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3年5月18日】这篇文章是一位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在柴堆里完成的，十分不易。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发出。这位大法弟子曾多次进京上访，证实大法，被当地派出所，看守所，村干部及单位工会主席多次折磨、殴打、洗脑、野蛮灌食、强制劳动、非法监视、敲诈勒索等。当地不法恶人并用游街、“公判”等方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以下是这位大法弟子的经历：因江××下令（1999年7月20日）打压法轮功，7月22日，我去北京上访，当地派出所所长王某、村干部等把我从家里叫出来，当时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王负责用警车把我拉到乡里，还有两名功友，下午被押到县公安局。非法审讯后，被诬陷犯了“扰乱社会秩序罪”，被非法关押23天。在拘留所，看管强迫我们20多人看诋毁法轮功的报纸、电视广播；看电视时不让站着，要蹲着排成三行，谁都不许动。因为99年的7月是高温，看完电视后，我们个个都大汗淋漓，腿麻木难忍，一个姓牛的看守挨个问电视说的怎么样？我们都不回答他的问话，因为都知道他让我们说电视上的造谣是真的，他气急败坏地挨个踹了一脚才让回号，其中一个功友说，“大法是正法。”看守就给她戴上手铐，一直到放回才打开。放回的条件也是以“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名罚款200元，我家里的大法书全部被抄。
99年10月份，因为我在上次被非法关押时，被迫写了保证书。我认识到，我的行为是没有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所以在10月份我和姓王的一位功友到一位功友家参加了一次法会，决定再次上访，第二天两名功友先行了，在北京被绑架，押回原籍后，被非法刑事拘留，事发后县里得知我们开过法会，就把所有到会人员绑架了。两名功友被非法判劳教三年。
抓我那天，派出所所长王某、村干部未某，跟上次一样，没出示任何证件，那天抓了三个人，一个人呆在一个屋子里，有乡职工看管，只许站着，女职工给大法弟子洗脑，她们说：“法轮功已被定性，再不准炼了，要为孩子着想，要不孩子上大学，当兵要受牵连，亲朋好友都要受牵连，如果不听劝告，要判上个三年五载的，写个保证书回家吧，要不晚上就要皮肉受苦了。”果然，到了晚上，他们没让我们吃饭，5、6个乡职员男青年，为首的是乡办公室主任、王××，他打的我最厉害，他问还炼不炼，大法好不好，我说还炼，好。他就无数的耳光向我打来，打得我头晕眼花，脑袋发胀，倒在地上，他还让我站起来，继续打，还有一个乡职员，他用拳头打在我的胸膛上，用脚将我踹倒在地，我眼睛、嘴都流出了鲜血，其他人怕他把我打死，才动手把他拉开，直到我不再理他们了，站着不说话了才罢手，把我们三人各打了一顿后，叫到一个屋子里站着，又有其他看管人员让我们把手举起来，呆好长时间才让放下来。
他们还让我们三个互相打，但我们都不听他们的，整个晚上都不让休息，有时乡干部也到屋里看看，但他们对此种行为并不制止。
第二天早上，派出所开车把我们三个拉到所里，派出所人员王××逼我诋毁法轮功，我拒绝了，又有乡里派来的男女二职员做洗脑工作，还是那套，并威胁如果不“转化”就把我们送到县里拘留，又过了一天，他们没有得逞，晚上派出所又开车把我们拉到乡里，其中有一个职员和我是同村人，他让我们三个把手举直，有时直伸向前，让我们一脚放在前面的椅子上，一只脚站着，他戏弄说这是让我们“炼功”，好长时间不让下来，胳膊、腿疼痛难忍，有其他看管的善良人说让我们下来，他还不肯。有时休息一会，就有人说让我们三个三点一线面墙站，不准睡觉，直到换班时，另一个人同情我们，才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晚上，派出所早上又开车把我们三个拉到派出所，现在乡里已经绑架了十多个大法弟子，在其他房间里进行折磨。其中有我爱人，他们对男的打的更厉害，因“转化”我们三人没得逞，下午便把我们押到县公安局，被诬陷犯了“扰乱社会秩序罪”而被非法拘留。两天后，派出所又送来一个乡里关押的功友。她姓赵是另一个村的大法弟子，因其他在乡非法关押人员，都被家属打骂和乡里一顿狠打后，被迫写了保证书而放回家了。只剩她一人，被送到拘留所。我看到她的屁股大腿都被打的青肿多处，不能躺又不能坐，只能趴在床上休息。
在拘留所里，20多名功友要求炼功，并要求无罪释放，在晚上我们只要炼功就立刻招来一顿皮鞭的抽打，有的功友被戴上了手铐，有的两人一铐，都铐右手，一个朝前一个朝后，走路、吃饭、睡觉、大小便很是不方便。我的手腕被铐出了水泡。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开始不吃饭了，两天后仍坚持要炼功，晚上，有个功友被叫出去，因为是冬天，又两天没有吃饭了，看守让一位功友跪在值班室的地上，把手伸直向前，上面放上一根木棍，说掉了就打她，由于天冷饥饿，不一会她便晕死过去，看管把她抬到室外放着，报告上级去叫医生，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她才慢慢苏醒过来，医生到了，她已醒了。她姓刘，是名女大法弟子。另一名功友因炼功，晚上被看守铐在院子的小树上就不管了，也是因两天不吃饭了，又饿又冷晕死过去，到她醒过来，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看管才把她拖到号里，因为她被冻的已经站不起来了。此人姓吴，女大法弟子。二者都已40多岁，她俩因饥饿与迫害出现晕死的事后，公安局在第四天晚上让各乡派出所把看起来身体比较虚弱的功友秘密拉到了各乡镇派出所看管。只留了我们五六个人在县拘留所。
绝食五天的上午，县政法委、公安局才开始问话，并说我们再不吃饭马上就强行插管灌食，我们都看到医生已经来了，灌食的用具也放在值班室的桌子上，一位功友在所长问话时反映了情况，要求他们把所有手铐打开，允许炼功，并让他给公安局反映，要求无罪释放。随后他们把手铐都打开了，所长说：“谁要再不吃就灌，还要押到看守所去。”就这样我们几个吃了饭，以后炼功也没有再铐，又过了10多天，我才让村干部接回家。这是村干部保释的。县罚款200元。村干部又带我和功友去了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又让家属第二天交了1000元的保证金（王××接的，没打条子），办非法拘留一个月。
1999年农历12月22日，我村三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去上访，在她们走的前两天，我因为开国际人权会时，证实大法，维护自己的人权，联名签了字，她们三个被抓后说出了此事。她们被抓的当天晚上，派出所、乡、村干部到我家来盘察，问我现在思想如何，我说“坚修大法”，一个派出所人员，打了我两个耳光，骂着就走了。到第二天，她们查出来上访的都是我的亲戚，就一口认定是我鼓动去的（其中包括前两次和我一起被拘留过的姓王的功友），所以派出所干警，村干部拿着铁锁、镐来到我家抄家，派出所干警王××，把我叫出了屋子，让我跪倒，把我的双手铐了起来，还打了我两个耳光，没人出示证件。我家只有我自己。王将我劫持去村大队，乡里的恶人们开始砸我家，真是砸了个净光，连饭碗都砸光了。损失2000多元。王让我跑，他还拿一棵蒺藜抽打我。不一会他们又把姓王的功友也绑架到了村大队，全体乡不法人员到齐以后（他们把我家砸了后，又去了其他三家砸了一会儿）才用车把我俩分别用车拉到了乡里。来到乡里，王把我俩吊在晒绳上，一人一方，我的脚下全是积雪，王先是打我们一人一顿耳光，后又有乡不法人员4人轮流打我，有时两人一起踢打，还让我骂大法、师父。出了一阵气才肯罢手。刚打完，王从办公室出来把我叫出去，让我说出所有联名签字的人。为此签字人员都被乡里在集市上挂上牌子游斗，并处以罚款，写“保证”，非法关押数日，狠打一顿才放回家。
23日下午派出所才把我和功友拉到县公安局，和我那三个亲属一起被诬陷犯了“扰乱社会秩序”，被行政拘留。在公安局询问我时，派出所人员逼我，还有公安局一公安人员让我说他们三个进京上访是我鼓动去的，我不承认，确实是她们自愿的，两个人便打了我一顿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
非法拘留一个月后，我们五个才分批由家属接回，并罚款500元（条子上写了300元）。回家是2000年1月21日下午（农历）。到了晚上九点多钟派出所王××和村干部未××到我家，说让我到乡里去一趟，没有出示证件，他们把我和其他4个功友又一起绑架到了乡政府。
到乡里后，他们让我们五人站直不准说话，恶人中还有信访办毕某，还有一个坐在我们的对面。而后有一人不知是办公室秘书彭某还是苏某，因是晚上又不认识他们，他俩其中的一个挨个打我们，那个姓王的功友和我挨的最多，他们问法轮功好不好，说好就打，打的我两眼晕花，脑袋发涨，倒在地上还让起来，起来还接着打，……不一会又有一个乡里人员不知叫什么，他让我光着脚在地上站了好长时间，还让我跪在一位功友面前让他打我耳光（因为她是我母亲），让另一个功友用木棍抽我（因为她是我大姐）说进京被抓是我害的。乡里就这样逼我们，以报私仇，因为乡里人说：因为我们上访，他们没不过好春节，现在要出出气，报报仇。后半夜才让我们五个挤在一个沙发上睡觉。乡里人就这样善恶不明，到现在也不知道真相。
第二天，乡里不让吃饭，有家属给往乡里送，没有水用，也不让我们五个互相说话，白天有女职工给洗脑，逼我们诋毁大法，其中信访办公室主任专迫害法轮功，他姓李本乡人。他说：“现在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如不彻底转化，就是家破人亡。”还有一位姓王的乡长说：“如若再炼，就把你们弄到水库里去喂了虾、鱼吃，要不到大山里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让你们默默消失，就说你们炼功走火入魔自杀了。再不就把灯关死，脱光你们的衣服，用针扎。”那姓毕的说：“你们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李小龙说：“你们几个不在家里呆着，村里人说就用石头砸死你们。” 不法恶人非常嚣张。几天来我们五个一直挤在一张沙发上睡觉，白天有乡里人看着清理他们放了一年的所有垃圾，平地基。在到乡里十来天时，家属把一岁的小侄子给弟妹送来，用亲情来折磨她，那天乡里还把我弟妹、姓王的功友晚上叫到很大的大会议室里睡觉，只是合衣而睡，一岁的小孩怎么受得了如此的寒冷，弟妹抱着他哭，孩子拉了一裤子的大便，又冷又凉，我们三个看着哭得不得了的孩子，不禁都哭了，乡里人看着不动声色。在大会议室内睡了两天，才让我们又上了那个有沙发的屋子里，那两个功友是白天去，晚上回家。又过了些日子乡里才给我们三个安排了一个房间，一张床位，吃饭还是家属送。在乡里非法关了我们50多天，一直都是清理卫生、给乡长、书记洗衣服，给乡政府印各种应用资料，到村里平路。在这段时间里，乡里对全乡炼法轮功人员分别处以罚款金额不等，有1000元、500元、200元、100元的，总共高达五万多元。乡书记姓于，40多天后还是乡主管李某及乡领导逼我和王做了违心的表态，并罚款1000元（说是保证金），才叫家属接回家的。当时，自己有很大的精神压力，而且还得每天到乡里报道一次，也去了很长时间，后来是自己不去为止。后来，李因转化法轮功“有功”，被调离提升，姓于的也被提升为县长。
经过8、9个月的思想斗争，我又重新站起来。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自己不能助纣为虐，要对社会负责，对善良的中国人民负责，揭露江××之邪恶。于是再次于2001年1月上旬和前两次被拘留过的姓王的功友去天安门证实大法，后被绑架，第二天公安局接回原籍被非法刑事拘留。在那里还有一位功友已经被非法关了3个多月。我们在看守所里剪粘鞋垫的布条，每天干活10多个小时，公安局也多次来询问我们是否被“转化”，不写“保证”就不放人。两个多月后，我们要炼功，姓张的看守所所长立刻骂我们，并威胁：谁要炼功就把她铐在铁门上，并用2尺多高的垃圾筒扣上。我们三个听了不再吃饭。第二天早上，管教问清了情况，让我们先打饭，说炼功再说。我们没有打饭，一个姓李的管教就让我们三个跪在走道里面对着墙，姓王的功友支撑不住，晕过去，一会儿又醒过来。我们跪了半个多小时，起来后，我左半身也不听使唤，面如死人，身体冰凉，躺在坑上好一会才好些，第四天，县公安局来了几次领导人，还是要我们放弃法轮功，我们三个没有答应，晚上8点多钟才让家属把我们三个接回家。那里的女管教都说我们瘦的不成样子了。
回家10来天，身体刚刚恢复，4月22日中午，派出所一个姓吴的，还有另一干警到我家说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丈夫答应了，他们便把我和那个姓王的功友一起拉到了派出所，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任何理由，到派出所里关了一个多小时，便把我俩又拉到县看守所去了，姓吴的跟看守所所长说把我们俩交给看管，就开车走了。所长问我们怎么又来了，我俩如实说：什么都没做，刚刚回家这么几天，是被骗来的。我们要求放人，让所长反映情况，我俩去后4天滴水未进，到了第4天晚上，派出所所长开车去接人，他们让家属去接，家里哪还有钱去租车，一趟100元，所长才气狠狠地把我俩接到本村大队，由家属接回家。这次被绑架，大队书记说他们都不知道。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村又有三个功友到北京证实大法被绑架，押回本县被非法拘留。本地区的就叫全县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书”、“决裂书”，我和姓王的功友没写，于是在5月3日下午由大队全体干部、乡干部（派出所的王××和姓陈的干警负责）在场把我用警车拉到乡里，王和陈到我家说让我到乡里“610”办公室，我不肯去，他们就强行把我带走。乡里共抓了10多个人，分两地站着，没在一个房间，不准说话。到了晚上，县长和其他县干部来到我呆的屋子，骂大法和师父，我善意地说，不要骂人，善恶会有报应。派出所所长王某也在场，他当时就给了我两个耳光，还说先报应报应你吧！随后，县长说要“炼炼”我们，让乡里的人捡来2斤重的砖头，让我们把两臂左右伸直，手心向下，一只手背上一块砖，谁掉了就打谁，由于时间长，我支撑不住把砖头掉了，又挨看管人员一顿耳光，后继续拖砖。
他们看我也是竭尽了全力，实在拖不动了才让我俩休息，坐在椅子上，这已经是后半夜了。第二天，有两个功友写了“保证书”放回家了，剩了我们七个人，白天站着不让说话，晚上在椅子上休息，两天也没吃饭。第三天，在中学开了“公判大会”， 将我们背铐着，挂上大牌子，县里开来不少车，把三个上访的大法弟子也从拘留所拉来一起“公判”，那时她们已经6天滴水未进了。他们还给我们录了像，好大的会场，那么多人看，我们分别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判行政拘留与刑事拘留，我们七个是刑事拘留。公判完以后，两个干警押一个，把我们分三个卡车拉着，前面是带喇叭的车广播，地区、县委领导们的几辆车打头，还有3、4辆摩托车是行警大队的。这样游斗了百八十里地，经过了好几个乡镇，都有标语，还有学生集体喊诬蔑法轮功的口号，最后把我们七个拉到了看守所。去后，我们要求无罪释放，拒绝吃监狱的饭，因为我们没有罪。
第二天早上，管教让我们跪到走廊里，一个姓刘的拿皮带挨个抽了一顿。随后把姓王的功友叫出去，踢倒在地，有人按着用铁条挠开嘴灌了些猪食，把她的嘴弄成了重伤，而后是我，所长把我踹倒，一个犯人按着两腿，两个犯人按着双臂，所长踹着我的脑袋，两个犯人用铁条撬我的嘴，被撬开后灌了一嘴猪食才放开，我的两排牙被撬的向里抠了进去。牙床肉都烂了。灌完后，他们将我拉到一边躺着，我疼得不能动，大口大口地吐血，好长时间，他们才让将我俩抬到号里。中午他们叫来了医生给我们几个强行插管，灌了些奶粉，让我们坐在院子里呆着。
到了下午，他们又把我用车拉到了县电力大厦，女职工看着我，和我睡在一个房间，到那的第一天晚上，为了让我吃饭，而后再进行洗脑，她把我弟与他的侄子呼来，在饭桌上进行恐吓。他的侄子也一边帮腔，说她们这样的放回去不行，她才不会说不炼呢。还骂了大法、师父一些话。我没有吃饭，我的口腔受了重伤，失去了知觉，嘴都肿着，不能吃东西。
第三天，他们把我拉到家里让我吃饭，并骗我说，你在家吃饭就不回大厦了，回家我也没吃，他又把我拉到县大厦，进行非法监管，6天以后我才吃了一点饮料。我知道他们这次不会轻易放我。大厦工会主席及其他成员不断地给我洗脑，让我看诬蔑法轮功的书籍，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报告录像，最终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工会主席隰某阴险地威胁：如果我不在此处转化，到别的地方转化了，他让他的兄长、儿子、侄子不放过我，除非我永远坐牢。这样，一个月后，县里定好了要把我非法判刑，说是送到某劳教所去，我做好了被判的准备。在6月8日晚上，看管我的那两个人都到外面玩去了，10点多了也没回来，我便悄悄地离开了电力大厦。她们发现后，立即追捕，还全县发了“通缉令”，我在外面躲了一些日子，白天睡在柴堆里，成天不敢找饭吃，真是饥寒交迫。
有一天我悄悄回了家，在家里也是躲在柴堆里，不敢见任何人，县、乡、村还有工会主席隰某的家属不断来我家暗察，一天，隰的侄子在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来到我家看看家里有没有人，还用砖块打碎了我家的窗玻璃。我看见他了，一段时间里，都是丈夫悄悄给我送饭。
农历的8月12日，我发现隰的家属对我家开始严密监视了，晚上有人盯哨，白天他的侄子要来我家二至三次，来看动静，我只好躲在屋里的大衣柜里，不敢露面，因为丈夫还要去地里干活，有一天隰的侄子还打开了我家的门锁到屋里察看，我听出了是他。（丈夫说他在地里，没回来过）。到了农历8月5日，我觉着他们对我下手了，我在早上悄悄地离开了家到别的地方去了，出了家门，我白天躲在一处，隰到我家去发现没有了我的动静，便四处查找，他又找我躲的地方，我也发现了他，就在5日下午4点多钟我趁机离开，在他们的追捕中我摔伤了双脚，一点路都不能走，我忍着疼痛爬到了庄稼地里。果然到了晚，大队派了不少人和隰家联合在村子外面追我，我看得到他们，能听到他们说话。我爬了2里路来到一个密处，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可那两个是大队派的人，我给他们善意地说明情况，他们把我放了，到了7日的晚上，才有善良的人用车把我捎到外地。
我现今远离了家乡，流离在外，睡在柴堆里，两脚至今还肿胀疼痛不能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