民抓住，乡派出所把我们送到依兰县第一看守所。我们三人绝食17天，依兰610不法人员想勒索每人家属1000元。家属不配合邪恶，说他们没有犯法，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真象，不要迫害好人，是为你们好，你们却非法关押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吃饭，你们却不放人，出现一切后果你们负责！在12月5日伊兰县一个大法弟子绝食被迫害致死。他们心虚，最后每人交了200元，12月26日放我们回家。而看守所对我们非法搜身时，搜去现金500元和手表以及乡派出所没收的手机等都没要回来。
2002年4月份，佳木斯市近百名大法弟子被抓。2002年6月17日，我正在租的房子里看书，就听有几个人开门，并用螺丝刀撬门，我开始收拾资料和书，这时，门被撬开了，永红分局恶警郭维山手持手枪破门而入，把手枪对准我说：“不许动！法轮功份子”。紧接着原永红分局副局长刘立波和两名恶警也冲了進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绑架到永红分局，抢走了很多大法书籍和资料。郭维山抢走了我的手机、呼机、100元现金和其它物品，至今没要回来。在下午四点多钟，恶警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看到和我同租房的同修，他在我们房子的楼下被绑架。恶警们认为他是负责人，就着重去审讯他了。恶警把我带到最里面的屋子，要给我做笔录。我开始头晕，两只手和胳膊抽得梆硬，躺在了地上。这些恶警根本不管我的死活，视生命如草芥。就这样在半夜11点多硬拖着把我送入了佳木斯看守所。
我又开始了8天的绝食，由于身体虚弱，每天坐排时达不到要求，经常遭到犯人的辱骂。
7月4日，我被劫持到了佳木斯劳教所。因坚持修炼大法，被分到了集训队，每天早晨6点被迫在操场集合、走操。我们队年龄大的较多，有时走不齐，恶警就骂我们，还骂师父骂大法。为了制止邪恶骂人，7月8日，集训队全体大法弟子50多名，集体拒绝走操。无论恶警怎么喊口令，都在原地不动。8.30分，原女大队大队长何强召集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9点钟大队长何强领着一群恶警气势汹汹的朝我们奔来，对大法弟子大打出手，把年龄大的，拽到了二楼寝室，有的被毒打后回了寝室，最后剩下我们四个坚决不走操的，被铐在二楼西侧最里面的屋里。白天坐在地上背铐在床架上，晚上换个姿势坐在地上正铐在床架上。
我们绝食抗议这不法行为。狱警们怕迫害恶行曝光，将门上的玻璃用纸糊上。7月份天气闷热，恶警不让开窗，憋得我们上不来气。晚上不关灯，蚊子、小咬叮在脸上、手上，我们又动不了，十分难受。直到第六天，我和一同修犯了心脏病，生命垂危，医生来了之后，才给我们打开铐子。此后，恶警的骂人行为收敛了很多。
2002年10月23日，劳教所女大队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实行高压迫害、强制洗脑。大法弟子被强迫坐小凳（就是漆包线轱辘，凳面上有楞、有螺丝帽），从早6点坐到晚上11点。除吃饭外，双手放在腿上，双腿分开并垂直不准动。有的同修屁股都坐烂了。在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里坐70-80人。晚上劳教所不停的播放污蔑大法的光碟。恶警一天叫出去几个大法弟子强制酷刑洗脑。11月1日，恶警高杰把我叫出去，和恶警林伟给我上“大背铐”酷刑，用一副手铐把两只手铐在一起，一只手从肩上往下拽，一只手从背后往下吊，坐在地上铐在床边，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无法承受，就这样铐了我两个多小时。11月8日我写了声明，声明在酷刑下逼写的决裂书作废，交给了恶警洪伟。洪伟大发雷霆，叫恶警王桂丽拿来手铐，又一次给我上“大背铐”的酷刑，一个多小时就把声明撕毁，问我还写不写了。2003年2月，劳教所又强迫大法弟子写“五书”。2月25日，恶警洪伟把我从车间叫出来，让我写“五书”。我不写，他们就再次给我上“大背铐”酷刑，洪还用脚踢我铐着的手，疼得我死去活来，痛苦无以言表。
2003年3月7日，恶警洪伟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又被恶警张艳和犯人王杰上“大背铐”酷刑，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我心碎了般的痛苦，几乎晕了过去。
劳教所给我们吃的是黑麦皮玉米面发糕，喝的是盐水萝卜汤，法轮功学员看上去大多营养不良，浑身无力，还被劳教所强迫我们做超体力劳动。完不成定额，恶警就骂，还要强迫加班加点。这就是佳木斯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的“教育转化、春风化雨”。
2003年9月23日，我被解教回家。我单位已经破产，市政府工作组正在做处理，在我被劳教期间，单位以旷工名义开除了我的厂籍，我去掉怕心和执著心，到处找有关部门领导讲真象，在12月末，单位给我恢复了厂籍，每月给我发生活费120元。
这就是99年720以后我遭到的迫害经历。这一切都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乌云遮不住日，纸里包不住火，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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