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3年1月13日】这时我们开始写申诉材料，教养院怕恶行曝光，不让我们写，把我们写的全搜走，还搜我们的身，我们就全到大队长办公室要求给我们写材料的权利。王艳平说让我们跟所长说，午后所长见我们，但是下午出工后，所长周芹并不是见我们，而是把李冬青和王满丽怒斥一顿后送到二中队，我们其余人还坚持见所长，要求我们应有的权利。晚上，恶警把我们叫到会议室，我们都等着，突然大队长叫我的名字，让我去办公室，我站起来，就来到了办公室，到那一看，所长周芹、指导员张红、大队长王艳平正等着我，我一进去，她们就站起来了，就劈头盖脸地怒斥我，用手点我的头，推搡我，因为我比较瘦弱，几次差点推倒我，连喊带叫。面对这凶恶的场面，我没有一丝的惧意，我平静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她们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非常惊讶，你们做为领导，我不相信你们会有这样的表现，有失你们的身份。看我这样一说，她们平静了许多，我就跟她们说，请允许我们写材料，我们想申诉师父和大法的冤屈，申诉我们的冤屈，我们有这个权利。因为她们从我床下翻出了我写的控告江泽民的材料，她们就指责我，说我没资格告江XX，我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公仆，党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国家主席作出的决策违背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那有错就得改，如果我们不申诉他怎么改呢，而且申诉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我非常善意地与她们讲道理，最后她们没话说了，就答应了我。回来后，我告诉功友们赶紧写，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时二中队功友把大湖区讲法的一部份带给了我们，正好这天晚上，传到我手里，我只看到后部份，因为前面没有了。我看着师父的法，禁不住热泪涌流，在这邪恶的魔窝里，能看到师父的法，感到那么幸福。因为我们长年与普教在一起，又不允许接见，师父的新经文和讲法我们都见不到。看完后更清楚揭露邪恶的重要了。姜伟最先看到这个讲法，看完后立即不干活了，悟到不能再顺应邪恶了。我们也都写材料。可是我们没等写完，王艳平和陈秋梅又一次搜我们身，搜我们写的材料，从张秀英身上收到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她们就以此为由关张秀英小号，我们就全部去找大队长，要求放张秀英。王艳平让我们等她与上边商量，二零零一年四月六号这天，她们把姜伟找去，王艳平还打了姜伟两个嘴巴。姜伟回来后，其她功友又去找王艳平，我没有去，我想邪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与她们讲理已没有用，准备绝食抗议，当晚，我们三分队十四名功友开始绝食，不出工，要求见院长。四月七号，我们提了五条要求，一，禁止打骂体罚，释放张秀英。二，给我们人权，给我们申诉权利。三，允许我们与家属接见。四，撤销包夹，享有我们应享有的一切待遇。五，到期释放。让院长答复。这时，二分队的功友也开始绝食，可是我们没有见到院长，却见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男警察，教养院象大敌来临一样，为对付我们，带来一批男恶警，我们被强行分散。
我被送到二中队，刚到二中队走廊，就听二中队大队长盛影恶声恶气地对包夹喊，对她们要狠，不能客气。到这里，我继续绝食。四月八号，盛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五条中答应你四条，但给你师父鸣冤这一条不能答应你，我说我还坚持，我一定要求给师父鸣冤这一条，她就让我回来了。过一会，又让我去，办公桌上放着两个电棍，盛影还问我坚持不，我说还要坚持。盛影拿起电棍，让另一个队长王广云帮她，开始电我，我抓住电棍对她说，你不要这样对待我，这样对你自己不好，盛影恶狠狠地说，我知道，我就是要给你当魔，我就坚决抵制她对我的迫害，这时我的外衣被拽掉，上身仅剩内衣，这时她们叫来两个普教，把我带到一空屋里，把我两只手铐在铁管上，继续电我，我的一只手又从手铐里抽出来，她们又重铐紧我的手，继续电我，我坚决不屈服，每次问我，我还是坚持。后来她们累了，坐在了椅子上，不电我了，这时我流下了眼泪，就对她们说，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的，如果我死在你们手里，你们会不安的，而盛影却说：“你死吧，你死不死是谁儿子，我不会不安的。”看着这毫无人性毫无善念的恶警，真为她悲哀。她们看我实在不屈服，就走了。让两个包夹看着我，把玻璃用纸全糊上。晚上来了一位领导，年龄比较大，她看了看我，这时我的脸上、嘴上、头上还有脖子上都是电击的伤痕和大泡，就对我说，你吃饭吧，明天我和你谈，她走后，普教骗我说，这就是教养院的头，我就吃了饭，准备第二天与这个人谈。可到了第二天，我并没见到这个人，而是所长周芹见了我，而且还是不给我给师父洗刷清白的权利，不允许写材料，我知道她们骗了我，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表面很平静，但恶警们感受到了我内心深处的力量，最后我说，我还要坚持的，她们也害怕了，让包夹紧紧地看着我。我真正感到了她们的卑鄙，但我也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回给师父洗刷请清白的权利，我还要求见领导，因为我已经吃饭，就没再绝食，我想邪恶已无可救药，我绝不会再纵容它，舍去我的命，也要要回给师父洗刷请白的权利，队长告诉我领导现在忙，你再等几天。
这时教养院找来我的家属，母亲已认不出我，短发，加上别人给的不合体的衣裤，鞋子，妈妈和我的每一位亲人都失声痛哭。我明白教养院想用亲情打动我，这次我出奇的平静，其实我平时最爱哭，连队长们都知道，有时找我谈话，我一句话也不说，就是默默地流泪，可这次连我自己都惊讶。我告诉母亲，妈妈，您不只我一个孩子，没有我，您的身边还有，我也不想离开您，我是被逼的。我的亲人痛苦地离开了教养院。
这时我在去厕所时见到了谢宝凤，她还在绝食，因为我们被分开，没有说话机会，这时大部份功友已吃饭，她看到了我被电棍电击的伤，她愤怒了，教养院不但不答应我们的正当要求，还凶残地把我打成这样。后来所里答应我给我这个权利，允许我写，我就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写了一份材料，说明师父和大法的冤屈，揭露我所遭到的迫害。但这时对我们更加限制自由，我和功友们都隔绝了，没有说话机会，整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我一起来到二中队的功友田利，恶警一直把我与她分开，她也一直坚持，所以教养院也骗她说等着研究。而我一直没法与她们沟通，以为也答应了她们，所以每天只是默默地干活，我身边三个包夹，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而且我的包夹是中队领导的心腹，专门监视我的，我从不与她们交谈，内心的那种孤单可想而知。本来我的性格就比较抑郁，好伤感，此时此刻，我真感到了伤痛，只有背法的时候才感到宽慰。在教养院的每一天，我都没有忘记背法，在我最痛苦、最寂寞、最伤感的时候，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安慰。
半个月后，一次分队集中，我终于有机会与功友说话，谢宝凤告诉我还应该找教养院，院部也该给咱一个答复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只答应了我自己，对其他人是说等着院部决定，这时我悟到我们是个整体，我们都有这个权利，这是针对师父和大法的迫害，只答应我自己不行。我立即找到队长，队长说不是答应你了吗，我说我们是一样的，答应我为什么不答应她们，麻烦队长问一下院部，我想知道结果。五月十三号，所领导找了我和谢宝凤，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又一次言而无信，不但写给师父和大法鸣冤的材料的权利不能给我了，其余四条也都有附加条件，几乎什么也没答应我。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太了解马三家教养院的邪恶程度了。听完这个结果，我非常平静，我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听普教说三中队又开始强制“转化”，用体罚和电棍等酷刑逼功友。我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禁止打骂体罚，教养院不但不收敛恶行，继续行恶，她们虽然没再对我施暴，但我也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功友被迫害而坐视不管，“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忍无可忍》)如果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岂不是又一次被邪恶得逞了，邪恶还得继续有恃无恐，我们岂不是又一次纵容了邪恶？我宁愿付出我的生命，也要制止邪恶。直到此时，师父新经文和新的讲法我只看了《忍无可忍》，《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还有《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后部份，我只会背《忍无可忍》，后两篇只看一遍就传给了别的功友，只明白了大概，因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为证实法所做的一切都要考虑到为法负责。
马三家教养院已经邪恶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我开始绝食，不出工，恶警盛影就逼我出工，我坚决不去，盛影就让包夹硬把我背到车间。到车间后，包夹坐着，把我按坐在她前边，把我搂进她怀里，两只腿夹紧我，两只手紧握我的手，让我动弹不得，她就在车间里这样搂着我，我根本无力挣脱，我感到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后来包夹把我背下楼，送我到卫生所灌食，我一直绝食，身体越来越虚弱。
到第十天时，中队指导员李书环晚上八点，把我叫到办公室，不让我睡觉，逼我吃饭，用荒谬的言论轰炸我，骗我说她瞒着院部，她让我写，她为我承担责任，我知道这是骗我，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为我承担责任的，我只是在要求属于我的权利。一直折磨我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我虚弱的身体已难以支撑，然后她又找来四、五个普教按住我，李书环捏住我鼻子，硬灌，我挣扎着，差点憋死，我更看清了教养院的邪恶，这时队长带我去医院体检，我的各器官功能开始衰竭，走路已费力，四肢无力，每天白天都在卫生所里躺着输液，鼻饲插管经常有血迹，里面都破了，每一次插管都非常痛苦。晚上回到号里，普教都出工了，只有包夹看着我，队长告诉包夹我的一切都要记录，连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录，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只是静静地躺着，衣服都是功友给我洗，连内衣都帮我洗。
沈阳的五月份经常刮风，我一个人每晚只听到外面狂风摇曳，包夹轮班看着我，二十四小时监视，她们坐在我的床头，晚上再困也不允许她们闭眼，我好像感受到另外空间的正邪较量，狂风尖厉的吼声，我感到周围邪恶的阴气笼罩。有时队长找我谈，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她们跟我说你提出的五条我们答应你四条，就是给你师父洗刷清白这一条我们无权答应，我说我个人的利益还好说，但做为师父的弟子，师父遭到这样的冤屈，我却不能为师父鸣冤，我活着就没有意义了，我必须要这个权利。我每天闭着眼，静静地躺着，医生不断地告诉我，说我时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劝我不要坚持了。此时此刻，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的恐惧，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我九六年才接触大法，所以没有见过师父，这始终是我的遗憾，我默默地对师父说，徒儿为大法，死而无憾，可是徒儿多么希望能在人间见自己的师父一面，多想参加那壮观的一刻。我常常泪流满面，有时感到那么孤单、无助，当我出来后，看到明慧资料，国外的同修一直声援我们，国内的同修也在帮助我们，我非常感动，亲爱的同修们，让我真诚地向你们说声谢谢，是你们的不停声援，使邪恶有所收敛，减轻了我们的压力。我就是在你们的帮助下，在我绝食第十八天的时候，我已生命垂危，教养院妥协了，院部答应我的五个条件。我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争得了为师父洗刷清白的权利。
六月一号我开始吃饭，刚三天，我的体力还没有恢复，李书环就让我出工，我连走路都费力，还得干活。这就是邪恶的马三家，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得逼我们干活。
因为我们五个条件里有到期释放，而我是三年，还没有到期，而我中队的功友也没有到期的，而到期的都不和我在一起，我无法与她们沟通，我要想办法让教养院兑现对我的承诺，解救那些已超期到期的功友。
七月份，我的身体已基本恢复，我们中队有一个功友八月份到期，我就让这个功友去找中队领导，到期释放，这个功友去找大队长盛影，大队长告诉她说，辽宁省有个试行文件，对法轮功不“转化”的加期三至九个月，我一听，这又是针对大法的迫害，既然是试行，就不能让它试成，告诉它行不通，坚决抵制它，任何人任何文件都大不过国法，到期释放是法律的文明规定，有法不依却制定什么文件，这不是又变招迫害我们吗？我就写了一份材料，抄四份，一份给朱榕基总理，一份给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一份给辽宁省长薄熙来，一份给辽宁省副书记张文越，说明师父和大法是冤枉的，我们是冤枉的，和我们所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到期释放问题，必须解决。八月一号，我交上了材料，队长说你慢慢等回音吧，我说辽宁整风中不是有一条，接到群众举报解决问题不超过七天吗，不能总拖我们。同时我也鼓励其他功友写，这时我又看到了《走向圆满》，能看到师父的法，是最幸福的事，更坚定了我战胜邪恶的信心。
这时我身边的几位功友，认识也都上来了，也都写，认为应该抵制邪恶，我的材料交上一星期后，队长告诉我，你的材料写的很感人啊，上级领导已考虑，到期的准备放，李淑珍这一两天就要走了，三中队也放两个。李淑珍和另两个功友真放了，队长说咱中队到期的也放，她再不提试行文件，但说我中队这位功友绝食加期了，我看穿了邪恶的花招，不提试行文件，但找别的借口给我们加期，我说我们绝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促使我们绝食的人不受处份，却要处份我们受害者，难道法律所要保护的是暴恶，惩治的却是善良吗？随便就可以找个借口给我们加期，那我们与无期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还不如无期犯，因他们有减刑的可能，我们这不是被判死刑只是不立即执行吗？另外那么多到期的为什么只放三个，到期的就都应该放，我悟到我们是个整体，大家都应提高上来，我就想办法与其他功友联系。八月十三号，我中队这位功友已到期，但却没有放她，我就和我身边的功友商量，我们决不能纵容邪恶，一定坚持到底，我也想到如果教养院把我身边到期的全都调走，就说放了，我也无法对证，我不还得上当吗，我太了解马三家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时我终于悟到，我要要求还师父清白，无罪释放，同时到期的更得放。
这时，我和身边功友想办法接触一中队功友，我们共同要求，还有田莉。我和田莉在一个中队却不在一个分队，中队有意把我们分开，因为田莉也经常绝食抵制邪恶。中队楼里有个卖点，我们买东西时可以见面，中队为了阻止我和田接触，规定时间，不允许两个分队一起上卖点，而且我说的每一句话包夹都得向中队领导汇报，我被严密监控。
这时车间重新铺活，我被调到最后机台，而田莉出工我可以离她近一点，在这险恶的环境里，我们早学会用目光交流，因为在车间我们可以去厕所，我想到可以乘上厕所机会与田莉说。这天我不时地一边干活一边看田莉，发现田莉也正看我，我立即站起来往厕所走，田莉也明白了，也往厕所走，我们在厕所见面后，我告诉田莉向教养院提出到期释放问题，因为田莉也快到期了，因为我时刻被监视，我到厕所车间四防和一个普教立刻跟过来，看我和田莉说话，立刻阻止，田莉的包夹推走田莉，田莉与四防争辩，四防恶声恶气地说，盛大队长告诉的，就是不允许你们法轮功说话。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因此事田莉包夹被盛影加期十天，我和田莉说话时，为了不让我们听清彼此说的内容，田莉包夹和四防不知一点廉耻地大声叫嚷，我告诉田莉八月一号我交了材料，她错听成九月一号我想干什么，四防也向盛影谎报说我告诉田莉九月一号绝食，这时我们还没机会与一中队功友说清楚。为了阻止我与其他功友接触，我机台上的打线器坏了，每次都到一个功友那打线，我也借机与她切磋，李书环就让修机器师傅把我机台打线器修上，以达到不让我接触功友的目的，但却冠冕堂皇地说为我方便。我就对工人师傅说这个打线器没法修了，师傅说没法修也得修，领导告诉我修，我说这是阻止我和功友说话，这个师傅把我说的话告诉了指导员李书环，李就把我叫到前边，恶声恶气地训斥我。面对这没有善念的恶警，我再也不想说什么，我的泪水却夺眶而出，我整整哭了一下午，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这时李书环有些害怕了，问我哭什么，无论她怎么问，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再也不敢对我大喊，队长也来安慰我，因为她们知道我交上材料后，我要求的问题并没彻底解决，还有许多到期的功友并没放，而且我要求还师父清白，无罪释放我，她们太了解我了，我坚持的事情，无论怎么打压，怎么诱骗，都动摇不了我，我一定坚持到底的，她们知道我不会罢休的。
九月一号，田莉真的绝食了，我身边的两个功友也开始绝食，因为我们每一次绝食抗议，教养院都要疯狂镇压，电棍电，酷刑折磨，功友们承受非常大，坚持到底的很少，而这次仅我们五个，多次绝食抗议。我非常清楚教养院怕出人命担负法律责任，这些毫无人性的恶警，他们根本不拿我们的生命当回事，他们怕出人命，决不是他们有良知，爱惜我们的生命，他是迫于一种压力，出来后我才知道是国外功友的声援，恶警们想向世界人民掩盖丑行，以达蒙骗和毒害世界善良人们的目的。为了让世界了解的马三家的邪恶，制止罪恶的蔓延，惊动世界人权组织帮助我们，减轻功友们的承受，我就告诉几个功友，如果有一天我永远地走了，请记住我的经历〈我把每次挨打的时间告诉了好几个功友〉，我走后，把我所遭受的迫害公布世界，揭露邪恶对我犯下的罪行。我不愿离开深爱我的父母，不愿离开功友们，是马三家夺去了我的生命，我是为抵制邪恶迫害，捍卫宇宙真理而死，希望你们坚持到底，不要让我的付出白付出。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号，我的身体己非常虚弱，教养院让我家人来接我，让我写个出去后不参加法轮功活动、不进京上访的保证，我坚决地拒绝了。我亲人替我写，我当场声明作废，我说谁也代替不了我。盛影就让我在号里等着，午后一点，让我父亲把我带回，回来后我才知道，盛影让我父亲押了五千元钱，还说我绝食费用五百元也得掏，父亲拒绝了，但为了及早把我接出教养院，父亲被迫在五百元灌食费条上签了字，每灌一次三十元，每天输液一百元，象强盗抢钱一样。至今五千元钱还在教养院手里。
到此时我在马三家教养院呆了一年零十一个月，在这个邪恶的魔窝里，度过了艰难的每一天，直到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回来后，功友们拿来了师父的新经文和新讲法，看完师父的教诲，我非常激动，感到自己出来的太晚了。看了明慧材料，知道国外功友一直声援我们，帮助我们，看着国外弟子为减轻国内弟子的迫害所付出的一切，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没有国外弟子的声援，即使死在里面，邪恶的马三家也不会放我的，亲爱的国外同修，让我再一次地谢谢你们。
身体恢复以后，我又溶到正法洪流中，二零零二年的四月，我又一次被邪恶迫害，因为我们那里的大街小巷挂满真相横幅，和真相高音喇叭，邪恶恐慌了，恶警绑架一功友，我在这个功友家，本来有机会走脱，由于正念不强，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恶警绑架到分局，因为我不配合邪恶，什么也不说，被一个高个子恶警打了两个耳光，还有几个恶警辱骂，并抢走我身上仅有的四十元钱，最后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判拘留我十五天，被关押在锦州第一看守所。我绝食抗议，第六天，被当地公安局和我父亲接回，当地公安局又给我判了十五天，但没送我去拘留所，让我父亲把我带回家中。
六月二十八号，在当地一资料点，由于恶人举报，公安局以查户口为名，叫门，一功友开了门，开门功友走脱，我和另一位功友在屋里，被绑架。为帮助功友逃脱，我就拽恶警抓着功友的手，我被众恶警踩在脚下，一恶警抓起我摔在地上，用脚踢我，后来被送到看守所。恶警抢走我身上的五百元钱，还有皮包里的两千元钱、手机，还有衣服。另一功友身上的四百八十元钱，还有屋里的摩托车等物，全部洗劫一空，家人向恶警要，至今也没给，而且不承认拿了我皮包里的钱和手机，真是一群强盗。当警察提审我时，问我都干过什么，我告诉他，只要是救度众生的事我全想干，只是我的能力有限，否则我全都干，我想我救人难道还有错吗，我干的都是正事，如果我自己都认为干的多罪就大的话，那岂不是我自己就承认救众生是错的，警察被我说笑了，因九九年就和他们打交道，已经非常熟悉。他说那我全记上，我说你记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给你签字，他让我说出走脱功友的名字，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就不用费心了，我宁死都不会出卖人的。我绝食抗议，第六天晚上，生命垂危，被接回家中，检查院和法院的人就来我家中办案，作为本地区大案要案，准备给我判刑，我说我没有罪，我不接受审判，他们准备在我家开庭，我就在功友的帮助下，来到外市，流离失所。重又溶到正法洪流中。
最后就让我们以师父的话作为共勉，“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