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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3年8月22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今年54岁，我只读了三年小学。我看到明慧网的文章，呼吁大法弟子把自己的修炼过程写出来。我也很想写，可是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且觉着自己修的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一直迟迟没写。有一天我同功友谈及此事，功友便鼓励我说：你写吧，写完我帮你修改。还有其他功友也鼓励我写，这样我就下决心把我所走过的路写出来。
我从小失去了母亲，我是在亲戚家长大的，结婚前曾经换过4个家庭环境。婚后丈夫虽然很爱我，可是却不知道关心体贴我。由于生活的坎坷我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在1975年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大病，那真是死里逃生。大病过后身体更加虚弱了，接着又染上了好几种疾病，虽然多次住院，疗效都不显著。由于常年有病，用药太多，好多药吃了都不管用，而且一用药就过敏。后来，又学了几种气功，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被病魔折磨得真是生不如死，时常产生轻生的念头。就在我求死不得，求生又难的时候，偶遇一位气功功友，她说：她现在炼法轮功了，这个功法很好。我欣然接受，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修炼一段时间以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也远离了用药之苦。我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对人生充满信心，有了生活的勇气，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真正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决心坚修到底。 1999年的7.20，大法蒙受了不白之冤，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我们炼？我想要讨个公道。我就给国家政府领导人写信。1999年12月25日，我带着这封信去北京上访。那时进京的列车正在抓上访的大法弟子。我就同功友坐上去天津的火车，然后换公共客车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我们就去信访办送信。在这之前很多功友都没能走进信访办就被抓了，我们今天还很幸运，我俩走进了信访办，接待信访的窗口前围了好多人，我们刚走到那里，接待人员说不接待了，窗口前的人都走了，我没有动，等到人都走开后，我就把我写的信递了上去，接待人员看了我的信，看完后又把信还给了我。关于法轮功的事他们根本就不受理。天哪！偌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没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了。那个人看了我的信后就通知警察把我和同修抓了起来。过了不长时间就把我们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进行审讯，然后就通知当地驻京办事处。当到办事处的时候那里已经抓了我们地区的好几个功友了，最后我们往回返的时候，一共是九个。在返途的列车上警察在车上赌博，他们输了大把的钱也不在乎，而且还说输就输吧，反正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钱（当时我们有所不解，后来才知道他们临去北京之前，到我们每个人家勒索2000元人民币）。回到当地就把我们都送到了派出所，接着就开始审讯，审完后让每个人签名。我看到上面写的是审犯人的目录，我坚决不签。我说：我没有犯法，我不签名。警察很恼火，嘴里不干净的骂着。由于我非常坚决，警察最后签上了警察自己的名字。（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他倒成了被审判的对象了）我们一同回来的9个大法弟子中，我们这个派出所管区的共有5个人，其他4个人都被拘留15天，我却被当场放回家。 我进京上访没有告诉家人，所以我走后我丈夫得知，便坐飞机去了北京寻找我，但也没找到。我回家后丈夫把我的亲人都找来了。这些人又哭又闹说什么的都有，但只有一个目的：让我放弃修炼，放弃证实大法的行动。丈夫也大发雷霆，我从来都没看到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我的两件衣服，面对这一切我告诉我丈夫，这一切压力都是镇压造成的，我们修炼“真善忍”没有错，我修炼的决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就是要饭也要修炼大法。 自从进京后警察经常来我家骚扰，半夜三更来砸门，丈夫被他们吓得心脏不好。公安局还找到我们单位，让单位领导给我施加压力。 2000年12月5日早晨6时许，警察又来我家，要带我去参加洗脑班，我丈夫据理力争不允许他们带我走，警察说我丈夫妨碍公务要把我丈夫也带走。我说我的事你们就对我来好了，和我丈夫没有关系。他们强行把我带到车上送到公安局。这里已经抓来了好多大法学员，那天天气很冷（12月份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好多人都没穿外衣就被强行带走了。警察根本就不给穿衣服的时间，他们真的很邪恶。他们把我们送到离居住城市很远的偏僻小镇，到了那里已经是10点多了，下车后看到警察手里都拿着警棍，表情很恶。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据说是一个疗养院，可是他们都把疗养院变成了监狱，安排了武警部队站岗，大门口都有岗哨。警察在走廊里来回走着，每个房间里，还有邪悟的叛徒看管，他们禁止大法学员之间讲话，而且还把墙上贴了许多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文章。我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然后到操场上集合做操、跑步，做不好还要罚站、做飞机式、甚至打骂。不管年龄多大都得跑，有的学员腿肿得行走都很困难。由于我在来时正念就很足，来到这里后，我想我决不做违背大法的事，我修大法的这颗心是任何力量都动不了的。就在第三天清晨跑步的过程中我晕倒在操场上，管理人员把我拖到广场边上，恶狠狠的叫我站起来，当时我感觉身体没有知觉，全身麻木，根本就不能行走。他们看我实在不能动就找人把我背到住所，当时医生不在，护士给我量了血压，血压很高，而且不稳定，那时我的手脚冰凉，呼吸困难。护士要给我用药，我说我药物过敏。洗脑班的负责人说：我们都走不用管她。过了好长时间医生回来了，给我检查后说有生命危险，必须得送回家去。他们不同意，还说得请示市政府，他们同市政府联系后同意我回家。下午由医生和政法委的人把我送到家。就这样我离开了邪恶的洗脑班。回家后没过几天我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我又溶进了正法的行列中。 2002年春天长春大法弟子利用电视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壮举鼓舞了我，我又有了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证实大法的念头。这个念头与日俱增，所以在3月12日这一天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为了防止家人的干扰，我没有当面讲清，只是留了一张字条，放在了不易马上发现的地方。可是偏偏那天丈夫却很快发现了这张字条，他计算到我乘做的火车所行走的位置，然后打电话通知A市的亲家，亲家接到我丈夫的电话后，马上坐出租车追赶我乘坐的这趟火车，他们比火车提前20分到达了B市，中间花了100元的车费。他们上了我乘坐的这趟火车，挨个车厢查我，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找到了乘警帮他们找。 因为是在夜间，很多人都睡了。他们爬到每个铺位上查，他们真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的阻止我证实大法，我想他们真是太可怜了。他们终于在软卧铺车厢找到了我，我当时心理一震，他们怎么来了呢？这时警察要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实姓名。又到了一站我们便下车了。回到家里我心情非常懊丧，我带的条幅也被亲家给偷偷扔在车上了，我想虽然我没能在天安门打横幅，我在家乡也要把条幅挂出去。我就做了一个稍大一点的条幅挂在了一个大楼的墙上，这个条幅一直在那儿挂了好几天。 在2003年1月至两会前我所居住的城市大街、小巷、道边、路旁，墙、窗、楼道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上了奖励民众抓捕大法弟子的通告。抓一个大法弟子奖励500--1000元。通告上盖有公安局的公章。我看到这些通告后心情很沉重，邪恶真是变着方式害人呢。我想坚决不能让邪恶得逞。从发现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出去揭下几张。我先揭我住所附近的，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大街上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有一天晚上我揭了许多，可能在揭的过程中被坏人告密了。就在我又往下揭的时候来了一辆警车，我被抓捕了，然后他们把我送到派出所，对我进行逼供，并且叫我骂师父，我坚决不配合我邪恶，就不报姓名、不报地址。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拽我的头发，用拳头猛击我的头部。打得我晕头转向。（而且回家后还晕了还几天）我想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我宁死也不能做违背良心、违背大法的事，经过几次审讯他们也没得到结果。他们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去，由于几天来家里一直没有我的音讯，家人便四处找，正在这时家人找到了这个派出所，并要求他们立即放人。他们不肯放人，后来通过关系才给我放了出来。有一件事情要交代，我在最后揭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人好象在监视我，我一看他，他就装着打电话，由于我执著多揭，还给自己订了计划一定要揭多少张，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 我这次被放出来后，我便抓紧时间讲真相。我听说边远农村还有不了解真相的地方。一天晚上我同一位功友带上几百份真相资料去了那村庄。做完后已经很晚了，那里因为偏僻很少有车，可是我们刚到路边就过来一辆出租车，司机很热情叫我们上车，而且价格很低，还一直把我们送到家，我真是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我只做了一点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师父就是这样关怀备至。 还有一次，街道主任给我家来电话，说不要出去做证实大法的事了，还说不出去就没有事。我告诉她，我没有做坏事。吃完午饭后我心里很烦躁，就不想在家呆着，便出去走走。晚上回来后丈夫对我说：我刚走半小时警察便带车来抓我，他们查遍了整个房间，连柜子都查看到，然后说上午还在家现在怎么没人呢？ 还有一次是在晚上，警察又来抓我，我想我不能被他们抓走。我就走进了阳台，躲在一角站着。他们进屋后到阳台也看了，却没看见我。我想都是师父在保护我。 几年来我经历了多次考验，通过这些事情我体悟到时刻想到我是大法真修弟子，一道道难关都能闯过去。虽然我还有没修好的地方，但是，我一定要在这条修炼的路上走下去，决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辱没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就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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