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3年7月9日】在高中时我就看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当时学校里没有炼功点，学习的时间也很紧，只是看了书。到了大学才正式得法的，那是大一下半年（98年初），我的一个老师介绍我到校炼功点炼功。这个老师称之为A吧。后来我们学校有两位同修和我一起进京上访，称B和C吧。99年7.20的时候我正是暑假在家，返校后，那时当地就有不少同修去北京上访了，有同修给信访办写信。当时我们想：大法受到迫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C就提出我们去信访办。我和B赞同，就决定第二天动身去北京信访办。晚上我们收拾好东西，把所有大法的书籍和相关的东西都寄存到当地同修家里。为了不给别人找麻烦我把与其他同学的通讯录都藏了起来。当时是五一放假。我们三个坐火车来到北京。在这之前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即使被抓进去了也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几经询问来到信访办附近的一个小卖店已是中午了，我们买了三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问店主信访办的位置。他告诉我们就在附近沿马路往西走就是，他还挺热心的询问：到信访办有事吗？要是法轮功的事千万别去，去了就抓起来。前两天这人都满了，一排排的警车，只要一说是为法轮功立刻就被带上警车拉走。现在是全国假期他们不上班。我们一听他们不上班这不白来了吗？怎么也得去看看呀。到那一看，可不是，只有两辆警车在门口停着，没有人。就这样虽然去了也没能证实法就回来了。可当地的610发现了我们去了北京信访办，查到我们学校说三个学生去了北京。学校要我们写检讨，当时我的班主任说：人有人的信仰，有些事很难说清。不过私自离校没请假是不对的，写个以后离校请假的保证吧。当时想没有有损于法就写了。后来我知道班主任原来也学了，只是在压力下放弃了。在以后他也是尽全力地帮我。
第二次进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没起到证实法的作用。
第三次去时准备的较充分，那是在2000年10月。事先做好了真相横幅，有纸的、布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那几天我放学后就过去写真相横幅、传单。这时有人提议用鸽子挂竖幅，因为有人在打坐中看到鸽子，又听说其他地区也有用鸽子的，当时也考虑到了信鸽会在放飞后飞回来。于是有人专门去市场买鸽子。当时由于人数众多只得分两批走，我和C还有当地一些同修一起，A和当地其他同修在一起。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盼着结束，抱着一些心，使得A的那一批还没走出就被截住了，关了起来。事后A和我谈起问我走之前心里怎么悟的，我说我就想我是证实法去了。A看到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太执著于时间了。
在走之前原定的人员和路线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共9位学员一起去，其中包括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和她妈妈，看得出这个小女孩很有主见，据说每次她妈妈去北京证实大法她都去，有几次了。这样我们先坐公交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市，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到北京下车时是晚上12点左右，下车后我们分成三部分各自去发传单用浆糊贴竖幅，挂条幅。做完后我们又汇合在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找到一个去复兴中路的夜间公交车车站，到了复兴中路。
那时天还没亮，10月的天气风挺冷的。我们在附近一个几米宽的接近完工的地下通道内等到天亮。这时出现了分歧，有人说吃完早饭上天安门，而负责人认为应直接去，我们4~5个就没吃早饭直接朝天安门走。那时鸽子还没放出去，当时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先把鸽子放出去再去天安门，三件事都做完。复兴中路离天安门不远，天安门广场的南面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叫做正义路，我们是沿正义路往天安门走的。在接近天安门的一个小区我们放出了鸽子，被装在布袋里的鸽子放出来时没有直接飞上天，而是先飞到了附近屋顶上辨别方向。这时一群值勤的警察从那路过，我们就赶快离开了。到天安门附近我们是三两个人在一起，我和C在一块找不到其他人了。
于是我们俩就四处寻找，转了一上午，有些失望。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母女俩，她们也和别人走散了。不过，听她说，下午两点多钟会有许多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前炼功证实大法，在广场旗杆下播放真相广播的录音。为了能够靠旗杆近点我们提前来到广场，然而一些不知道这件事的大法弟子已经开始在广场打横幅，警察就开始抓人了。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喊着：警察抓人啦，咱们过去！向那方向跑。我听得出是同修，由于年轻人的冲动就跟着跑了起来，而没有掏出真相横幅打开。一群警察正在往警车上抓人，我跑上前把一个正在抓人的警察甩开，告诉他不许抓人，他就来抓我。我喊道：别替江××卖命了！我被抓上车，我趁它们下车去抓别人就跑下车，刚下车又被抓了上来。上车后我想起横幅还没打，就拿出来叫一个同修把它放在警车玻璃处有布帘的地方，字朝外。其实那时可以自己放的，有那么一点怕心。
这样我们被送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这时里面人已经很多了，二楼的一个老太太冲我们这边声援。那时大家一起背《论语》、《洪吟》、和一些经文，也有人举起横幅，但很快被抢走了。那时我落泪了，我身边的一个老年的大法弟子对我说：“不要怕，我们是正义的！”我说我不是怕，我是高兴，我看到师父有这么多好弟子、我有这么多好同修我高兴，激动啊！这时里面人已经满了，放不下了，警察就把我们往别的地方运。出门时我挽着这个大法弟子的手臂直视着两边持枪的警察昂首走出。
这回押送我们的是大型公共汽车，在车上我看到了那母女俩。（那时我和C就已经分开了）这时我嘴唇肿起了在流血，旁边的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就拿出自己的纸巾给我让我擦伤口。路走了很长估计有三个多小时，穿山越岭，远远的看到过了居庸关、八达岭。在山岭中穿越时我突然想到，我们会不会被乱枪打死在荒山野岭而后被暴尸于野外，心里为之一震。但随即又静下来：走出来了就是放下生死的，还怕什么？！
最后我们被送到河北省赤城县看守所，在院里警察就开始问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我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只有几个好像是没有经验的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来的地方。问到我的姓名时我就说我是炼功人。那个警察要煽我嘴巴，旁边一个警察拦住了。没有办法它们就把我们编成号，我是47号。一个深圳上初中的小女孩在被警察用电棍电时坚强不屈。又听说它们可能要我们交120块钱的被褥钱，当时就有人悟到不应该交。现在想起来就是不应该交，它们非法抓捕我们，反而要我们交钱，太不像话了。当时我身上好像只有130多块钱。那样的话回去都没路费了。7号女同修知道后就拿出100块钱给我。我不想要，她说“你拿着吧，一会分开了，想帮你都帮不上了。”我只好收下了。天快黑了，风很冷。我当时穿的不是棉鞋，奔跑呼喊当中鞋里早已浸满了汗，身上的衣服也很单薄，风一吹不由自主的有些颤抖。
在院里问不出，警察们就逐个把我们叫到预审室里问，其实也是白费劲，谁也没说。我进去时，问我不回答。那个打手就踹了我几脚，扇了我几个耳光，给我拍了照。（不应该配合它们拍照）另一个在旁边做记录的警察说它听出了我是山东人，问我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我说我不是山东人，它又问我，那你是哪来的？我说我不告诉他。它们问我到天安门的目的，我说：我要来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最后他让我签名，我说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姓名我签什么名？他们说那你就写“大法弟子”。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来证实法，这样写没错，于是就签上了“大法弟子”几个字。我出来时大家关切的问：你说了吗？我说能说吗？这样它们就把我们分成几部分关在不同的牢房里。和我关在一起的有7~8位同修，那个牢房里大部分是犯人，而且已经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了，仅有一点点可以坐的地方。我就在水泥地上盘腿打坐，让其他同修坐在床上，我说我冬天炼功经常在地上打坐，习惯了。
我们隔壁就是女号，那里都是大法弟子，没有犯人，她们做的很好。集体背《论语》、《洪吟》，一遍一遍的背，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不配合邪恶的迫害。警察要单独提某个大法弟子时大家围成一圈不让它们动任何一个人。恶警打人时，她们就一块喊不许打人，窒息邪恶！那时《窒息邪恶》刚发表不久。我们这边集体背书都受到限制，犯人的头不让，说打扰他们。我们也绝食抗议。我们在一起相互切磋，各自谈自己的修炼的情况，和一些见闻。我那时把第一讲已经背下来了，我就给大家背书。
这样绝食抗议的第三天警察开始给我们检查身体。后来我知道检查的结果我的血压很不正常，不知是高还是低，我知道是师父给演化的。警察见我们绝食就给我们拆开，我自己被关在了另外一个号里。那里有一个赤诚县当地的一个同修，他早就被关进去了。我进去后犯人们想问出我的姓名和来源，我拒绝回答，这时一个犯人就想打我。那个同修赶快拦住他，那里犯人的头也制止。我靠在墙边挺虚弱的。犯人的头，也就是号长，对大法弟子挺敬重的，他还会背《洪吟》里的诗，估计是那个同修教他的，又要我教他背一首。我记得当时是教他背的《苦其心志》，他说真好。只是他不理解我为什么绝食抗议。他看到我很虚弱怕我出事，一再要我吃饭，又想让当地那个同修劝我。那位同修那时还没有深刻理解抵制无理迫害、走出看守所的意义，是为了证实法，不是到看守所去修炼去了，那不应该是大法弟子呆的地方。我说我不是本地人，我得回去。那个同修就告诉那个号长，我们的悟法不一样，他不能勉强我吃。在这期间有一个山东的警察，是一个看起来就非常凶狠残暴的老头。把我叫出去辨认，看我是不是它们那的。在它们叫我出去的时候，号长再三强调不能打我，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到了外面，那个恶警先问我风衣从哪偷来的，说它们那丢了一批风衣。我说是同修送的，不是偷来的。又问我那同修是哪的？我说我不告诉它。它有些气急败坏，抓起我的衣领把我顶在墙上就想打我，旁边赶快有人制止了。开始我没弄明白，它煞有介事的说风衣丢了是怎么回事，它问我那个同修是哪的时我才弄明白：想转移我的注意力，趁我不注意时问出我是哪的，没有得逞就气急败坏。我又被送了回去。回去后那个号长几乎都是求我了，要我哪怕就喝一口菜汤。我实在推脱不过就喝一口汤含在嘴里，他见我没咽下去就说：你就这样喝呀？快吐了吧，看你难受。我就吐了，我告诉他我不会在那呆很久的。
下午，估计3、4点钟吧，有人叫我出去，问我以前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之类的，我说没有。于是他们叫我收拾东西，我找到47号的袋，我的东西都在里边，钱也在。和我一同出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年的男同修，50多岁了，看起来顶多40岁；另外一个是30多岁的女同修，他们已经收拾好了，我衣服还没穿好，就对离我较近的女同修说：“大姐，你先帮我拿一下。”看守所的人很奇怪，你们是姐弟俩？我说不是。是呀，大法弟子不是亲兄弟姐妹，却胜过亲的兄弟姐妹。看守所的人告诉我们在哪里等车去火车站，并嘱咐我们千万别再去天安门了。出来时我特意看了一下是从什么街出来的，见墙上的牌子写着“功德街”。从女同修那我得知那母女俩早就被放走了，因为孩子小。谈到在里面受到迫害的情况，那个老年同修说，它们问他的时候除了打，还拿烟头塞进他的鼻子烫。下车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们三个找了一个小餐馆，要了不少东西。三天没吃饭了，我吃了很多。
我赶回学校所在地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本想到当地同修家里，但他所处状况我并不了解，由于以前没联系过，他家的具体位置一时也找不到，我就来到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同修家里。在她那儿我休息了几个钟头，吃了点饭。她建议我先和我们班主任打个招呼。然后我就回了宿舍。
第二天保卫处找我问话。那时我的思想放松了，去北京证实法的目的达到了，就觉得以后就无所谓了。它们问我去之前准备时的那些情况和人我就说了。可那是在出卖同修！当时却没有意识到，事后我很后悔！在哪里都不能出卖同修，那是给法造成损失！我的被抓据说直接原因是C说出了我，但我没有一点埋怨，当时我们讲好了，说是我们两个自己走的。我和他一样的经验不足。其实在北京可以不回答它们的问题，到了本地为什么就不能了呢？就应该拒绝回答它们的问题。当时就是不彻底！以为从北京回来就没事了，什么都无所谓了。这是个教训。
我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看着手铐我想起了D讲过的话：它们给我戴上手铐时，我知道天上的众神都在看着我，我要做得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它们把我送到附近一个城市的看守所。我刚进去，里面的犯人就问我为什么进来的，我告诉他们：法轮功。这时一个中年人对我说，我就等着法轮功的人呢，原来有一个走了，你教我吧。这个人是因盗窃进来的，我就给他讲修心性，教他动作。他表示出去以后一定不会再偷盗了，按照师父的话做个好人。我给他讲了不少的道理。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看到满塘的荷花非常好看。他对我平时是很照顾的。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大法是真正的科学。除了我干活（他们让我干的活是洗马桶）干不好了有个人会骂几句外，其他人对我还算尊重。里面大部分时间没有事做，我就炼动功和静功。
我所在的那个号里，有一个孩子，他妈就关在我们隔壁，是一个大法弟子。我进去时没有鞋。听说我的情况，她就把自己买的鞋子、鞋垫让人从墙上给我传过来。她问我怎么进来的，我告诉她我是因为去北京上访进来的。没过多久，另外一批同修中的一些也进来了，就在隔壁。那时我还没把《洪吟》背下来，就叫她们把每首诗的题目写下来传给我。那时每首诗我基本上都能背下来，只是没有整体上背下来。我把这背下来后就把这个纸条给了那个犯人，让他也背。隔壁号里的新进来的同修（以前我们是熟识的）和我说，她们一进来就在绝食抗议。我这才想起来我不应该在这里。于是也开始绝食。让我教他的那个犯人很不理解，多次劝我吃，说看到我不吃饭心里难过，说我不吃饭会使他受处罚等等。那时心里有些不忍，就吃了。后来一想，这不是情关吗？我就告诉他这回不要劝我了，我决心要绝食了。看守所的管教来的时候，号长就告诉它们，我已经绝食好几天了。（他想帮我，就把情况说严重点，其实那时我刚开始绝食）它们就叫犯人给我灌食。我闭嘴他们就捏住我鼻子，等我吸气时用勺子往我嘴里灌稀粥。其实那时思想里根本就不坚决，顺从他们了。绝食抗议的那几天里，有两次一个犯人告诉我说：晚上的时候看到我头周围一圈像火一样跳动的光圈，开始以为着火了，吓了一跳。我问他有多大？他用手比划着告诉我有多大。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那时他们也是真心的想帮我出去，故意夸大我绝食的时间。有人还提出让我偷偷吃，而他们依然汇报说我在绝食。那个号长在我绝食前问我出去后到那去、干什么为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看你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样子，你能干什么呢？实在没地方去的话，你就去我家里帮着烧羊肉串、卖羊肉串吧，同时要把他在当地一个设计院的朋友告诉我，看他能不能帮我。因为他那个朋友也是大法弟子。他自己在危难中还想帮我，挺善良的一个人。他还写了封信向他家人说明我的情况叫她们尽量的帮我。我返校后把那封信带给了他家人，表示感谢，告诉她们我没被开除。
有一个犯人是当地一个饭店的经理，因没能按期还欠款被抓进来的，听说我是大法弟子很高兴，说“真、善、忍”就是好！也相信有因果报应。问我怎么盘腿，后来把几个静功的动作也学会了。他也劝我吃饭，说我要绝食怎么教他呀？我想为了向他们洪法就吃吧。现在想起来好象当时那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不想吃那份苦。就这样我又开始吃饭了。
犯人们说那个号长也是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进来的。我和那个号长谈起，问他的一些情况，他说他在南方有好多朋友，多次举行大型法会，每次都引导好多人得法，他还参加过缅甸、泰国的法会，当时参加的还有日本的大法弟子，等等。那时我就有些崇拜他了，看到他在那么多地方参与组织了那么多大型的法会。虽然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他没事时吸烟，身上还穿着号服。我提醒过他，大法弟子怎么能穿这个（指号服）？他说上边要来检查，配合他们一下。他平时也不炼功。他讲他原来在另外一个号房里，和当地的×××（我也有耳闻）等二十几个大法弟子关在一起。向犯人洪法，那个号房很大，里面的犯人几乎都跟着学起来，大家集体炼功，而后被分号，来到这里。后来他就讲，南方的大法弟子做的如何好，而北方大法弟子经济条件上、素质上不如南方的大法弟子，北方的大法弟子也应该像南方的一样，在不同地区发展壮大，等到全国范围的洪法做好了，大家再去北京，而不是像我们那样去北京证实大法。
其实不同地区有不同地区的特点，他那样说好多都不对的，不像一个够心性标准的大法弟子讲的话。如果他在里面关了一年了的话，外面的事他都不知道倒还有原由，但他说自己已经领会了《转法轮》的高层内涵，不用看别的就知道怎么做了。而我问起他《转法轮》背了多少时，他说他理解法的意思而不是去死背。当时我有些疑惑，你再理解其中的含义也得知道几句原话吧。可他没和我谈过《转法轮》里面的话，而是谈他自己自幼学习佛家功法，还说佛教里面也讲了“真、善、忍”，还让我出去后去研究研究佛教。其实在《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这篇经文里师父早就讲了佛教中的法与大法的关系问题，这些经文我以前都背过。现在想起来，他如果真是大法弟子的话，心性上一定是有问题的。现在才明白他是特务。刚进去时我看到他整天和犯人们打牌，我就给他背经文，告诉他我把《转法轮》第一讲也背下来了，没事时可以以这种形式学法。他只是说我背的还真不少，但并不与我以这种形式学法。
那时没有意识到会有特务的干扰，再加上执著实际上是有意地接受了他的邪悟：认为去北京不对。其实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会邪悟呢？就是有执著！那时我不想在里面呆了，又有怕心。他又说：你不写东西怎么能出去呢？有一个按常人法律讲是被非法关押的干部给我出主意，不写不炼功之类的，就写不去北京了。我就写了一个不去北京的保证，给自己抹上了一个污点，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才放我。放我的原因据说因为我是××的知识分子。好在师父慈悲，在我返校后第一次与其他大法弟子会面交流时，就借别人的嘴指出了我的邪悟，纠正过来。随后又在明慧网上声明以前写的“保证”作废。
在出来前几天，我很焦躁。后来我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的第二天我就被释放了，在里面我总共被关了48天。
到学校时是下午了，刚到学校系里的副书记就把我们叫过去，让我休学一年，收拾东西回家。回到宿舍不久就到晚饭时间了。我父亲、我和我二姑夫（这次陪我父亲来的是我二姑夫）来到学校食堂，他买了不少菜让我吃，还买了鱼。
回到宿舍我们打算和我们班主任打个招呼，班主任知道我回来后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急于回去，他去我父亲住的招待所去看我们。我和父亲来到招待所。两个多月没好好洗澡了，我去在招待所里的澡堂洗澡。我正在洗着澡有同修过来看我，听说我在洗澡她就先走了。洗完澡回到屋里不久，我们班主任和他夫人（同修）、还有教务处长（同修）的夫人（同修）都过来了。他们让我该上课上课，该学习学习。没有赶上考试的课程就准备补考，不要担心。这样我父亲就回去了。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三个老师（同修）凑了7000块钱给他，作为对我及家人的资助（我的家庭比较贫困，家人有时为了凑足费用还去卖血），还不让他告诉我。同修啊，胜过亲人！这样我父亲真实地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不再反对我修大法。只是时常为我担心。
教务处的同修帮我办了补考手续。很多任课老师也给了很大的帮助。这样就稳定了下来复习课程，一次下课后我向一个老师问问题，当她知道我是谁时非常高兴地说：你就是×××啊！我说：对呀，我就是。从那以后，每次见面她都主动先向我打招呼。后来我听说她也是法轮功学员。补考的课程我也都过了，成绩还不错。毕业的成绩也不错的。
在学校我逐渐地了解了当时学校对我的反应，刚回学校的那几天系里的人见我没走，那个副书记就撵我回去，我们班主任就告诉我别理她。后来因为她对我的无理迫害，我们班主任（很有威望）非常严厉的训斥了她。这个副书记索贿、受贿、贪污等等，学生对她极为不满，但敢怒不敢言。都是这样的人迫害大法弟子最卖力。我还没返校之前，开除我的通告就在学校里贴了出来，但是系里却要我休学一年，实际就是先把我撵出学校，也根本就没打算让我回学校。这也正说明它们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从来没讲过法律，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恰恰就是这个开除我的通告使它们什么也没得逞，我既没被开除也没休学。因为《学生手册》里有明确规定：因政治性问题开除学生须经省高教工委同意，省教委审批。而当时省里并没同意对我们的处分。C的亲戚有人在省里工作，查询过。根本就没有对我和C的处理意见的审批。这样最严厉的处分成了没有处分。它们愤怒的发泄成了最愚蠢的做法。后来听说其它不少学校做法更为阴险，不以去北京上访为理由，而是以旷课超过限定等等为借口开除大法弟子。
虽然它们明知对我所谓的“处分”根本就不存在，却极力的要维持它们对我的“处分”，无法得逞又假惺惺的说是学校看我家里困难等等。在这期间他们有多次要我写认识、写保证之类的。这回我根本就没理它那套，一直到毕业我也没给它们写。在毕业前夕我听到两次传闻：我要是不写东西，学校要开一个批判大会，批判我们。是A告诉我的。我说它们想批判我？我还想批判它们呢！A有些担心地说：邪恶什么都干得出来，很可能下面布置警察，还没等你说完就把你抓起来。当时我就考虑如何向全校师生讲真相、揭露邪恶，而没有考虑可能被抓等等。那时以为真的要发生，所以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来一个讲真相的演讲，没有害怕的感觉。但它们没给我这个机会。实际上它们不过想制造气氛向我施加压力而已。A在文革中曾挨过批斗，受到过很大的伤害，她的担心我想也源于此。
正如有的同修讲的“守住自己的一思一念很重要”，由于文革中受到过难忘的心灵触及，发生什么事情时A不自觉地就常往不好想，作为炼功人那就是执著了。一次A躺在瘫痪的老伴身边想：要是自己也这样了可怎么办？结果第二天就起不来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接着动不了了被送进医院。后来我去看她，和她交流了一下。她清醒之后，很快就出了院。后来她做的很好，和当地一个同修去天安门，打着横幅在广场边走边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好像根本就看不见。做完之后当天赶回。
毕业时它们又以我没写“保证”为由不给我发毕业生推荐表、就业协议等，还扣留了我的学位证。毕业证他们没办法扣留是因为那是由省里直接发到教务处，而教务处管这个的又是我们的同修。发学位证的时候，是由教务处向系里公布没有学位证的学生名单，其余的就是有学位证的，当时系里有人看到我的名字没在没有学位证的名单之列就举报说不该给我发学位证。院里的副书记就下命令不给我发学位证。要我写些什么东西，学校开会通过然后撤消对我的处分以后才能给我。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处分它们说起来就像真的一样。那时不少好心人就劝我：给学校一个面子，你要不写的话，他们给你发了就是在扇自己的嘴巴，学校不会认错的。你拿上你的东西走了他们就管不着你了。甚至一些同修也在劝我。我心里很坚决地坚定自己的正念。系里的副书记就竭尽全力的给我制造麻烦，只要是她职权范围内的对我是绝对的卡，该给我的只要是从系里过就决不会给我，甚至超越她职权范围的她都要管。我刚回来不久办补考手续时是教务处给办的。她听说教务处给我办了手续就在系里开会，不让我补考等等，又去教务处要求教务处取消给我办的补考手续。真是可笑！系里的跑到院里教务处去指手画脚。虽然没能得逞她却是极尽全力了，估计不定去了多少次了，我都碰到过一次。我们学校毕业生分配是面向省内各地的，毕业协议也是省内的，她扣留了我的毕业协议那我就无法在省内正常就业了，正好学生处（主管学生入学和毕业生就业）有全国的毕业协议，我就买了全国的毕业协议书，只能出省了。
A的女儿在这里，于是经她介绍我就来到这里一家单位，和那个单位签了就业协议。这时我叫学生处的老师帮我办理报到证，问题就出在了这。虽然它们对我的所谓的“处分”不存在，但是在毕业生名单向省里上报时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和院里书记交涉要求给我办报到证，几经周折我三番两次地千里迢迢赶到学校，终于使党委书记答应无条件的给我办报到证。中间经历了多少艰辛就甭提了。可是就在报到证办完后就要从学校给我邮过来时，学校里另外一伙黑势力把这件事完全给搅了。他们先是在学校里造谣说我在此地被抓了，谣言破了之后又给这里的国安局打电话说我如何如何，叫这里调查我。没有调查出什么来就又给省里打电话，说学校把一个没毕业的学生分配了等等。这期间经历的时间太长了，单位里也知道了我的情况。即便报到证到了，户口也无法落上了。我只得另找单位去打工。
在这件事情上邪恶势力对我的迫害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它们应该负全部的责任！可是作为修炼人现在回顾起来，发现是自己修的不好才出现这么多的魔难。本来这些魔难可以不存在的。
在毕业之前，曾经有同修帮我分析过：有哪些东西我应该堂堂正正的得到，一一的突破，那时就提到了毕业生名单上报的问题，我是有印象的。后来毕业生应该拿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拿到了。那时思想上却麻痹了，知道毕业生名单上报中存在问题却没有针对去解决。后来我了解到：管毕业生上报的那个老师与A关系很好，当时要是把问题提出来，针对他讲明情况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件事解决掉，以后就不可能存在那些麻烦了。那样将给我在这里证实法带来多大的方便啊，教训是深刻的。为什么当时就没做好呢？回想起当时的心态：就是听天由命，反正有师父管，该去做的具体的事也不做了。这是极端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哪！
前两天看到同修们认识到的：“大法要求我们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在修炼中也要求对自己负责，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这么一个生命。”这些好像就是对我讲的。在《转法轮》里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这句话不知看了多少遍了，可是并没有真正领会。师父对学员负责，而作为学员、弟子却不为自己负责能行吗？我又一次看到了法的严肃性。
这就是我三次进京及前后的经历，在遭受迫害的过程中教训居多，尽管其中有好多事没做好，师父还是对我一再鼓励。这就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里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