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3年6月4日】香港民主党立法委员李柱铭率领的代表团一行6月2日正式开始四天的美国游说，游说美国反对香港政府实施反颠覆法。除李柱铭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两位立法局议员涂谨申（民主党）、吴霭仪大律师（法律界代表），记者协会王人杰秘书，以及人权组织「香港人权监察」和劳工组织等的代表。大纪元时报专访了部份代表团成员。
*民主党立法委员李柱铭
记者：23条立法在香港已经进行到了哪一步？
李：23条立法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政府一定要在7月9号立法。其实香港没有需要立这个法，因为香港很平稳，没有人在香港要独立。在基本法中，23条立法权交行政区决定，内容和时间表由香港自己决定，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匆忙立法。基本法有两方面没有完成，它们是23条立法和民主。我们希望先发展民主，然后立法，这样政府一定要向民选的立法会负责。没有民选的立法会，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使命让政府为他们所做到事情负责。
记者：香港政府匆忙立法是受到北京压力吗？
李：一定是。董建华在还没做第二届特首时，也就是2002年的6月，中国副总理钱其琛说过两句话，香港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在基本法23条立法，现在应该立了，不能再等了。另外他说，香港的法轮功不能给他们在香港运作。我想是因为这一番话，香港政府急于立法。
记者：您认为23条立法是针对法轮功来的吗？
李：当然，第一个可能是法轮功团体。但是立了法以后，除了法轮功，可能就是别的组织。天主教主教最近说，今天是法轮功，明天可能就是我们天主教教会了。
记者：董建华在23条立法上起什么角色？
李：基本法23条是让我们特别行政区在七个方面立法，但是没有这个取缔的安排。取缔这个安排跳出了基本法23条。我看不出为什么香港有这个必要立法，如果不是北京的坚持，我不相信香港政府会坚持。
记者：董建华最近批评您“唱衰”香港，您怎么看？
李：这个没有可能。我是香港出生，现在在香港办事，我为什么不想香港好呢？其实就是他做特首六年，做得不好。我们这次来美国不是“唱衰”香港，是“唱衰”23条立法，尤其是政府在23条立法跳出23条的要求，如果说是“唱衰”，是“唱衰”香港政府23条立法的这个法案。
记者：您对游说美国有信心吗？
李：我们是尽最后一点力。如我们不操心，草案在香港一定通过的。因为香港立法会的组成不是民主的。60个议员，只有20个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会为香港人提出反对意见，另外40人一定是支持政府的。这个草案政府一定要通过是一定能通过的，我们只是尽我们最后一点努力，希望透过国际间的强烈意见，说服香港政府或中央政府在某些重要方面做出修改。对香港法轮功取缔的安排是应该取消的。
记者：您为什么要叶太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
李：因为半年前她回答得很不清楚。现在法案说，如果香港的组织从属内地，如果法轮功从属内地，天主教从属内地，那么就有问题了。以前她回答这个问题，她说香港法轮功领导人简先生说，香港的法轮功从属美国的不是从属内地的，那不就可以了。我问那么政府怎么看。如果草案已经成为法律，在我们看来香港法轮功的所做所为是合法的，在政府方面，你能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香港的法轮功有没有问题，她就不肯说了。令我们担心的是，这些安排可能是为法轮功预置的。
*香港法律界代表吴霭仪大律师
记者：请您谈一下法律界对23条立法的看法？
吴：我们觉得23条立法从内容和过程都是很令人担心的。法律界很反对政府现在立法的方式，对这个草案也有很多意见。特别觉得不高兴的是政府匆忙立法，不大听法律界的意见。首先基本法的23条中的所有法律，香港需要的我们已经有了。可能应该改动一下使它更现代化一点。但是我们不是法律真空，不需要再立法，即使是要立法，也要立一个好的法，保障人权的法律，保障法制的法律。政府现在的草案订得不好，所以，法律界出了一本小册子《蓝纸草案为什么不好》。我们把所有觉得不好的都列出来让政府去改进。
记者：请举一两个例子指出23条的问题？
吴：特别觉得不好的是煽动叛乱的定义很宽，单单从言论，没有行动已经可以犯这个法，定罪了可以判终生监禁，最少7年。另外我们很担心禁止香港组织跟内地某一组织有关系。比如说一个组织在内地让中央政府取缔了，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禁止了，香港的组织与内地有关系的也面临被取缔的命令。我们觉得这对一国两制是一个很大的损害。而且取缔香港的组织可以让我们上诉，但是到法庭的这个程序也有很大问题。比如可以不在法庭里提供证据，你和你的律师都看不到是什么证据，这是破坏香港的法制和法庭的程序的做法。所以我们对这两个很担心，我们对香港今后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都很担心。
记者：法律界在23条立法上对香港政府的影响力有多大？
吴：政府应该接受律师界的意见。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政府提出的建议，但是政府没有花时间听法律界的意见。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个主意，我们在下星期的14、15号两天举行会议，请世界不同地方的法律界人士，和学术界的法律人士来演讲。虽然我们说不需要立法，但是我们愿意帮政府的忙，把这个不好的立法改善，希望政府听我们的意见。
*香港记者协会王人杰秘书
记者：请比较一下内地和香港新闻界对SARS的报导，以及23条对香港新闻界的影响。
王：在国内，11月底第一个SARS例子在北京出现，2月份广东才报导，公开一次后，所有的消息在国内传媒都不可以再报导，不光如此，连BB机上有肺炎消息，总机都不给转。这对中国老百姓是不公平的。在香港的中国半官方的媒体为出事辩护，说是为了国家安全，是根据保护国家安全的条例。他们的说法，跟我们谈的23条立法很相近。可以看出，若23条立法之后，相同情况发生，香港可能不能象立法之前这样自由报导。
香港的媒体在SRAS上是尽力报导了，但是香港已经没有那么自由，他们的报导有一些改变，他们对内地的报导比较小心。关于国内SARS的情况，香港是可以报导比较彻底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要是西方媒体在报。等到内地政府改变态度，香港的传媒才开始详尽报导。对香港疫情的报导是比较好的。香港政府反应也是比较慢，有些消息也不愿意公开，但是香港媒体在这方面非常负责任，他觉得应该报的就报，政府做得不好，他就批评。因为国内的情况不同，所以他们处理得非常小心。可以想象立法以后对香港的新闻报导也不会这样自由，所以肯定对香港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