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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10月20日】
一、为法而来，踏上归真路 1996年8月，我回老家到同学家里玩，她告诉我她正在学一种功法，我问：“什么功？”她说：“法轮功。”我再问：“干什么的？”她说：“度人的。”我脱口而出：“我要炼！”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同一天，我把《转法轮》拿给爱人，希望他也能炼这个功，谁知，他一看就放不下了，看完一遍《转法轮》，就忘记了吃药（爱人患有20多年的类风湿病），三天后，戒了20多年抽烟、喝酒的坏习惯。亲朋好友都惊奇的发现，他从里到外，完全变了一个人。回到昆明，我随口对正念电大的女儿说：“我和你爸爸炼法轮功，很好的，你炼不炼？”女儿毫不思索：“炼嘛！”就这么简单，我们一家三口走上了回归的路。其实不简单，我们越来越明白，这是我们的先天本性：我们就是为法而来！ 1999年4.25后，对法轮功的说法越来越“紧”，单位领导是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他非常了解我修炼法轮功的情况，他对我说：“我对中国的政治运动有一定的研究，看来这事只会升温，你要有思想准备。”我说：“法轮功就是好，没有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炼！”之后在对各单位炼功人员作摸底调查时，我向单位及省厅写了一份《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的体会。我告诉大家：“我以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那是和不好了的人相比；现在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更好更好的人，那是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而且，修炼法轮功，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就是返本归真！”我以师父的《无存》作为此文的结束：“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 7.20以后，由于我坚持不放弃修炼，自下而上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对我轮番做工作。其中，让单位三位领导轮流着每人半天对我做工作直到我能放弃。一天其中一位领导对我说：“你要法轮功还是要共产党？”我说：“这并不矛盾，我未炼法轮功前，大家都说我是个好人，炼功后，说我更好了，而且还把我评为97、98两年度报省厅表彰的优秀党员。如果硬要我二者选择其一，那就是法轮功。” 几天后，我对单位领导讲：“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了，我坚持下去，不就是劝其退党吗？我不等你们劝，我就交上‘自愿同意退党’的申请。”我“自愿退党”的申请由支部大会通过后，单位报到省里，省领导大发雷霆：这么顽固，按“除名”处理！单位支部无奈，只好重新召开支部大会，对我的党籍進行了“除名”处理。 一个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员工问我：“你不后悔吗？快30年的党龄了。”我说：“你恨那些贪官污吏吗？他们大多是有职有权的共产党员，与他们为伍，我感到害羞。30来年，我无愧于党员的称号，我不后悔！”随之而来的是行政记大过，撤职、降级，从办公室出去到一线当服务员的“老”领班，我毫不退缩，乐乐呵呵的做好各项工作。周围的同事、亲朋好友、兄弟姊妹都为我可惜，想不通我这个在大家心目中的聪明人，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面对大家的不理解，我记起师父的讲法：“一个生命如果能真正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不带任何观念的权衡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能自己主宰自己，这种清醒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人的所谓聪明。”（《为谁而存在》）我非常清楚我的选择是真正的“聪明”一世，智慧一回。 二、坚修大法心不动，慈悲众生正念行 1999年10月29日，昆明世博会即将闭幕，公安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无端的要把我和爱人留置到派出所，单位领导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和人道，向公安建议在单位开两个标准间“留置”我俩。两天后，我刚上班不一会儿，公安就布置我和爱人单位派员24小时监视我们的住宅（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早上8点准时進入家中，晚上开一辆警车堵在楼道口，不准我们下楼。外出买菜有人跟随，他们的说法是怕我们到世博会“闹事”。我们心中坦荡，和颜悦色对待前来看守我们的职工，滔滔不绝的向他们讲法轮功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政府这样对待我们错了，总有一天会真象大白。87岁高龄的父亲一开始不知道咋回事，后来看到着装的公安到家里非法没收同修送给我们的师父讲法录音带，被吓坏了，不敢再住在我这里，跟随来昆明出差的哥哥回老家了。临走时战战兢兢的对哥哥说：“我怕他们俩被打成反革命，我怕公安把他们抓走，他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都是好人哪！”惊吓使老父亲回到老家的第三天就生病住院直到2001年11月去世。 2000年4月，国际旅游节将在昆明举行，单位领导示意要把我们看守起来，我说：“监视居住45天已经是违法的了；春节期间又派员在大门口监视我们，并跟踪到家玩的亲戚朋友；国际旅游节还要看守我们，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侵犯人身自由，我要去告你们！” 4月4日，我俩随同修共60多人到省委信访办去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还没有讲话，就被押上警车，以“扰乱社会治安”之罪名被关押進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向同监室的犯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及我们修炼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要做好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是被关進去的第三个法轮功学员，他们知道了真象后都说：“政府神经病，把这些好人关進来，我们才是犯了罪的坏人。”弟弟想尽办法到看守所看到了我，弟弟哭了，他说：“姐，我对你不只是姐弟的感情（母亲去世时，弟弟才13岁，我一直带他到上大学），还有另一份感情，你作个保证就可以回家了，不然就要被判刑了。”我也哭了，止不住的泪水一个劲的流，但我仍然坚定的说：“我炼法轮功没错，我受益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我决不向谁保证，他们爱咋整就咋整！总有一天真象大白！” 回到监室，我老是止不住的流泪，我记起师父的《缘归圣果》：“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哭得更厉害了。同监室的一个犯人问我：“阿姨，前两个法轮功都没哭，你为什么哭了呢？”我告诉她：我不应该哭，也不想哭，但就是忍不住流泪。我想，我这是在魔难中放“情”呢；我把师父的《缘归圣果》念给她听，并说：“我一定要跟随师父坚修大法到底！”这时，我想，我不能再哭了，再哭，这些人怎么理解得了呢？我对自己说：再哭，再哭你就不是大法弟子！这么一想，泪水就止住了。 到第28天，我收到女儿的来信，信中说：“妈妈，你别牵挂我，我已是大人了，我能把握住自己。你就过好自己的关吧！这一回，你要放下很多东西，包括我……”这一下，我更坚定了。 5月5日，公安和单位领导把我接出看守所，没让我回家，直接送到澄江的培训站，一番布置后，又把我看守在那里，要求我不准出大门；不准和别人讲法轮大法好；要他们把我看好了，别让我跑了或者自杀。晚饭后，我在屋里打坐一直到天黑没开灯，他们突然发现我不见了，不敢声张的紧急集合，分头到树林里，湖边到处找我，怕我自杀了；他们问单位派来“陪”我的同事：“她有没有武功，你怎么敢跟她睡，她会不会把你……”了解我的同事笑着说：“你们不了解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只要给她20分钟跟你们讲话，你们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后来，我跟他们讲观世音传奇的故事，末了，我说：“其实，我们炼法轮功就跟观世音传奇里讲的一样，就是修炼，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更伟大、更殊胜。我们师父在《转法轮》里告诉我们修炼人不可以杀生，杀人更是犯更大的罪，自杀也是有罪的。电视、报纸说我们自杀也好、杀人也好，那都是造谣，栽赃陷害，目地是让人们害怕我们，仇恨我们。” 几天后，周围的人都非常乐意接触我，听我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都说：你们太冤了。5月14日单位领导把我接回昆明，一路上，车子里放起了佛教的颂经音乐，我想：“师父，我不能听，我要不二法门。”我用卫生纸把耳朵塞起来想睡觉，没几分钟，又听到了另外的流行歌曲。回到昆明听同事讲，那佛教音乐带断了，只好放另外的音乐了。 从此，对我们的监视、跟踪、窃听电话成了家常便饭。一天，我应约到有关单位办事，办公室主任说：“你情况特殊，可以派车送你去，保卫科也跟你去一个人。”我一听，义正词严的说：“我不是罪犯，凭什么要派保卫科的人跟我去？我不去了！”主任说：“这事还得你去办，我们都不熟悉情况。”我说：“要派人跟着，我就不去！”转念一想，我不去办事，耽误了工作说不过去，可他们又要派人跟着我……我想起“文革”挂黑牌游街……，好！我马上用写广告的纸写了一个“牌子”：“法轮功修炼者，被押解外出办事，请予关照。”然后穿根线，把它挂在脖子上，拿起公文包，大步走出单位，不要车送。跟着我的保卫人员一看，只好远离我一截，我边走边向路人讲：就因为我坚持炼法轮功，出外办事都被看守着，这不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吗？不一会儿，保卫科长和另外一个彪形小伙子气喘吁吁的追上我，把我的牌子拿掉，一个劲的说：“你不要生气，有什么事，回去好好说。”回到单位，公安就来人了，他们问我：是谁教你这样做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没人教我，这是你们逼的，你们对我不公，多次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我只想让人们都知道是咋回事。”那天我想：他们要抓走我，我也不怕。无奈，他们只好对我说：以后你可别这样了，你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就给我们打电话…… 2000年11月，有人告诉我，省里准备办强化“洗脑班”，省委副书记王天玺说了，要在12月底以前把顽固分子全部转化，要不就送劳教。接着，办公室也通知我交一下手上的所有工作。我回家和爱人一商量：出走，坚决抵制“洗脑班”，向民众讲清真象。我们写了辞职报告，让女儿过后交给单位就出走了。 至2001年8月，我们在省内州、县（市）亲戚朋友、战友、同学、甚至不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家中逗留，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向大家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千古奇冤和我们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的情况；同时，云南610、各级国安、派出所和单位上也一直在追找我们，甚至下发了内部秘密“通缉”，在老家的出入必经地堵截、查找我们；威胁我的兄弟姊妹报告我的下落，否则就处予窝藏罪；骗我弟弟说，不抓我们，只是请我们到别墅山庄谈谈心，做做思想工作；跟踪、窃听朋友、同学的电话；多次不分时间的到婆婆家敲门（把门锁都敲坏了），查找我们，把70多岁的婆婆吓得脑埂塞，至今腿脚不便，说话艰难；无休止的到女儿受聘单位威胁、审讯女儿，要女儿说出我们的去向，逼得女儿辞去工作，另找单位后又到新的工作单位上逼问女儿，后来把女儿关在派出所两天，第三天，逼迫她一同到原籍老家寻找我们，连我去世多年的两个姑妈家都不放过。过后，他们还厚颜无耻的对女儿说：我们可以为你妈妈家写家谱了。最后，为抵制邪恶的百般纠缠，女儿也离家出走找到我们。 2001年8月，我们一家回到昆明住在一熟人家，16日晚11点左右被不法之徒绑架，我和女儿被恶警绑架上警车时，我们高喊：“我们不是坏人，只是坚持修炼法轮功，你们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什么这样对待人民？”恶警大叫：“堵住她们的嘴，别让她们喊！”爱人当时正在卫生间洗澡，后来才知道恶警把卫生间门砸开后，未让他穿上衣服，随便披了一件浴袍就把他推拉上警车，当时有一、二百群众围观，十多辆警车停在路边，一路呼啸，其情景就如当年法西斯一样。在派出所，连夜审讯我们到凌晨五点左右，由于我们不配合，邪恶将我们一家关進看守所，一连七、八天，国安恶警和所谓的“帮教团”分别对我们進行“审讯”和“帮教”，我们一概不予理睬，二十多天后，就把我们非法送劳教。在送劳教所之前，恶警对女儿说：小姑娘，你还年轻，你有什么想法，现在还来得及。女儿不吭声，在审讯笔录上写下了：“坚修大法心不动！”几个字。 我们一家三口被非法劳教：女儿一年，我和爱人分别是两年。我和女儿被关押在云南省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他们不准法轮功学员互相接触、讲话，连我和女儿也不准接触，我向劳教所提抗议：“共产党还讲人道主义吗？认识的人互相之间都还要打个招呼，我们是母女却不准讲话，诬蔑我们炼法轮功六亲不认，这不是你们不准认吗？”我不管那么多，照样到女儿那儿去，“包夹”（看守法轮功学员的其他劳教人员）也跟着去，邪恶无话可说，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邪恶“转化”不了女儿，突然把她调去出大田（干农活），中午收工吃饭，女儿乐呵呵的告诉我：“妈妈，我出大田了！”我一看，她一身红泥，手心还起了泡，心里一紧，仍笑着问她：“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抬起眼睛，不让泪水流出来。“包夹”学员问我：“阿姨，你难过了？”“不，我这是感动！”女儿细皮嫩肉，在家连家务活都很少做，在劳教所出大田，挖地、积肥、割草、推车；在宝石车间粘宝石，任务重、出工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时间睡觉，但她却乐呵呵，坦坦荡荡，所有知道她的劳教学员和警察都非常喜欢她，作为她的母亲，我深知：是大法造就了她。 劳教所对我们软、硬兼施，各种“关心”和“帮助”，“不转化就加期”、“不转化别想出劳教所”，但我的心一点不动。只要有机会，有条件，我就会跟每一个劳教学员，每一个警察，每一个劳教所的领导，或者是来“帮教”的各方人士讲大法的真象，讲我的亲身经历，讲我们一家人的变化，讲我所知道的大法给修炼者带来的心灵升华，讲“天安门自焚”的疑点；讲傅怡彬杀人案是对法轮功栽赃陷害，是精神病人杀人，师父讲过：危重病人和精神病人不宜炼法轮功；所谓的1400例肯定有假，即便是炼了法轮功了，师父又没说炼法轮功就不会死，自己是“真正”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了吗？上亿人修炼大法，为什么不采访一下我们这些没死的，坚信不移的呢？为什么全中国只能听到一个声音说话呢？ 到年底，劳教所要每个人都写年终总结，我不写，连平时的什么作业，考试等等我都不做，警察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我说：“我不是来劳教的，为什么要写？”警察问：“不是来劳教的，那不是已经進来了吗？”我说：“我是来证实法的。”警察问：“怎么证实？”我说：“我用我的身、心、言、行向所有有善心的人，良心尚存的人，有脑筋的人证明我不邪、法轮功不邪、我们师父不邪！是江泽民邪！”警察无言。 2003年初，师父的《快讲》、《淘》等经文传到劳教所，我们几个同修认识到要“抓紧救度快讲”，“除乱法鬼 善待众生”。劳教所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地，我们应该向劳教所的大队领导、所领导讲真象，平时他们老是“帮教”我们，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有慈悲心，要“帮”他们一下，能救度的都要救度。 我们决定在4.25这一天集体找队领导“汇报”思想。就在大家列队出工之际，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站到一起，向值班警察说：我们有话要找大队领导说。不一会，几个大队领导都来了，她们吓着了，以为我们要有什么“举动”，她们不让我们集体讲，要一个一个说，我们坚持一定要集体讲，在我们的正念坚持下，大队领导只好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谈，过了一会，所长也赶来了，他气势汹汹的问我们是不是要闹事？我们冷静、平和的说，不是什么闹事，你们不是每天都让“包夹”记录我们的情况，定期汇报吗？平时你们找我们“谈心”，我们就不可以找你们“谈心”吗？不就是谈谈我们对你们的心里话嘛！这么一讲，他们无话可说：好嘛，好嘛，那就谈谈吧。我们边发正念边和他们讲真象，讲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修炼大法，讲着讲着，所长在讲话中讲到了师父的北美讲法，我们互相之间都会心的笑了。 事后，所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选择4.25这个日子找他们谈话，我说，“我不避讳你问这个问题，4.25不就是99年中南海上访事件的日子吗？不就是法轮功学员去向党和政府讲讲心里话吗？只不过是去的人多了一点，但不是秩序井然吗？连政府的秘密会议上都说：一万多人离开中南海时转眼就没了，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抽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拣干净了。那么，我们今天找你们谈话是闹事吗？”所长说：“不是，不是。”我说：“得，不是闹事就行，这不是很清楚了嘛！” 到7月份，我们又悟到，讲真象不应把个人的修炼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我们要重新明确讲真象的基点：证实大法、讲清真象，救度众生。7月22日，我们再次向劳教所领导要求：我们要见省司法厅、省劳教委的领导，我们受迫害被非法劳教是违法的，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这次我们三个大队的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都通了气，后来得知7月22日那天，三个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不法之徒提抗议，反迫害、讲真象，极大的镇慑了邪恶。 在这之前，大队长已让警察传话给我8月25日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也曾动过一念，这样一来我可能走不了了，但经过权衡，我还是要放下怕回不去的心，一定要参加这次讲真象的活动，我作好了被加期的思想准备，但事后他们没加我们的期，后来我们又悟到：为什么要作好加期的思想准备呢？就不要给它加我们的期呀！我们不应该再承受了。7.22这次讲真象的效果比4.25那次好多了，大家都欣喜的感受到，是我们在法理上升华了，认识提高了，正念加强了，所以尽管邪恶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闹事”，但他们没敢再加我们的期。 三、不负重任和使命，救度世人讲真象 2003年8月底我回到了家，主管部门和单位仍安排我上班，说是不同意我的辞职报告。派出所的警察问我回来后还炼不炼？我说：炼！你以为关我两年就不炼了？你们咋不拿摄像机装在我家里呢？这不是违反宪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吗？ 9月初，我和女儿到劳教所看望爱人（之前女儿从劳教所回来后看她爸爸，因女儿未“转化”，不法之徒不准见，女儿扭头就走），去之前，我对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单位领导及派出所的警察说：我要去看我爱人，去年女儿回来没看着，这次我一定要去看，不让我们看，我们就不回来了。我对女儿说：这次一定要看到你爸爸，正念正行！厅领导和爱人单位的领导陪我们去了。到了劳教所才知道爱人以绝食抗议到期不释放已二十多天，体质已很虚弱了，本来不法之徒不想让我知道，也不想让我们见面，但我和女儿正念很强，还是见到了爱人，所长批示只准见10分钟，结果几乎谈了1个小时。 回来后，我悟到这是揭露迫害、讲清真象的机会，有事就要讲嘛！我分别找了省司法厅、省610、厅领导及爱人单位的领导，向他们提出了我的要求：我们一家三口受迫害被非法劳教，现在爱人到期不释放，仍加重迫害，其以绝食抗议，生命垂危，各级领导和每个知道的人都有责任关心事态的发展，要求立即释放我爱人。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同意先让爱人到昆明检查身体，先还说让我和女儿去接他，后来又不让我去接，甚至匆匆而来，做贼似的走了一下过场而去都没让我知道，事后我悟到：还是真象没讲好，起了欢喜心，让邪恶钻了空子。 11月，我们一家三口受迫害被非法劳教的情况在《明慧网》上曝光，单位领导试着问我，是谁写的？还是有人采访我？我说：“没人采访我。知道我们家情况的人比比皆是，各级领导、公安、同修、亲朋好友。文章我看了，基本属实，但还不够详实，有什么事吗？”单位领导说：“没事，没事，随便问一下。”12月初，爱人回来了，他在劳教所抗工一年多，两次绝食抗议迫害，后来不法之徒没再给他加期。至此，我们一家三口得以团聚。 2004年，我们要回老家过春节，610和国安布置给单位要我写假条，并留下电话号码。我拒绝说：“国家放大假，我是国家公民，单位职工，有权利支配自己的假期，为什么别人不写假条，要我写呢？”单位不好说什么。国安来人说，有事找我谈谈，单位领导也在场，国安说：听说你要回家过春节，你又不写假条，这样吧，我们派车送你回去。我说：“好哇，免得我到处找车。哎？你们怎么只跟我谈，而不跟我爱人谈呢？我代表不了他。”国安让我把爱人叫来一起谈。我爱人平心静气的对他们说：江泽民4.25前就指使罗干搜集法轮功材料，派特务打入法轮功炼功点，4.25后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强加给中央政治局，效仿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信给政治局挑起对亿万法轮功群众的迫害，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傅怡彬杀人事件等弥天大谎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们一家三口被非法劳教，回来后还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这一切都是违法的。追随江氏集团和被江氏集团利用的人不应再助纣为虐，应该清醒了。你们要用车子送我们回家是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是违法的。你们要送那是你们的事，让老百姓看政府的笑话吧！ 后来，单位、国安、省厅互相之间为派车一事扯来扯去，最后省厅派了一辆红旗牌轿车将我们一家三口提前两天送到老家过春节。 后来，国安警察找过我一次，我对他们说：还有完没完，你们和我们打交道这么几年，应该了解我们了。接着，我向他们讲到了天安门自焚的真象，告诉他们不要再象机器人一样被江XX当枪使，这样下去，对自己的生命是不好的。他们赶快说：没有，没有，我们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从此以后，国安、派出所、社区及单位领导再没为我坚持修炼大法找过我。据说他们向上面报告说：我们已无计可施！当然，邪恶毕竟是邪恶，它不会自动变善，上面层层下来的要求和措施还是不少，但单位大多数领导和同事们都逐渐明白了真象，他们都知道怎样向上面交差和报告情况，互相心照不宣，我心里更明白：这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从劳教所回来后，我如饥似渴的读了师父所有的新经文和《转法轮》，认识到必须彻底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师父《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不应该再承受邪恶的迫害，认识到大法弟子肩负的重任和使命，很快汇入师父的正法洪势，跟上师父正法進程，做好三件事，讲清真象，救度世人。 我和爱人开始向各级领导、亲朋好友、同学、战友写信，向他们讲述我们一家被迫害的事实，讲述天安门自焚伪案，揭露江氏谎言及大法洪传世界60多个国家，海外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及“国际追查组织”的成立，告诉他们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利用亲朋好友相聚的机会揭露迫害，讲清真象；以单位未让我退休（我符合30年以上工龄可提前退休的政策），要请示610的事向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写信，揭露610是江泽民操控的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机构，它比“文革小组”更甚，凌驾于《宪法》和公、检、法、司及其它各级政府机构之上，其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五条规定及高院院长高扬的讲话出来后，我们认识到这属于正法進程推進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大法为人类开创的这一层法理，常人社会的法律法规维护大法，维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向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揭露迫害，为被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和判刑的大法弟子聘请辩护律师……向公、检、法、司讲真象，让这些被江氏利用和迫害的人们清醒过来，得到救度，同时营救被绑架和关押的同修。现在随着邪恶被消除的越来越少，抑制人们的邪恶因素消除了，人们主动来听真象，来学法炼功，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同事，甚至听到我们讲真象的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要书看、要学功，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讲清真象后有要学功的人，要尽快安排学法教功，他们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回顾几年来修炼和证实法的历程，是伟大的师尊在带领着我们，师父苦度弟子的洪大慈悲无以言表。和更多的同修相比，我做的还不够，但对师对法的坚定和坚信始终没有动摇，能走到今天，是师尊把我们溶于法中，我们也圆容着大法。 以上是自己粗浅的一点心得体会，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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