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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10月20日】我叫周秀菊，是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姚戈庄镇大法弟子，今年39岁，我们全家都修炼，都受益很大。我以前患严重的顽固性头痛病、腰痛、胃痛等。头痛病折磨的使我整年没有好的时候，不敢见太阳，整天皱着眉头，头沉的使我睡不着觉，躺下时头顶在墙上，中药、西药成年不断，多次做脑电图也没查出病来。病痛的折磨，使我感到生不如死。 我的女儿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在不到一岁生日那年她病了，吃药打针也不好，最后去市医院检查是患了肺炎，在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也没除根。从那时开始，每当感冒就发烧、咳嗽、气管不好，咳嗽严重，她整个身体弯曲成一团，天长地久，药吃不進去，吃就呕，因打针太多，小屁股上也没地方打针了，都成了一个个的小硬块，最后只好挂吊针。而且每年数不清她得病多少次，也数不清我娘俩得花去多少医药费。
1998年，我丈夫从朋友那里得知大法。从那以后，我们全家人坚持炼功、学法。刚得法不久，我和女儿明显感到师父为我们清理身体、消业。从此以后，我全家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就这样我们全家人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们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遇到问题找自己的缺点，凡事替别人着想，不断的用“真、善、忍”的标准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法轮大法的美好，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谢。 1999年7月江××出于个人的妒嫉，丧心病狂的发动了在全国对法轮大法的镇压，在全国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大法及创始人進行诽谤及编造谎言污辱。在我们地区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不同程度的骚扰、抄家、罚款。仅姚戈庄镇就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罚款，多达1万元，少的也有3、4千元。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不让学，难道我们做一个好人错了吗？我们有自己的信仰错了吗？1999年7月19日我和丈夫分别到济南省政府和高密市政府上访。 2000年7月11日我丈夫和几位同修一起去北京信访局上访。刚到门口就被便衣围上来，上访信被抢走了，他们把我丈夫带到一房间里，后来高密610去了5-6个人（其中一人是李勇），他们想给我丈夫戴铐子，我丈夫不配合，恶警施用暴力将他打倒在地，一恶警用脚猛踩我丈夫的太阳穴（留下的伤痕放回来以后还很明显）。当时北京气温高达摄氏40度，他们把我丈夫铐在车座底下，不能坐也不能站，也不给水喝，拉回来直接送到高密看守所。因他绝食、绝水不配合邪恶，7天以后，看守所向村里勒索（现金数目不详），才通知村书记担保才领回来。第二天镇派出所所长王国华（现已调离），又指使恶警将我丈夫带走，当时他身体极度虚弱，回来一点饭没吃又被关在了镇党委。 2000年7月19日，我与其他同修一起去北京依法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果在车站被截住。在车站，镇派出所副所长薛重健（现已调离）对我大打出手，截回之后他们把我丈夫和我们关在一起2天2夜，有的铐在桌子腿上、橱子腿上。送我们俩回家时，用一个铐子铐上，到离家很远就停了警车，不给我们开铐子，想当众污辱我们。他们撬开我家门，并派了党委高孟新、派出所小郭（事后已辞职）和贪图小利的村民杨××，在我家看了我们9天（每天三顿生活费由村里承担），不让我们俩出门，并且还派学校老师看着我女儿。就这样在我们自己家里限制我们的自由，种的地也不让管理，生意也不让做。在这期间，他们还用诱惑的办法让我们放弃修炼，背叛大法，当场被我俩拒绝，我向他们讲真象，讲了一些自己修大法之前和之后的区别，讲了通过学大法得到的益处等。他们说没办法就是上边要干的。 为了挽救更多的世人，让乡亲们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江氏集团谎言造假，2000年9月14日晚，我和同修葛秀美一起到邻村去发放真象材料，被恶人举报。薛重健再一次带人将我俩劫持到派出所，打我耳光，将我俩铐在桌子腿上一夜。第二天高密610的臧兴传、李勇还有一姓徐的恶警来派出所刑讯逼供，臧兴传强行让我坐在水泥地上，双腿伸直，双手铐上举过头顶，王国华在一边恶言恶语。当天他们又抄了我家，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我俩被拘留一个月，在非法提审中臧兴传用尽下流的语言侮辱我，并逼问我真象资料的来源等，威胁我说：如果不说就劳教你。我说：没什么可说的。 在这期间，这伙人还到我亲戚家威胁恐吓，想勒索钱财，被我的亲人拒绝。我被释放回来拉到派出所，王国华再次逼问我资料的来源，并要我写不炼功保证书。我说：“在看守所一个月我没说过什么，也没向谁保证过什么，我现在更没可说的也没可写的。”王国华又一次打我耳光。最后村治安主任代我在他们所谓的“不進京上访”的保证书上签了名（这份签名我已发表声明作废）。 因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他们仍不放过我，就在2000年10月26日，恶警又到我家将我骗到派出所，那里已经关了好几位同修，葛秀美就是在那时被劳教的。他们把我们男女关在一起，不给饭吃，不给铺盖，直到第五天，他们怕承担责任，王国华气急败坏地掀翻了床，用脚猛踢另两名女学员，并对我破口大骂，他们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说关就关，说抓就抓，这就是所谓的“人民警察”。 第二天，高密市610一姓王的科长和派出所的人又闯入我家骚扰，硬要带我丈夫走，又威胁又逼迫，我手扶房门阻挡，他们知道我身体很虚弱，这才罢休。 从那以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他们就到我家和其他同修家骚扰，电话监控，派人监视等，并且继续迫害我和我丈夫，要求我们出村得去村里汇报，出镇得去派出所汇报。这种侵犯我们人权的邪恶行为我们坚决不承认。他们还经常深更半夜，土匪式的砸门、叫嚷，搅得左邻右舍不能休息。这究竟是谁在“扰乱社会秩序”？ 要没有江氏集团的邪恶迫害，我们也不用讲真象，不用冒着生命危险上访，甚至走街穿巷发传单。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安定生活，揭露江氏集团的邪恶谎言，讲清真象，是为了让父老乡亲们能认识到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是栽赃陷害的，不要听信电视上的造假，不要被邪恶谎言所蒙蔽，使人们能正确认识法轮功。 2001年农历正月的一天，恶警又开车到我家强行要我俩去“转化班”，不去“转化”就判刑劳教，学校老师也施加压力，不转化不写保证就不许孩子上学，就这样仅上四年级的女儿被迫辍学。我们一家三口从此流离失所，生意也没法做，我们的亲属也三番五次受到牵连，并对我近八十岁的父母威胁恐吓，使他们替我们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从而使病情加重，使我们亲人至今已四年了不能团聚。 在2002年5月份，我丈夫在向受蒙蔽的人们讲清真象，再次被恶警绑架，在看守所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我和女儿为了能见她爸爸一面，我们一大早来到看守所旁边等着，听说他那天被送走。就在7点左右恶警开车将我和女儿冲散，从车里下来几个恶警气势汹汹的，大吼硬要拖我女儿上车，当时她被这样的恐惧场面吓懵了，浑身哆嗦，放声大哭起来。这时旁边围上了很多人观看，她看人多趁机走脱。回来后她病倒了，经常做恶梦，在恶梦中惊醒。在这些年来风风雨雨所遭受的恐吓下，使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儿看见穿警服的人和警车就特别敏感，不敢和外人接触，恐惧和悲伤中使她的精神和智力都受到了极大损伤。孩子的爸爸在昌乐劳教所至今已被关押2年多，可怜的孩子每天都在期盼能和爸爸早一天见面。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江氏流氓头子已经被多个国家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多项罪名告上了国际法庭，江氏的帮凶及其走卒们也相继地被各个国家起诉和立案追查。在此正告那些仍旧一意孤行，不知悔改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江氏走卒们，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行恶，将功补过，不要成为江氏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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