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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3年3月28日】我出生在中国，在台湾长大，住过许多国家，1966年我跟我先生从欧洲又回到了南美。可是这次我的孩子们都留在欧洲念书。当时的情况使我不快乐，我的生命好象没有什么意义。我是一个艺术家，可是突然我画不出画了，似乎灵感远离了我。1999年初我开始想回到欧洲继续我的艺术生涯。我打电话把我的想法告诉柏林的一位朋友，可是她谈来谈去都是关于一本书。她说中国大陆有好多人在学，有一位师父。我告诉她我不感兴趣。虽然我一直相信天上有诸神，可是我在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中可都没看到这点。
我终于在1999年2月去了欧洲。在我离开那天我的朋友送我到飞机场并且一定要送我几本大法书。我很不情愿地收下。我放到包里，就忘了他们了。我在飞机上看完了所有身边的读物还睡不着，突然看到包包里的大法书籍好象黄黄的在发光。在后来将近10个小时的行程中，我看完了《法轮功》及《转法轮》。下飞机前，我知道《转法轮》我还得再看。我当时想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书上所论述的，可是我有一个愿望，想知道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 我开始读《转法轮》。在读的过程中，我心中发生了一个变化：离开南美去欧洲的想法消失了。其实消失的是对名及被认可的执著。这都是人类社会的艺术家们所追求的。当然随着名而来的是利。这都是降低心性的。突然我对有没有人看我的画及他们的赞赏不再执著了。当人们给我的赞美对我没意义了，甚至于我听到了感到不舒服时，我知道我变了。可是那时我还不算是个修炼者，我并没有明明白白地去我的执著。那时我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执著等着我去去掉。 两个月后，我父亲去世，我回台湾奔丧又经过了欧洲。我找到给我书的朋友，因为她无法解答我提出的大法问题，就带我去一中国同修的家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真正修炼的人。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太好，太善，太爱帮助人。这是我一个常人的看法。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大法书籍。他们给了我好几本书，又不收我钱。我那时常人的一面很强。我回家后继续看所有的书。看了一阵，自己慢慢的感到很得意，自认为自己真修的不错，看那么多书又自己一个人学功；只做喜欢的，第二套功法太长跳过去。第五套做一半也觉得不错。一个人满好的，当时在阿根廷没有人修法轮功，我也不想跟任何人分享。我那时真不知道法轮大法的精深以及我对他的认识是那么的肤浅。 几个月后，我去了欧洲。我按传单上的联系人给一位华人学员打了电话。我去了她家，没想到这一去改变了我的一生。到了她家，看到电视开着，讲话的那位先生好象是书上师父的照片。我那天才知道有9天讲法录影带、师父教功录影带、炼功带、炼功音乐、更多的经文等，各地炼功点以及明慧网。回到阿根廷我立即把两个月前买来的电脑打开，找人学上网。慢慢地我明白了许多，也意识到自己对法理解得很浅。那时是1999年的6月。 一个月后我早上醒来看到报纸一大篇关于中国禁止法轮功的消息。当我看新闻时对自己说。这是我炼的吗！这是我第一次了解法轮功在中国近几个月的情况。报导中有一段是当地记者访问一位阿根廷的亚洲专家，问他阿根廷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他回答说据他所知阿根廷没有。我立刻想，可是我就是呀。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想我第一次看完《法轮功》时另外空间的我已经知道法轮大法所含的深奥的意义。 有一天早上，差不多醒时，我听到一个声音问我：离开大法好吗？我立刻感到无名的恐惧，并且马上叫出“不要”！这时我抬起手臂，想把问我的声音推开。我也立刻醒过来，那时心中还感到怕，怕离开大法。我对自己的反应及对大法的坚定感到惊奇，这是我内心深处的反应，没有一点丝毫的犹豫。我高兴了一会后，提醒自己我是属于可以自由修炼的。这么说太容易了，可是如果我在迫害中我会怎么回答？我想很多同修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从那天开始我很自然的说“师父”这两个字。我明白的这一面接受我的师父所教我的每一句。从那天开始，我只有一位师父了。我做了选择。那么现在我又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洪法，建立炼功点。虽然做错了很多事，从中我却得到提高，看到自己的执著。建立炼功点的责任很大。我那时对法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可是只有我算是位“老”学员。常常我怕说错话，做不好，无法帮别人得法。我必须加强正念，抵制旧势力不同的干扰。我参加了200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法会。大约有4000多人参加。回去后有学员问我有没有碰到修得很好的，我说：“有，有3999个。我们得多学法。” 当我一开始真正修炼，我先生突然变得对我特别好。之前他最高兴我忙我自己的。我曾经老是抱怨他不在家。可是他突然要和我计划周末的节目等等。这对我参加大法活动来说，似乎成了干扰。每次我出国参加大法活动，常有事故发生。这次也不例外。在我决定来日内瓦的那一天，我先生将腿摔断了，要打一个多月的石膏，行动不便。我和他谈论我来日内瓦的可能性。他很支持我来，说他会想办法料理自己。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情的考验。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只要我心为了大法，任何阻力，无论情况如何，最后都会有变化。只要把法放在第一位，其他的都会得到解决。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而心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改变。 去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墨西哥举行。有人建议我参加在墨西哥正法活动。我第一反应是不去。在西语系国家洪法及正法都不容易。学员不多而且我知道会有心性的矛盾。日期正好也是我女儿的婚礼。我告诉大家因为女儿婚礼我不能去墨西哥，心中暗自高兴这么巧。婚礼前三天，正当我准备去法国参加婚礼，女儿打电话告诉我，她不结婚了。我第一个思想就是，那么说我得去墨西哥了。我把机票改了。后来知道这次活动的重要性。 我认为参加女儿的婚礼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心里高兴，其实是有意避开了矛盾。因为我懂了师父在《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每次大法活动也是我提高自己的机会，我显然需要这样的机会。机票改了后的几天，我学法时一打开书，总是“提高心性”那一节：“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我本来自己老想打开到这一页，大概是书的装订的原因，可是坐计程车往飞机场时，打开袖珍版的《转法轮》又是这一页。这很明确的告诉我，这次活动的目的不只是正法，而我得看我自己的心性。其实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在给我们自己做。谢谢师父。 当我看我自己时，感到我对常人的慈悲。当在讲清真相的时候被蒙蔽的华人对我大骂时，心里很祥和，充满了慈悲，我为什么不能同样的对待同修呢？师父在《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又说：“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当别国同修要我翻译一些资料或援助活动，有时我会感到不耐烦：“为什么问我，我有那么多的事，再说我的西班牙文又是我会的语言中最差的。他们为什么不找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呢？”这种想法都是因为没有善。当我做完一件事，其实我的收获是最大的。 亚太会议前不到两个月，有同修问我能不能做西班牙语讲清真相的杂志。时间紧，我又没有经验，可是我知道没有人能做时，我决定来做。当然时间是很紧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时间的问题，压力很大。我和唯一答应给我赶印的一家公司商定，两个星期内印好。之后，我匆匆忙忙的离开了阿根廷去了墨西哥和其它国家。两个月后我回到了阿根廷，没有见到印好的杂志。我开始向内找为什么会这样？我找到我因为忙及疏忽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于是我又联系了另外一家印刷厂。我们希望在这次联合国人权大会前能印出来。 上个星期杂志赶出来了。我们当时很高兴，可是仔细一看，愣住了，发现有错字，其中两个是大错。大家意见不同。有的认为没有办法，有的说这样不行，至少必须得想办法改两个错。我们决定动手改错误，而不要再抱怨或批评。一共有3000份。我带来一些几天前改好的杂志。常人看来，手改3000份杂志是不可能的。大法弟子却能做得到。当然如果没有印刷错误会更好。可是我们从中提高了对法的了解。我的错误是因为对时间的执著，没有在印刷前全部再仔细地校对一遍。同时也反映出我缺乏对其他学员的信任，我信赖设计师较同修更甚。 我没有做好协调工作。这给了邪恶势力钻空子的机会。那些认为手改3000份不可能的学员也发出只要我们有这颗心，什么事都可能的一念。其他没有走出来的学员看到这个情况也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在改错时，大家相互配合，成为大法的粒子。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我们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很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解法》中说：“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著。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众笑）不起来不行。” 这句话好象就是对我们讲的。由于南美国家对进口书籍有法律限制及其它有关因素，我们已经在准备印《转法轮》。这次经历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避免下次人为的错误。阿根廷学员表示：“我们一定要象一个真正的大法粒子一样，做好发行《转法轮》的准备工作。”不能因为任何执著做错事。因为路费关系，没有一个阿根廷学员能到法会来，可是我们知道他们在改杂志时也就是在提高。 （2003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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